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乐然于1946年创作的油画《天山脚下歌舞》中，写意的笔触与明丽的色彩相互映衬，阵阵悠扬的琴声伴随着欢歌笑语仿佛溢出画面；龙清廉于1984年创作的中国画《金秋夜话》描绘了秋收时节两名劳动者对坐畅谈的情景，反映出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的可喜变化；赵培智的油画《纵情之马》创作于2020年，画面中的塔吉克族青年与骏马皆以极富现代意味的方式塑造，呈现出木雕般的朴素质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内，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众多美术佳作，以多样的视角和风格呈现了新疆这片神奇土地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在聚焦新疆之美的同时，这些作品还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写生。
“‘写生新疆：20世纪以来新疆主题创作研究展’意在探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写生’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转变，这些转变在艺术创作中是如何产生效应的？第二，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资源在这一艺术实践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为观众道出了展览的主旨，同时邀请人们带着思考走进展厅，通过不同艺术家的“感官通道”触摸一个立体而多彩的新疆。
自五四运动起，陈独秀、康有为等人便推崇写生之法，主张借鉴西方绘画的写实方法发展中国画创作。时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多种因素，一批艺术家远赴西北写生，在异域风情的滋养下，他们的艺术个性得以发挥，艺术技巧得以升华，创作出许多精品力作。作为展览的开篇，司徒乔的油画《套马》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43年，随“西北视察组”来到新疆的司徒乔，被这里雄浑壮阔的奇景所触动，历时两年创作了280余幅作品。“当黄昏弥漫四郊，雪野正映着紫霞时，一群群赤黑枣青的大小英俊，正被人们用长绳圈套。那狂奔疾袭、翻冰溅雪的场面，恐怕就是最麻木的灵魂，看了也会兴奋的吧！我决定画一幅圈马图，状诸英俊奔腾扎挣之姿。”司徒乔在《新疆猎画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同时也将这份身临其境的震撼化为《套马》里充满激情的笔触与热烈奔放的色彩。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鲜明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鼓励艺术家到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开掘创作源泉。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艺术青年搭上西行的列车，以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文风情为表现重点，写生队伍空前壮大。由此，描绘新疆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成为美术创作群体的共同课题，“写生”也从一种技术方法，转变为一种行为方式。展厅内，罗工柳的《新疆老人》、梁玉龙的《阳光》、阿曼·穆罕诺夫的《葡萄架下》皆为人物题材油画。其中，《葡萄架下》描绘了两名席地而坐的女孩正专心致志学习的生动瞬间，天真质朴的脸庞、特征鲜明的民族服饰、鲜艳的红领巾，加之钢笔、墨水瓶、书包等细节刻画，共同构建起极富时代感的温馨画面，引得许多观众驻足。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度天山南北，画新疆的热潮再度涌起。靳尚谊于1981年来到新疆采风写生，希望通过对少数民族人物特征的描绘,充分发挥油画在塑造方面的优势。其代表作《塔吉克新娘》悬挂于展厅中一面单独设置的展墙上，为的就是让更多观众能够近距离一睹这件中国新古典主义油画扛鼎之作的真容。“这次是专程为了展览海报上的这幅《塔吉克新娘》而来的，但意料之外的收获是，还同时看到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同题材作品，让人耳目一新。”一名观众一边感慨，一边来回踱步，反复观察、对比着《塔吉克新娘》与全山石的《塔吉克姑娘》以及张群的《高高的塔什干》三幅肖像油画。
进入21世纪，新疆呈现出崭新的时代面貌。同时，艺术探索的多元化亦使得艺术家们对于“写生”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其创作主线逐渐从对奇景的捕捉走向人性的关怀，并突破单一创作方式与表现手法，将写生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创生出更加丰富的艺术样态。胡西丹·克里木的《麦盖提的夏日》、李晓林的《陌生的眼光》皆为油画人物群像，近观画面，生动且精准的表情刻画使作品充满戏剧张力，展现出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触摸。此外，在展览的特别板块中，还呈现了数位艺术家的当代艺术实践个案。其中，刘商英的《荒原计划20号》完成于新疆罗布泊，艺术家将一块长17米的画布铺展在沟壑纵横的荒原地表，并俯身用蘸满颜料的双手抚摸画布，让大地的痕迹与感性的绘写相互交织，最终呈现出震撼心灵的“写生”图景，该作品也是此次展览中尺幅最大的油画。
对“写生新疆”的课题性研究，既展现了这片广袤土地的时代巨变，也让我们以此为视点，感知到中国20世纪以来艺术观念和创作思想的发展脉络。透过众多佳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代代艺术家的求索之路，感受到的，是写不尽的新疆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