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许多的“大先生”，但是，能够被称作教育家的并不多。一百年前那些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中，有两位可以被称作是伟大的教育家，一位是蔡元培先生，一位是陶行知先生。
可惜，今天中国学界对这两位先生依然缺乏有深度的研究。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做事情的人，旨在“开出一种风气”“奉行一种事业”，他们成就国人、成就社会，却未能成就自己的著作。他们所留下的，是一部“行动之书”。
1928年，这两位伟大的教育家在杭州各自创办了一所学校。蔡元培先生于西子湖畔创办了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目的是以美育代宗教，“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陶行知先生在湘湖之畔创办湘湖师范学校，目的是点亮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之星火，“以四通八达之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2023年，正值这两所学校创建95周年。中国美术学院举办了建校95周年纪念大会，校庆主题是“到源头饮水，与伟大同行”。2023年，中国美术学院湘湖校区启动，在启动仪式上，我曾讲道：“我们从西湖来到湘湖，就是为了领受元培、行知两位先生的遗泽，接续他们的崇高心愿，把握历史托付给我们的莫大因缘。元培先生说“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这是艺术的超越性境界；行知先生说“宇宙为学校，自然是吾师，众生是同学。”这是教育的大平等胸怀。我们在湘湖，将致力于以身心发动的艺术实践，探索自然教育、审美教育、生活教育的融会贯通，探索一种扎根中国文化传统的平等之教育、超越之教育。我们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艺术教育实践，可以将一百年前的元培之道与行知之道会通为一。”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梦想。
1924年，在南京举办的一次教育界活动之后，年轻的陶行知阐明了他的心志——“以四通八达之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在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时代，陶行知等一批拥有精英身份的教育者，投身平民教育，希望以教育之平等创建平等之社会。“四通八达”是说，他期望以教育紧密联结的“人”，能够超越阶级、行业、地域、性别和种族，作为人类之一员而彼此情意相通，灵魂相见。
所以，他所创办的湘湖师范学校有一个最宝贵的传统，就是众多校友回忆中不约而同提到的“和老百姓在一起”。这里绝没有知识精英屈尊纡就的优越感，这朴素的语言中包含的是自觉融于人民的愿力。
相比百余年前，今天的教育资源丰富得多，知识甚至已经过剩，但同时到来的却是笼罩世界的越来越普遍的孤立和孤独。这种人类精神的症候自然不能由教育独承其咎，但我们应该反思，教育是否真正担负起了“塑造时代精神状况”的责任？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是否导致了人的狭隘生长？过度的精英化和绩优主义是否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趋于纯粹功利？片面强调个人的自由主义是否在制造出原子化个体的过程中推波助澜？万物互联，众生孤独。我们期待艺术和教育能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联结。
对于教育尤其艺术教育而言，“创造”是一个核心关怀。陶行知曾说“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正是通过创造，艺术和教育得以真正地沟通，它们都指向一种扎根现实又意存高远的超越性力量。卓越的教育者和艺术家从应接不暇的日常中提炼出来的，不仅是排除困难的具体方法，还有困境所激发的生机与活力，以及由智慧、勇气、信念融合而成的充满开拓性的精神境界。所以，他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创造不是花样翻新，它需对社会更新起到推动作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恽代英认为，教育家必须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只是完成社会运动的一个手段，换言之，社会运动只是他完成教育事业的一个手段。
陶行知用来概括教育最高境界的意象是“诗”。与传统的诗教有所不同，诗在他这里是创造的代名词。他认为，人类文明中任何领域的最高境界都不妨以诗为喻，这是扎根现实世界又跳脱物质限制、达到高妙技艺又贯通生命意志的鼓荡人心的磅礴力量。“没有诗的生命，绝做不出生命的诗。”每一项社会事业的广阔诗意都存在于生命和生活之中，存在于应对生活需求的灵活变通之中，存在于投身奔流不息的生活而创造的生命实践之中，对陶先生来说，这是一首永不终结的诗。
以生活为艺术，艺术教育关注平凡生活中日常的价值，其背后是“百姓日用而知”的信念，这一点与传统思想有所不同。陶行知的心愿“并不是要学生每个都成为诗人”，却要“使每个中国的人民、世界的人民，都过着诗的生活”。梁启超亦言，固然不能人人都做“美术家”，但不可不个个都做“美术人”。对这些先贤们来说，无论艺术还是教育，无论艺术的创造力还是教育中的“平等”“解放”，最终都由“生活的艺术”导向“人人的艺术”。对艺术教育而言，达到“人”的艺术化才算完满，只有经艺术陶养出的鲜活敏感、蓬勃振奋的“人”，才是艺术和教育最好的成果。只有人，才是这世间最好的艺术品。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