建筑中的现代中国（作者：张法）

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的现代性历程虽然有一个内在的总趋势，让人可以作一个总体性的把握，但在表现形式又异常的丰富和多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呈现出来不同的面貌。这里，且从建筑领域选取不同年代的四个实例，以呈现中国现代性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建筑上的凝结，使人们从建筑上去体会中国现代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一、 水的内蕴
　　
　　北京西郊，有一座皇家园林，名叫颐和园；园内曾经住过一个女人，名叫慈禧太后；她掌握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长达40年。从今天回望过去，这位女人拼尽全力要做的，仿佛只有两件大事，一是保住大清江山，一是保住颐和园。最初，这个山明水秀地方中的园不叫颐和园。而叫清漪园，建于1750年清王朝最辉煌的时代。清漪园的出现，既是乾隆盛世的政治骄傲，又是乾隆盛世的美学表现。当慈禧登上最高政治权力，双眼望园的时候，这里已是一片废墟。1860年，英法联军把园给烧毁了。在慈禧的眼中，清漪园的烧毁，既是中国民族的一次战争惨败，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美学毁灭。应该是这位最高掌权者，把美学的毁灭看得到高于军事的失败，以致于后来朝廷挪用了重振海防的海军军费来重修此园。历时两年（1886年至1888年），新园建成，慈禧太后终于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美学复兴，而且让它有了一个可以和自己永远连在一起的新名：颐和园。在那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中行进的慈禧太后，以后就长年住在这里了。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女人当时的滋味，一边欣赏美园美景，一边思考着王朝面临的复杂的政治事务。我们知道，她的政治思考并不成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再遭洗劫；然而她的美学决心却一如既往，再毁再修。在美学上，这位爱美的女人又一次成功了，1902年颐和园重修如旧。在重修颐和园的同时，慈禧太后主持了被史学家命名为清末新政的政治改革。与重修颐和园的成功完成了中国美学的复兴相反，这个女人的重振清室的政治劳作，却惨遭失败。由她苦心经营的清王朝很快走向了灭亡。
　　这个女人一生想做两件大事，但只做好了一件。其实按照历史学家们的看法，慈禧太后没能做好的那件事，本就是做不好的，清王朝在历史的劫数中注定了要灭亡。倘真如此，那么。她做好的了这件事，就有了另外的意义。我不懂历史，也不想被纠缠进关于那个女人的是是非非的争论中去，只是每当在颐和园游步的时候，我就不禁要想，那个女人为什么一定要修成颐和园，修好颐和园？
　　颐和园达到了中国园林境界的一种极至。颐和园之美，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写了厚厚的一本书，还不能完全写出颐和园的美。这里，且以颐和园的水为例吧。在世界各文化的园林中，有湖有池，但那些湖那些池多为几何形，一览更知。颐和园中的水是昆明湖。你能说说昆明湖是什么样吗？说不出。因为昆明湖是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向你呈现的。中国园林美学在设计上有四大要项：置石、叠山、理水、莳花。昆明湖以怎样的方式向游人呈现，就与“理水”这一美学原则相关。中国园林之美，“理水”之“理”是大关键之一。
　　从颐和园的正门——东宫门进去，靠山而建，是一群院落，仁寿院、德和园、乐寿堂……在这些院园内的墙上，有一个一个的墙窗，各种形状的墙窗，方形的，圆形的，棱形的，六角形……透过墙窗，外面就是昆明湖。各种墙窗犹如一个个取景框，更像一个个画框，昆明湖以一幅幅小画的方式呈在游人的眼中。这时，昆明湖似画，又是湖，是湖也作为画。当年的那个女人，就曾在这以仁寿殿为中心的院落中，一边漫步，一边看着窗画中的湖，一边思考着她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接着，从邀月门走出院落，进入长廊，昆明湖又是另一番景象。从廊中看湖，廊柱两根一组,构成一幅幅大画，随着人在廊中移动，浩浩湖水也在廊柱间缓缓地一幅一幅展开。