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希腊古典“和谐美”与中国古代“中和美”（作者：曾繁仁）

一个民族的美学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内在本质的体现。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美学精神，这种美学精神以其特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为其土壤。西方古代的美学精神是古代希腊的“和谐美”，而中国古代的美学精神则是先秦时代的“中和美”。这两种美学精神固然有其相同之点，但更多的则是相异之处，影响几千年，直到当代，形成各有其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真可谓两峰对峙，双水分流。本文拟以希腊古典“和谐美”的论述为主，同时论及它与中国古代“中和美”的相异。
一
希腊古典美包括艺术及理论两部分。它在人类美学史、艺术史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希腊古典美学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类早年的伟大创造，同时也是人类引以自豪的永恒骄傲。黑格尔指出：“这个民族值得我们尊敬，因为它们创造出一种具有最高度生命力的艺术。”（1）对希腊古典美的研究探讨是美学史、艺术史的永恒课题。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学理论就是对这一古典美进行探讨、总结的光辉结晶，留下了人类早期对美的哲学思考，给后人以深刻启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的艺术及美学理论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类美的艺术及理论的源头之一。希腊古典艺术本身，在题材、风格与方法技巧等各个方面都成为后世西方艺术的源头。而其美学理论也是西方后世美学理论的源头。恩格斯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2）希腊古典美本身即成为西方美学史上的重要研究课题。从新古典主义，到文艺复兴，到近代温克尔曼、莱辛及黑格尔都有大量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篇章。古希腊艺术与美学理论也是人类美的艺术及理论的典范之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他还指出，古希腊艺术作为人类童年时代的作品“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3）在艺术史上，希腊古典艺术被西方各代艺术家奉为典范，而古希腊时期的美学论著则被后世奉为法典。如柏拉图的文艺对话，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以及他们的论著中所涉及到的摹仿说、悲剧观、三一律等等，都成为西方美学与文艺学历史上永久的研究课题。
古希腊美的艺术及美学理论在当前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文学艺术是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崇高情感的集中体现。它同任何产品不同，不会随着时间推移消失其价值，反而同历史的发展成正比。历史越朝前发展，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愈发闪现其夺目的光辉。美学史家鲍桑葵指出：“任何东西都不能和伟大的美的艺术作品相比。只有这些伟大的美的艺术作品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日益重要，而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日益不重要。”（4）在当代，希腊古典美的艺术及其美学精神具有永久的欣赏价值，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许多人面对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与建筑，留连忘返，为其伟大的艺术创造力所震撼，甚至被感动得流下泪水。因此，当代人也可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作品中体悟到人类伟大的创造力量，从而受到鼓舞，成为人类生存、前进、创造美好生活的永久的动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作品都是二千多年前、甚至是四五千年前人类早期的艺术创造。在那样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在生产力极不发达、人类的生存面临许多难以想象的困境的情况下，竟然能创造出如此美妙而崇高伟大的艺术作品。这不仅标志着人类伟大的创造力，而且集中反映了人类不畏艰难、胜利前行的伟大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创造力与精神力量给我们以永久的鼓舞、感召与鞭策。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发掘出人类初始阶段理性的光芒，及其对美的体悟与探索。古代希腊罗马艺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艺术思想，它的理论成果所总结的创作原则都是人类初始阶段艺术探索与思考的宝贵成果，具有原创的价值，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例如，柏拉图的《大希底阿斯篇》、《理想国》与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都被后世尊为文艺学与美学的法典，雄霸西方古代并影响到现当代。
二
