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东《傲霜》192cmx166cm
当今，每一位中国画画家都面临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如何对待外来艺术、如何对待当代生活的问题。青年画家张海东对这些问题有独到的理解与实践。他现为黑龙江省画院专业画家，其作品曾入选第九、十届全国美展，“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全国第八届‘群星奖’大展”等重要展览并多次获奖。
张海东是一位性格内向，思想深刻，并对艺术极具敏锐感觉的人。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说熟悉，是因为这些作品有着我们民族绘画的重写意，重境界的东方神韵，并且从艺术形式上也符合工笔画的一些基本特征；说陌生，是因为这些作品无论在形象、语言、技法，乃至创作过程都和我们以往见到的工笔画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出现了形式主义美学所说的语言“陌生化”的特征。如果拿这些作品和所反映的生活相比较，又有了一定的“假定性”，也就是产生了和反映对象的非同一性。假若再用创作方法，或艺术流派来衡量，很难把他的作品归结到哪种创作方法或艺术流派里面去。但细读他的作品，又确实是从对当代生活的感悟、感受中来，也具有相当强的浪漫气息，当然也会从中发现立体主义、象征主义的影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他在一篇短文中透露了些许消息：“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片土壤，中国既然有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根基，自然会有许多精华所在，对此我们不但要继承还应不断地挖掘和拓展，植根于传统文化这片精神土壤，同时不断地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新观念，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既然是好的东西为何不拿来为我所用呢？这样我们所说的‘民族的’才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让传统文化焕发出现代光彩。”“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不断地挖掘新东西，创造新语言。我觉得画家把自己的想法、个性的语言在画面上表现出来是最重要的，根本不必刻意强调自己归属什么流派。”从以上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绘画一方面植根传统，同时借鉴外来艺术；另一方面用个性语言表现自己的艺术理想。
下面我们就其作品来分析这些变化。首先看一下画面的诗化境界所传达的东方文化神韵。张海东在创作中由于这种诗化境界、东方神韵的追求才导致了造型、图式、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在画面中才出现了那种似是而非、亦真亦幻、如梦如烟、诗意的朦胧效果。这在他的《金色斜阳》《秋实》《风系列》《箫声系列》《地平线》等作品中都呈现了这一特征，即使在那相对来说严而肃之的《守望家园》中也不例外。虽然他的作品来源于现实世界，但他所传达的并非现实实体的外部世界，而是经过主体心灵转换的，由东方传统文化润泽的诗意化的世界，这是一个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艺术世界。他在接触这个现实世界时更多的不是客观的“体验”，而是主观的“感受”和“感悟”。比如他的《傲霜》是他在失意的心境下，听到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倍受鼓舞，才萌生了《傲霜》的创作冲动。而《守望家园》很显然是要表现中国军人守望家园的责任与神圣使命。但对伟大祖国这一美好家园却做了虚拟化的处理，看上去这个“家园”繁花似锦，但又似花非花，那位守护家园的军人，也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代表了所有的共和国的军人。因此张海东的画是一种譬喻、是一种象征。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的画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境界，我这幅画虽然是大主题、大境界，但不画大场面，不画具体的场面，那样画境界反而小了，要用少少许胜多多许，以少胜多，以小见大，我的画是象征。”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另一幅画《吉隆坡之夜》。他到吉隆坡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个车水马龙灯光闪烁的“玻璃”城。他极力想把这种印象传达出来，起初采取了具象手法，但是总觉得没能把他的那种感觉画出来，最后采取了这种几何分割的立体主义手法，才概括地传达出那种灯光闪烁的“玻璃城”印象。我在这里还要提到两幅作品，一幅是《地平线—1》，另一幅是《断痕》，这是两幅截然不同的作品，前者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和浪漫主义精神，后者则又具有深沉的理性思考。《地平线—1》描绘一匹白色骏马漫步在地平线上，一条加大弧度的地平线，就变成了地球的轮廓线，白马漫步在地球的轮廓线上，大胆的想象与夸张，简直和庄子寓言《逍遥游》中对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鸟的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庄子的浪漫精神一脉相通。在《断痕》中一匹骆驼闯入了这个喧嚣的现代化的城市，被拦截在道口交叉处，惊恐的骆驼嘶鸣起来，一种对现代社会不适应的反差与矛盾被突显出来，使这幅画充满了理性精神。而有些作品在具体的作品制作过程中又渗透了一定的非理性因素。他在画《氤氲四季》时，事先没有统一的构图，而是采取了随机生发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西方就被看作是非理性的，在中国传统画论中就是郑板桥讲的“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这个趣在法外，就是要达到一种与造化相通的化境，达到艺术家精神的高度自由。这幅大画就是这样完成的，表现出了画家极强的控制画面的能力，这不仅要时时考虑画面的虚实隐显，还要不断地调整视觉平衡，最后还要保持整幅画面的完整性。这样就使理性与非理性结合了起来。
为了表达这种诗化的境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画面氛围的营造上，他要营造一个朦胧迷离、亦真亦幻的境界，这样他就必须在保持物象外轮廓整一的前提下，模糊局部轮廓，产生一种好似水中倒影的效果，在这里物象的清晰与模糊，虚与实、隐与显形成复杂多变的层次，不仅营造了整体画面氛围，突出了诗化境界，也使画面更好看，更耐看。当然还要提一提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不是“典型化”的，也不是“个性化”的，而是一种“中性的”形象，是符号化的，她们只代表了一种诗意栖居的精神状态，因此这种形象带有虚拟性、象征性的特征。这在《金色斜阳》《箫声系列》《氤氲四季》中充分地表现出来。一种飘逸、闲适、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融合于那种朦胧迷离亦真亦幻的氛围当中。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现实的还是浪漫的、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只要符合他的创作需要都通通地拿来，并且拿得那样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如果没有强烈的创造意识，开放的创作心态，广阔的文化视野，宽广的艺术胸怀，是难以做到的。我们不能说他已做得尽善尽美，也不能说是唯一的正确，但至少是在艺术发展呈多元格局的今天，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文/于显达，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