这时的昆明湖就像一幅长长的屏风画，一一呈现在游人的眼前。到了排云门殿前的“云辉玉宇”牌楼，进去，踏着仅容一人宽仅比人略高的爬山曲廊里的石阶上山，这时看不见湖,是但这不见恰是为了上山去更好地看湖。曲廊中的石阶特别的狭窄让人感到挤压，但这时的狭挤，是为了山上观水的铺垫，从美学法则上说，是“欲放先收”。上得排云殿，眼前立刻大放光明，昆明湖显出了它的浩大，一片开阔，饱收眼底。墙窗中看湖是窥，长廊中看湖是平视，排云殿看湖是眺望俯视，人与湖形成三种观看关系，湖呈出三类不同的面貌。然后，下得山去，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中看湖，湖一会儿被山所遮，一会儿又从山路中显出，一会儿在树林的空中出现；墙窗时，湖在一个个窗画中有规律地呈现，长廊时，湖在一根根廊柱之间有规律地呈显，现在，湖在山、林、路之间无规律地随意性呈现；又形成三种不同的面貌。半山中有一组房屋，云松巢，构成一种对湖的新视角，比排云殿上低，比山下高。山上、山腰、山下，形成湖水呈现的另三种样态。下得山来，抵石舫，乘船入湖，碧波荡漾，船中观湖，船在湖中，人仿佛与湖融为一体，这时的湖又是一种境界。昆明湖在作了如上多姿多貌的呈现之后，还可以荡舟后山。在前山之时，一边是金碧辉煌的排云殿，一边是白洁如玉的十七孔桥，一边是楼屋掩荫的龙王庙，一边是远山如黛的玉泉山，四面生辉，湖也显得一派锦秀。来到后山，则尽是绿水、青山、小桥，船行其中，昆明湖显出了它幽静的一面，偶闻一二鸟声，更觉山静湖幽。再进入苏州街，湖水一变而成江南小镇中的街中之水……
　　湖就是这个湖，景却不断地变化，这样的细腻而丰富，如此的含蓄而韵长。在湖景的变化中，你会不会想起那个让这个湖得以美丽的保存的女人呢？在清漪园被焚毁之前，她是咸丰皇帝的妃子，就在这里住过，在颐和园建成之后，她是大权在握的太后，还是住在这里。女人如水，中国的女人对中国的水，应是别有一番感受，别有一样情怀，别有一种感悟。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昆明湖的丰富和变幻与那个女人的丰富和变幻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那个女人的两个梦，一个破灭了，永远地，永远地；另一个实现了，这个实现了的梦，颐和园， 1998年12月2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将永永远远地存在下去。水如女人，当你徜徉在昆明湖边的时候，你会怎样去感受那如梦如幻的湖水呢？
　　
　　二、 陵的精神
　　
　　南京东郊钟山东峰小茅山南麓，坐落着一派气势宏伟的建筑群，这就是中山陵，孙中山（1866至1925）的陵墓。在中国，只有帝王的墓才可以称为“陵”。一个“陵”字，呈现出孙中山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中国历史在从帝制转向共和的关键时期，有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从朝廷内出来的袁世凯，一个是由朝廷外进行革命的孙中山。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要复辟帝制，让自己的声名陷进历史的泥潭中，孙中山却因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现代崛起而奋斗，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象征。孙中山病逝的那一年，正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精诚合作，共创辉煌的蜜月时期，作为革命阵营的总领袖，孙中山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共同拥戴。这一特殊时期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效果：无论是国共的相互斗争、各自的政治分治，还是国共有了统一中国的愿望，孙中山永远是中国现代性的象征。这一象征以建筑的形式定格在中山陵里。