希腊古典美的艺术与理论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自然的、文化的与艺术的背景。对此，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温克尔曼已经作了深刻的研究。从自然条件看，希腊是一个半岛，三面环海，交通方便，气候温和，但丘陵起伏，自然条件艰苦。而且在古希腊时期形成许多城邦，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为了适应自然条件和战争的需要，体育锻炼在古希腊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运动会成了炫耀体魄的场所，而运动会都是裸体举行的，这就为雕塑艺术、特别是裸雕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从文化背景看，古希腊时期是个多神教的时代，流传着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神话。而且古希腊时期实行城邦民主制，思想空前活跃，辩论演讲盛行，各种哲学思想高度发展，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辩士和大理论家。而从艺术背景看，古希腊时代是人类童年艺术高度发展的时代，雕塑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其它诸如史诗、戏剧，特别是悲剧，也都十分发达，创作出一批影响极大，留芳千古的艺术经典。这就为古希腊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提，而美学理论又成为古希腊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三
关于希腊古典美的内涵，也就是它的基本特征，美学史上多有论述。最著名的就是温克尔曼将希腊古典美归之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5）黑格尔则将其归之为古典型的雕塑美。黑格尔认为，这种古典型的雕塑美就是“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因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鲍桑葵在《美学史》中将其归结为“和谐、庄严和恬静”。（7）总之，无论如何概括，希腊古典美的内涵都是一种静态的形式的“和谐美”。也就是说，希腊古典美有三要素：静态、形式、和谐。而“和谐”是其核心内容。这就说明，“和谐美”是希腊古典美的基本形态。作为人类早期，以“和谐美”作为其基本形态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和谐”作为一种美的境界，实际上也就是人生的理想。事实上，只有人类才有对“和谐”的追求。作为动物，本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对象没有社会，不存在同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人类产生之后，就将自然变成了自己的对象并形成了社会。人类所面对的最基本的矛盾即人同对象的矛盾，对象包括自然与社会。而这种矛盾呈现出斗争——和谐——再斗争——再和谐……以至无穷的状态。因此，和谐是人类的理想与目标，人不断通过解决矛盾的斗争追求着和谐的境界，同时也达到了相对的和谐状态与心情的愉悦。因此，和谐既是美的境界，也是人类的理想和人生目标。但鉴于古希腊民族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却又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性。如上所述，古希腊“和谐美”是一种“和谐、庄严、恬静”的雕塑美。具体表现为：
第一，形式美的“和谐说”。古希腊“和谐美”在理论形态上是一种具体事物外在的形式的和谐，即所谓秩序、整一、对称、比例、黄金分割等等。亚理斯多德就将美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整一性”，而“整一性”的主要形式即是“秩序、匀称与明确”（8）。
第二，艺术创作的“摹仿说”。在艺术创作上，古希腊占统治地位的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再现论”，创作过程成为物质对象的“再现”，即是对于对象的“摹仿”。柏拉图首次提出“镜子说”，同时柏拉图也同亚理斯多德与贺拉斯一样坚持艺术创作的“摹仿说”。这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著名的关于“床”的理论，即所谓艺术世界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由此可以断言，古希腊的艺术创作论总体上是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内的。
第三，艺术作品的悲剧观。古希腊艺术在语言文学范围内代表性的艺术种类是悲剧，因而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悲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亚理斯多德的《诗学》之中。古希腊的悲剧美所表现的是一种古典静态的雕塑型的形式美，其理论表现即为亚理斯多德的悲剧观。具体为：性格（ēthos）的类型化；情节重心论；效果（katharsis)的陶冶说。特别是对于“katharsis”（卡塔西斯）的理解成为西方古代美学与文艺思想的长久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各种观点，有以鲍桑葵为代表的“宣泄说”，有以莱辛为代表的“净化说”，还有以我国罗念生为代表的“陶冶说”。我们认为，古希腊悲剧艺术作为古典的雕塑型的形式美，表现的是一种人与命运之争中流露出的高尚的道德情感（正义的胜利），因而以“陶冶”说为宜。
第四，代表性的艺术形式——雕塑。古典的物质的形式的静态和谐美在古希腊雕塑艺术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这样的雕塑美也体现于古希腊时期的史诗、戏剧，特别是悲剧之中。
综上所述，希腊古典的和谐美是以关于形式美的“和谐说”为其理论形态，而以“摹仿说”为其创作原则，雕塑艺术则是其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悲剧观是其最重要理论论题。这样的特定内涵使其以鲜明的特色出现于世界美学与艺术之林，给西方各民族以长远的营养，也给东方各民族以深刻的影响。
