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 水天中编著
2023年12月24日，著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因病去世，享年89岁。他的离世引发了美术界对这位有风骨、有学识、有立场的美术史论家的缅怀和追忆。
水天中在甘肃兰州一个传统文人家庭里长大，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滋养。年近半百时，他毅然转向当代美术史研究，在一日新过一日的美术创作中，观察、感受、思考、判断。他倡导“有思想的学术”和“有深度的通俗”，总是站在开阔的历史情境中展开阐述，“想在艺术的长河里增加点新的东西，在古人的基础上能继续往前走”。
煦园家风：饱览群书与艺术启蒙
水天中的父亲水梓是一位具有新学思想的传统文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北京法政学堂，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思想的影响，曾任甘肃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甘肃省政府代理秘书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等职。水天中的大哥水天同长他26岁，曾留学欧美，是著名学者，经常邀请学者在煦园的家里聚会。水梓为教育界名流，擅长书法，在他交往的朋友当中不乏书画大家、学界名宿。在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下，水天中不自觉地爱上了书画艺术，常常跟随父亲去观看各种展览。张大千、常书鸿、韩乐然、陆其清等人的画展都曾给水天中留下深刻印象。在一个鼓励独立思考和融会中西文化的大家庭里，水天中如饥似渴、自由自在地汲取着各种不同的营养。
1950年，兰州举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画展，水天中有一张模仿塞尚画法的油画作品参展，引起了评论家洪毅然的注意。此后，水天中利用家中藏书和诸多外国画报、杂志、画册，模仿塞尚、马蒂斯和布拉克的画大胆涂画。这些因兴趣而萌发的自觉行动，源于父兄对他的影响和支持，为他日后在中国美术界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生活磨砺：史学起步与艺术转型
1951年，他被保送到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在这所革命氛围浓厚的学校里，水天中被培养成为了坚定的新社会的美术工作者。1955年8月，水天中被分配至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工作，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施展才华的时候，命运却发生了转折。1957年秋末，水天中被派送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花海子农场劳动改造。其间，他还先后在陇东平凉艺术学校、平凉师范、平凉二中等学校教书。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始终影响着水天中，他在一次采访中谈道：“我很少从某种纯学术、纯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往往会联系到艺术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艺术家的生活道路作综合思考。”1978年秋天，水天中考入原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从此得以亲近大师，领略前贤风采。
“据实直书”是水天中治史、撰文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司马迁《史记》的精髓在于尊重客观事实。他认为“源起于刘知几、完成于章学诚的‘史才四长’涵盖了历史研究应有的学术品行”。水天中继承了这种品行，他的长篇述评《“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于笔端寓褒贬、别善恶，深得太史公之笔法神韵，一经发表便备受赞许。王镛对其赞赏有加：“在水天中的史识与文笔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那就是追求真实的精神。”也正因为如此，水天中的美术史研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信史”。
水天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宋代绘画史是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他的学位论文《李公麟和他的时代》“从具体而又广阔的史实论证中提出了迥异于旧说的观点”（郎绍君《中国现代绘画评论·序》）。对于为学之道，水天中深受“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期望以新思想重铸“致用”之学。他以敏锐的学术目光，把观察美术的着眼点放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承继性”与“断裂性”问题上，对“传统与西学”这两股力量在塑造中国思维与美术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
潮头逐浪：延续传统与寻觅新机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也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新高潮。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被看作“新潮美术”的策源地，更是中国当代美术的一面旗帜。作为所长的水天中，理所当然地被推向历史前台，成为美术批评家圈子中的标志性人物。“新潮美术”渴望突破传统、寻求美术发展的新路，水天中以冷静、理智的态度理解并支持年轻艺术家的探索，并提出“20世纪的美术史，首先要由20世纪美术的亲历者来写”的观点。他以犀利独到的眼光和锐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奖掖后学，将国外的新思潮、新风格大胆引进，对媚俗和亵渎艺术的歪风邪气展开分析和抨击，引起世人关注。
在新思潮波涛汹涌的变革时期，水天中相继发表多篇具有标志性和开创性的学术论文，在新史料挖掘和理论阐释上首开先河，引领了一代风潮。他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画和油画两大领域：一方面，他对近现代中国画理论进行发掘和梳理，系统论述了20世纪中国画各主要学派论争的思潮演变；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油画发展历史进行整体考察，“80年代中期，他所作中国早期油画历史的学术报告，成为美术界对早期中国油画关注的开端”（薛梅《历史·艺术与人——水天中和他的学术历程》）。
真情臧否：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
水天中是一位有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学者，他非常重视艺术个体的现实生存状态，在他对林文铮、卫天霖、关良、丘堤、周碧初、沙耆等人的评价中，都饱含自己的真情和深切感悟。
1984年，他为“乡土写实绘画”命名，这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之后美术批评的开卷之作。邓平祥曾这样评价水天中：“在坚守自己的艺术目标和学术立场上是毫不含糊，从不苟且，关键的时候他会一改温文尔雅的常态而不计利害地仗义执言，拍案而起。”
改革开放给予了美术家自由想象的空间，同时也激发了水天中介入美术批评的愿望。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敏锐地感觉到许多批评家罔顾艺术史背景的这一现象，明确提出“脱离历史背景艺术评价，只能是一张空头支票”，这种理性、稳健的态度和思想锋芒一直贯穿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历史事件的评述之中。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传统文化批判者的一边，在批评的方法论上，他从不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不以任一学派的“理论基础”去观察解释艺术现象，而是不拘成法，别出心裁，以开放的学术心态看待美术批评，对中国画给予“放逸笔墨”“歌哭人生”的理解，主张把个人情感和人生体验融入艺术创作。
进入21世纪之后，水天中主持或者参与策划了上海双年展、20世纪中国油画展、“世纪之门”现代美术展、“开放的时代”等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并在抱病期间以一己之力，撰写了《20世纪中国美术纪年》一书，此书囊括了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中的重要美术人物和美术事件，开创了现代美术编年史研究的先河。邵大箴认为：“他把自己的情感和观点完全融入了这本书中，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活性去触动人们的心灵”。
正如邓平祥所说：“水天中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保留了传统诗书传家和伦理教养的知识分子，对西学兼容开放的态度，可谓是打通了古今中西的学人。”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文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