　　中山陵依山而建，座北朝南，有古代帝陵的基本理念；陵沿山形而上趋，气势宏伟，氛围肃穆，有古代帝陵的基本格局；走向陵区，有广场、牌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墓室，是古代帝陵建筑的基本元素。然而，在对这些建筑元素的具体设计中，从陵前的广场到墓道的石阶，从牌、坊、碑、门楣、屋、檐堂额中的书法内容到堂中的大理石坐像和墓室内的大理石卧像，又呈现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理念，让人清楚，这里不是古代的帝王墓，而是现代的领袖陵。从皇帝到领袖再到有任期的民主型领导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历程。然而，在领袖之中，无论是那些曾想当领袖而未成功的人中，还是想当领袖已成功的人中，唯有孙中山，拥有这样一座气度非凡的陵墓，这里内蕴着丰富的政治史和思想史内容，而这丰富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又具体地体现在建筑形式上。
　　

　　古代帝陵是肃穆的，在一种天地循环中养尊处优地存在；中山陵也是肃穆的，但这种肃穆要突出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公众性。因此陵前有广场，服务于群众性的瞻仰，375米长的墓道也不像帝陵那样，是一条夹在石人石兽中的狭道，而是70米宽的大道。从牌坊、墓道、陵门到祭堂、墓室的长道上，不断地在匾牌出现的名言警句，正是为公众而设立：广场南门的铜鼎面上的“仁”、“智”、“勇”，牌坊上的“博爱”，陵门上的“天下为公”，祭堂檐上的“天地正气”，堂前廊庑石拱门楣上的“民族”、“民权”、“民生”，堂内四壁上刻勒的《建国大纲》和《总理遗嘱》，加上堂中孙中山的4.6米坐像和像四周反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六块浮雕（“如抱赤子、出国宣传、商讨革命、国会授印、振聋发聩、讨袁护国”），以及墓室外门上的“浩气长存”和室内的大理石卧像，无不是在用一种艺术方式向公众传达着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理念。这时，人们已经感觉不到一种帝陵的古意，而完全沐浴在中山陵的现代观念之中。
　　然而，中山陵仍然是具有一种中国的“陵”意。它以一条南北中轴线显示了一种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条中轴线让参观中山陵的人，在沿牌坊、过墓道、穿陵门、到祭堂、至墓室的时间过程，用一种建筑的形式，不断地增加着对孙中山的崇敬，在这一精心设计的建筑时间中，孙中山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与中国现代民族理想融汇为一体，就是这种理想的代表，成为了这一理想符号本身。正是在这一建筑形象中，孙中山成了中国现代的伟大领袖。中山陵的公众性建筑设计，在以政府组织的在各重要节日、纪念日以及其他特定时间进行了集体参谒陵墓的仪式性活动为主、以民众日常参观为辅的年去年来参谒活动中，得到了最后的完成。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符号，就在建筑、仪式、参观的三结合中固定了下来。
　　孙中山能够有如此一个气势恢宏的陵，又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阶段相关联，那是一个中国最受压迫，最需革命，急需唤醒民众的时代。中山陵的整体平面被设计成为一个钟型。从某种角度说，孙中山的一生的努力，都是在竭力唤醒中国、唤起民众，因此，中山陵的形象同是也时孙中山一生的形象：一个“唤醒民众，以建民国”的巨钟。唤醒者与被唤醒者的关系，正是一种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钟型建筑完成了一个领袖的形象塑造，同时也象征了中国现代历程的艰难。理解这种艰难，中山陵不同于古帝陵的一个特点突现了出来：从广场，牌坊、墓道到陵门，几乎是平道，一过陵门，出现上向的石阶，突然向上，给人一种巨大的惊震感，在这一视觉的惊震感中，仰视抬脚，拾级而上，孙中山的形象随着脚下的一步步上升而崇高起来，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以一种建筑的形式，随着脚下的一步步表现出来。
　　一个有着伟大传统的民族在现代性进程中所需要的觉悟、领袖、奋起、斗争，在一个建筑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正是这一体现，使中山陵成了中国现代性中的一个政治符号。