四
希腊古典和谐美的发展历经数千年，有一个由低到高、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一般来说，我们把希腊古典和谐美的理论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希腊古典“和谐美”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哲人之一毕达哥拉斯。他明确地提出：“什么是最美——和谐”。（9）他还将“和谐美”的基本品格归之为“由杂多导致统一”。（10）在这里，最主要的是“统一”，这就是著名的“整体说”。可见，和谐既是希腊古典美的基本品格，也是整个古希腊美学，乃至整个西方古典美学最基本的规律之一。
第二，希腊古典“和谐美”理论的深化。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主要是进一步探讨了导致和谐的动因，认为和谐的深刻内涵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谐。柏拉图指出：“这原因（指人分九流）在人类理智须按照所谓‘理式’去运用，从杂多的感觉出发，借思维反省，把它们统摄成为整一的道理”。（11）这说明，对物质与感觉的杂多，需依靠“理式”才能将其统一起来，成为和谐。也说明“理式”成为和谐的根本动因，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和谐。由此，柏拉图提出著名的“有机整体说”，指出美的外在和谐由内在和谐、精神和谐决定。这应该是在毕达哥拉斯“整体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
第三，希腊古典“和谐美”的具体化。主要是亚理斯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在艺术理论中对希腊古典“和谐美”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提出著名的古希腊“悲剧观”，结合古希腊悲剧艺术阐述了著名的“整体说”，要求悲剧在总体上做到“整一”，在情节上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在性格上前后一致。贺拉斯在《诗艺》中根据古典和谐美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合式”原则。所谓“合式”就是要做到总体上统一、合情合理。贺拉斯指出：“如果画家们作了这样一幅画，上面是个美女的头，长在长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又覆盖着各种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见这幅图画，能不捧腹大笑么？”（12）
第四，对古希腊“和谐美”理论的挣脱。主要是郎吉纳斯“崇高”概念的提出和普罗提诺提出“美是对称之上闪耀的光”。郎吉纳斯写出《论崇高》一书，虽然主要从修辞学出发，但已涉及到崇高的情感效果及其特征，因而具有美学意义，是对“和谐美”的一种突破的尝试。郎吉纳斯指出：“一切使人惊叹的东西无往而不使仅仅讲得有理、说得悦耳的东西黯然失色。相信或不相信，惯常可以自己作主，而崇高却起着横扫千军、不可抗拒的作用；它会操纵一切读者，不论其愿从与否。有创见，善于安排和整理事实，不是在一两篇文章里所能觉察出来，而是要在作品的总体里才显示出来。”（13）从这段话可见，崇高是一种对主体的超出；崇高的效果是引起惊诧；崇高具有一种不以主体意识为转移的横扫千军、不可抗拒的作用；崇高是一部作品总体里显示出来的品格。这都说明，郎吉纳斯所论述的“崇高”范畴已经突破了希腊古典“和谐美”的内涵。但这种突破又是不彻底的，郎吉纳斯不仅并未自觉认识自己所论“崇高”的意义，而只是认为其体现于“措辞的高妙之中”，而且仍是从古典和谐美的“整体说”与典范性作家作品中探寻崇高之路。这说明其并未挣脱希腊古典“和谐美”的框架。而普罗提诺作为古罗马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则将精神世界与感官世界明确对立，提出美不仅在和谐，而是对称之上闪耀的光，即精神之光。这意味着希腊古典的形式的和谐美逐步被近代精神的崇高美所代替的趋势，但也终未挣脱和谐的总的前提。而古希腊的和谐美还要走过漫长的发展历程，直到德国古典美学才发展到顶峰，并宣告自己的终结，从而逐步开始近代的美。
五
我国的先民们同样面临着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并追求着两者的和谐。但由于历史文化与自然背景的迥异，在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古希腊那样的以“和谐、庄严、恬静”为其特征的形式的和谐美，而是产生了一种主客、天人宏观的浑沌合一的“中和美”。有人以为西方古代“和谐美”与中国古代“中和美”，两者都有一个“和”字，似乎就是一回事。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它们是两种具有不同内涵的美学形态。中国古代“中和美”的哲学内涵是“致中和”的美学思想。先秦典籍《礼记•中庸》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所说的“致中和”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情感的含蓄性，喜怒哀乐情感含蓄未发；情感的适度性，情感表现而又有节度；“致中和”是天下之大本与达道，反映了天地万物的根本规律。这就说明“致中和”美学思想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包含了天与人、内容与形式、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等丰富深厚的内涵。反映“致中和”美学思想的文艺作品就是先秦时代的诗歌和古乐，而两者在现实中的作用就是“诗教”与“乐教”。对“诗教”、“乐教”的要求是以古代的“仁”与“礼”为衡量标准，达到温柔敦厚、广博易良的人格境界。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礼记•经解》）。“致中和”美学思想的重要作用就是培养符合封建“仁”、“礼”要求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孔子认为，君子的培养过程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就是说，君子从诗歌中得到启发，从礼教中学会做人的规矩，最后只有通过“乐教”才能得到完整的教育，成为真正的君子。由此可知，在孔子看来，诗与礼等一切文化科学与伦理道德的教育最后都得依靠“乐教”使其在教育对象身上取得成功。这就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以“致中和”为目的的诗教、乐教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由上述可知，中国古代的“中和美”与希腊古代的“和谐美”，表面上相同，而其本质却迥异。这是两种不同的美的形态、美学精神、哲学精神与民族性格。首先是内涵不同。中国古代的“中和美”的内涵是反映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宏观的协调关系，以“天人合一”作为其文化背景、哲学根据与美学理想。而希腊古代的“和谐美”则局限于微观的个体自身，以具体的物质形式的对称、比例、秩序为其特征，以毕达哥拉斯作为世界本原的“数”作为其哲学根据。两者的侧重点也不相同。中国古代的“中和美”侧重于社会，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主张“诗言志”、“礼乐相成”、“温柔敦厚”。而希腊古代的“和谐美”所侧重的是客观自然，强调美与真的统一，主张“摹仿说”、“必然律”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古希腊美学受到西方古代重分析的科学主义理性传统的影响。当然，这也是两种不同的美学——哲学态度。中国古代的“中和美”主张人类对自然和社会持一种亲和态度，力主天与人、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文的协调统一。而古代希腊的“和谐美”则主张人类对自然与社会持一种对立的态度，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分离，二元对立。这种思想一直影响到后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人，又造出伊甸园，然后又将人逐出伊甸园。人在自然中生活，自然作为人的对立面存在，以各种灾难作为上帝对人的惩罚。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近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所产生的工具理性与市场本位的膨胀。古代希腊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思想导向的作用。这种思维模式甚至随西学东渐的潮流影响到中国，使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总之，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在这种希腊古典美所包含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指导下，都难以正确对待自然、社会与自身，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的自我价值的失落、存在状况的非美化的原因之一。据此，许多西方有识之士试图突破西方古代“和谐美”及其所依据的二元对立哲学模式，出现种种现代与后现代美学——哲学理论，其中就包括试图从中国古代以儒家与道家为代表的“中和论”哲学与美学思想中吸取拯救人类智慧的良方的设想。德国哲人海德格尔的“天地神人”四方世界游戏说就是吸取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成果。
其实，无论是希腊古典“和谐美”，还是中国古代“中和美”都曾在古代历史上闪现出耀眼的光辉，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代面对新的形势，它们又都各自有其时代历史的局限，需要吸取新的时代营养，进行改造更新。中国古代“中和美”艺术及其理论同样包含着种种落后的因素，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改造。当前，十分重要的就是实现希腊古典“和谐美”与中国古代“中和美”的交流互补。这就要求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学、宏观与微观的比较对话，从而使得东西方都得以继承发扬悠久深远的美学精神，在和谐美与中和美的基础上形成各有特色又具有时代内容的崭新的美学理论。当然，作为中国学人，我们不仅要借鉴希腊古典“和谐美”的精华，更要深入研究我国古代“中和美”的优秀传统，对其继承改造，加以发扬，使其走向世界。

注：
（1）（16），《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9、15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468、114页。
（4）（7），《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21页。
（5）《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注（2）。
（8）（10）《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1、14页。
（9）转引自《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11）《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12）《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13）《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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