　　中山陵还是中国现代性中的一个建筑符号。自1840年以来，西方建筑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条约口岸城市大量出现，随着清末新政进入北京，民国之后更是在全国普遍开来，一个“中国建筑向何处去”的问题摆在了中国文化学人和中国建筑学人的面前，1920年代，中国建筑精英提出“中国固有形式”的口号，在这一口号下，一批结合中西、发扬传统、突出现代的新型建筑出现了，中山陵是其中的一个经典。近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建筑的方向在理念上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山陵作为一个建筑经典所包含的丰富的问题，仍值得人们去思考。中山陵是从40多件应征方案中选出来的，31岁的建筑学家吕彦直（1894至1929）一举夺魁。孙中山为中国的现代革命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他奋斗一生，含恨而逝；吕彦直对中山陵有一种紧迫感，他呕心沥血，积劳成疾，1929年 3月18日，正当中山陵的主体工程，墓室和祭堂，即将完工之际，不幸去世，年仅35岁。
　　面对中山陵，人们会想起两个人，孙中山和吕彦直，想起围绕着这两个人的中国现代氛围和中国现代精神，也会想起由这两个人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性的难题，这些难题有的已经随历史而消逝了，有的至今尚未完全得到解决。
　　
　　三、 塔的符号
　　
　　要从建筑上理解中国，有两个地方的标志性建筑，是不可不特别留意的，一是北京，一是上海。当被命名为“东方明珠塔”的上海广播电视塔，历时3年多（1991年7月30日至1994年10月1日）完工，以亚洲第一高度，屹立在黄浦江畔的时候，不仅呈出了一个上海的名片，而且显示了一个意味丰富的中国象征。
　　要理解古代中国，北京的故宫和天坛似一份建筑说明书，要理解现代中国，上海的建筑则如一部文化心灵史。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深圳开始突破性的试点，在上海达到一个高潮，1990年代的浦东开发，使上海重获中国经济的领头地位，东方明珠选取了的亚洲第一高度，不仅是对上海在全国地位的重新确认，而且也是中国动向的一个重要象征。意味深长的是，在深圳作为改革排头兵的年代，没有出现一个典型的建筑象征，而在上海一跃而前的时刻，一个众望所归的建筑符号灿然显出。正如上海1842年以来，以第一口岸城市显示了中国的现代性时尚，作为新时代象征的东方明珠塔，于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矗立在太平洋边上，显示了一个东方大国的胸怀。
　　东方明珠塔高468米，亚洲第一，与加拿大多伦多电视塔和俄罗斯莫斯科电视塔共为世界最高三塔。用高度来显示一种文化意义，不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乃为西方文化的强项。中国的建筑多以一种群体性展开来显示一种空间的宏伟，西方的建筑则以一种向上的高度显示一种美学上的崇高。在中世纪，基督教堂的高，成为一城一镇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心性象征。随着现代文化在西方兴起，现代建筑也是越来越高，而今在每一个现代都市里，摩天大楼含着现代科技内容，大大高于基督教堂，正是现代性胜利的象征。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现代文化的全球化，从建筑上来说，就是“高度象征”的全球化。当上海具有了中国现代性的象征地位之后，呈现的同样是一种在高度上与国际时尚共进，上海1843至1895年出现二三层高的建筑，1895-1908年，一批三四层高的建筑出现，1908至1919年，五六层高的建筑涌现，1919至1927年出现十层以上的建筑，1934年建筑成国际饭店高达二十四层。高只是一个普遍性的现代尺度，而在高的同时要显示一种中国特色，这就集中在上海的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上。在仅有三里长的临江线上，矗立着52栋不同国度和风格的高楼大厦：英国式、法国式、西班牙式、希腊式、文艺复兴风格、巴洛克风格、芝加哥学派类型……在这里交错展开；古希腊的柱式、罗马的穹窿、哥特式的尖顶，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阳台……在这里相交辉映。外滩建筑在历史之手的天作之合下，以一种建筑的方式，既明显了中国人与时俱进的“东方巴黎”心态，又暗蕴着中国人固有的容纳万有的胸怀。上海外滩也因此成了20世纪前半期上海的城市名片和当时中国现代性的特殊符号。而东方明珠塔在世纪之交的出现，不但更换了上海的城市名片，而且更新了中国现代性的符号。
　　如果说，工具演化是人类演化的一种标志，石器、铜器、铁器、机器、电器，构成了文化演化的不同阶段；那么，在上海，外滩建筑群体现的是机器时代的魅力，而东方明珠塔呈现的则是电器时代的光辉。如果说，媒介演化是人类演化的一种标志，口传、文字、印刷、电子，构成了文化演化的不同阶段；那么，在上海，外滩建筑群闪耀的是印刷时代的光芒，，而东方明珠塔突显的是电子时代符号。上海外滩以一种视觉上的建筑多样性显示了中国人的容纳万有，力争上游的精神。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功能本身，就集全球信息交流于一塔，中国与世界之间来来往往的信息在视觉上是看不见，但操纵着全球信息流动的广播电视塔却是视觉可见性的。这一可见的东方明珠塔，以其自己的美学高度，显示了自己所容纳的世界的广度，宏扬了中国人与时俱进，力争上游的精神，而成为时代和时尚的象征。
　　

　　高高的东方明珠塔，从下而上由塔前广场、塔基、三根直径为9米的擎天立柱、下球体、上球体、太空仓、五个小球、发射天线杆诸部分构成。大小球体的不断重复，犹如宇宙的原子结构，让人联想到一个科学的宇宙，而矗立向上的身躯，宛若飞船火箭，让人想象到最新的科技前沿。当你远处观塔时，塔身的上下两个巨型球体显得特别突出，又像两颗红色的宝石，再两旁一看，塔边江上，一边是扬浦大桥，一边是南浦大桥，就像两条巨龙，腾江而起，形成二龙戏珠的效果。如果说，第一种仰观，让人感到一种火箭的速度象征和一种太空的浩茫意境，第二种远观，让人感到一种龙的飞舞和珠的美丽；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美学讲究的是远近游目，上下往还，当你的视线由远而近，由下而上，又由上而下之时，塔身上11个球体，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其视觉结构，又仿佛从高蓝的天空有韵致地串落到塔下的绿茵草地上，呈现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中国式的音乐境界。中国美学认为：“乐，天地之和也。”如果我们把龙的飞舞看成古代文化之道的呈现，把珠的圆润看成古代文化之道的象征，把原子的结构看成现代文化的天体的音乐，把火箭飞船的遨游，看成现代性的天人合一的乐章，那么，东方明珠塔则以建筑的形式在演奏着中国式的天人合一的新曲。
　　中国建筑美学，既讲究以下观上，又要求以上观下。当你在外滩隔江远望，在塔下的广场上近身仰观之后，可入塔内，乘电梯上塔，塔的下球体离地90米，内有一个观光廊，塔的上球体离地263米，是一专设的观光层，再上，是离地350米的太空舱。塔上观下，每上每异，近俯塔下广场，再看江对面的外滩建筑群，再远可见人民广场、南京路、豫园商场，全市景色高低起伏，尽收眼底，还可远望佘山、崇明岛、长江……在塔内，回环移步，仰观俯察，远近游目，中国传统的审美视线在一种最现代的登高形式中得到了合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古代感悟，在东方明珠塔中，会让你突然觉得有了一种现代新意。
　　东方明珠塔又是中国人在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创造。这塔不仅是广播电视塔，代表了科技文明，还是观光塔，意味着审美情趣，也是生活型的塔，呈现一种时尚：塔内有面积18000平米的商场，经营服装、食品、皮具、金银手饰、工艺美术等，让你有日常购物感；塔内有上海历史博物馆，展示上海近代的历史变迁，让你回望历史；塔底有科幻城，森林之旅、南极之旅、魔幻之旅，迪尼剧场、欢乐广场、激光影院、动感影院、探宝车、藏宝洞，让你驰骋想象；下球体内，不但有观光环廊，还有太空梦幻城；上球体内不但有观光平台，还有旋转茶室、餐厅，DISCO舞厅、钢琴酒吧；太空仓内不但有观光层，还有典雅豪华的会议厅和咖啡座；五个小球中，是环境舒适，情趣别致的20套客房……这里，一种后现代的拼贴呈现出来，而这，恰是东方明珠塔作为时尚符号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从这一上海片名中理解中国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与外滩的万国建筑群隔江相对，在一种中国人的审美视线里，东方明珠塔把外滩建筑群包容了进来，成为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呈现出了内蕴独特的上海形象，非常地耐人寻味。
　　
　　四 、街的象征
　　
　　北京是中国的象征, 北京有很多中心，政治的中心是天安门广场，商业中心则是王府井，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变化引起了天安门广场变化，19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变化引起了王府井的变化：王府井成了步行街。历时8年（1992-1999）精心打造出来的王府井，成了中国都市进入消费社会的象征。正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天安门广场的出现引出了各省会城市的政治型广场的普遍出现一样，进入全球化消费社会时代的王府井步行街的出现引出了中国各大、中、小城市中步行街的出现，现在每到一个中国城市，步行街，都成了这一城市的城市名片。
　　王府井步行街，具有了中国历史上社会和文化转变的象征符号意义。
　　王府井作为中国第一步行街，其主题、其结构、其元素，对整个中国的步行街都有重要影响。走在由红色花岗岩石铺成了810米长的街道上，你会感受到中外的交汇，古今的贯通，不但体验到商业、消费、生活、闲适、现代，还会感受到文化、历史、艺术、情趣、心境。
　　享受购物，是王府井的第一主题。步行街南口，与长安街相交，东方广场，由两座巨型的现代建筑形成，对步行街做了一个豪华的延伸，下面的地铁站，接联了整个北京城，东方广场的建筑形式，从内到外，体现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当代型（理论界关于东方广场的争论，内蕴了中国学人对当代性的分岐）；步行街北口，是新安商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东安商场，与陆军部、奉天火车站、家事试验场、北京饭店等建筑一道，构成了北京建筑现代化的第一次浪潮。现在的新安商场，在空间体积和外观高度上已经现代化了，但在建筑的重要部位（房顶的檐和大门的柱）上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原素，让人依稀想到老东安的年代。步行之之中，是北京百货大楼，这是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商业第一楼，该楼保持原来的基型，虽做了细部在新饰，仍可感20世纪50年代建筑的雄姿。特别是楼前是劳动模范的半身塑像，把共和国的荣誉制度作了一个艺术的体现。一个商业主题，三种建筑类型，三个历史时期，构成了步行街主调。这一商业主题，在大街上被做了丰富性的延伸，漫步街上，有各种传统老店，如四联美发店，有各类国际新店，如麦当劳快餐店。不但有物质性的消费，让你美发、美身、美容、美腹……还有精神性消费，有保持了80年代建筑风格的外文书楼，有装修时髦的图书大厦，有采用传统形式的工艺美术大厦，有字画店，玩艺店，文具店……让你美心、美情、美意。
　　谈到心、情、意，整个步行街，是各种建筑风格的展示，有完全的中国风格，如小吃街，中国门楼，中式的店面，中式招牌；有完全西方风格，如图书大厦，玻璃门面，几何分割，非常现代；有中西结合，如工美大厦，西式主体上，盖一中式大屋顶；整个步行街高低起伏的建筑所构成的天际线，具有一种韵律的美感，构成这一天际线的，有现代的平顶、有中国的大屋顶，也有基督教堂式的尖顶，伊斯兰建筑的圆顶……能欣赏王府井步行街的天际线，是你欣赏趣味的体现。
　　步行街的特点，第一是街，第二是步行，因此这里街中是街，店内也是街，东方广场内、新安商场内，构成了一条条的屋内之街。在这样的街中，步行成了一种享受方式，你要休闲地、悠然地、欣赏地步行，因此，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吃式，有单一的吃店，集中的吃楼，有专门的吃巷；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物，全面地勾起你的消费欲望和观赏欲望，让你买，也让你看；当然，最能体现步行街的闲情的，就是那街中的五彩饮棚，街边的风格坐椅，街头的民俗雕塑。这三种元素具有一种“现代消费”的闲适情味，已经成了后来全国各城市步行街中的基本要项。饮棚，让你边吃边看；坐椅，让你边休息边欣赏；你看雕塑时，让你显出了种艺术气质。
　　步行街，让中国城市完成了一种性质转型，让中国人完成了一种心情变换，而这两个转型，是从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开始的。到北京，不可不去王府井步行街哟，那里，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特定的时代、文化、历史、艺术，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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