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书法篆刻家孙增杰的促膝长谈中，我的兴奋点，一度从他刀笔生涯里的“委曲”心境，悄悄转移到了他决然同种种过往拱手相别，向艺归隐，平复人生躁动这件事情本身。
有个自由身，做个闲散人，赏兰花在野，观群星流天，这些只是孙增杰在时代起伏中所呈现出的生命形状，而内里却是要将生活中的兴趣点与艺术中的聚焦点汇入同一条河流，行驶坐卧间，牵引出卜居乡野的艺术家守护家山故园的一帧笑声泪影。致力于书印，需要艺术天分，更需要文化养分。由始至终，他都将自己的写字、治印置于读书生活之下，就像青春期的身心突变，对爱的支持的渴求，所谓“笔墨沉下去，味道浮出来”。
在一人一隅的艺术生活中，刊石艺术，纵意可游，最能表现孙增杰的生命感喟和人格风骨。印外之想、内心波澜本属个人，却一样能激起时代的和鸣。清代丁敬尝有“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一说，庶几可为中国印章的最高审美理想。孙增杰治印，以这一审美理想为圭臬，追求篆刻语言的古、化、机。“古”乃高古、远古、古质，即线条中文字的源头。“化”为浑化无迹，转为自家气息。
“机”是自出机杼，尽得风流。他投身于纵横恣肆、古朴浪漫的战国古玺世界，经年累月，刀石相激，而今卓然有成。
当代印坛，治古玺者众，却因对气息悠远、充满宇宙神秘感的先秦文化体系不甚了了，一味强取文字中“古拙”二字。而孙增杰古玺印的与众不同处在于：他有着扎实的书法基础，尤其是金文、陶砖文、帛书的摹写和创作，促使他果敢地化刀为笔，以大篆书法入印。另外，他对《易经》的内义颇有探究，认知天地万物的朴素哲学理念，影响了他在方寸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布局，阴阳相济，朱白统一。不妨一读孙增杰好友王伟的妙评：“他的用刀，势大力沉，却又提按在心，线条细者，如玉筋铁线，磊磊落落似青衫；线条粗者，如棉里裹铁，斑斑驳驳如钟鼎。其玺印之妙处，剥落如断纹，纵横如蠹蚀，皆出自然，非由造作。其玺印师古破古，不假铅华，浑化天然，独步天机，易理暗合。他对印章文字的印化，有极为合情合理的认识和应用，并且对于词句的择取，显示出艺术背后文化的蕴藏，让古玺印式的发展有了涌动的创新源泉，形式服务于内容，而不是一味地仿古，单调地个性创造。”
会心之下，有了这一进入孙增杰篆刻艺术空间的正确打开方式，便不难找到他渐趋走向成熟的刊石艺术的内核。在他的刀下，自觉规避甚至反抗汉印、明清印线条单薄、气息冗长、气势呆板生硬、结构讨巧媚俗等诸多流弊，人文语调和刊石刀法恰如其分地融合，使他的古玺线条充满了生机盎然的笔墨气，带着各自的“音容笑貌”，上承生命春光，下启人生秋色。
作为书印艺术中最先起步的书法，孙增杰“任其性命之情”的笔墨线条，在无声的流淌中，常会令人无端想起白晃晃的灿烂日光，穿过发梢的风以及慢慢悠悠的时间。流年笔墨，非朝夕可成。2008年后，他不再参加任何赛事，诚心向艺，问道山阴。浮于表面的笔墨，多半搔不到时代的痒，艺术的深浅有时候真的不单单以获奖多少为量程，“处心积虑”，不如有趣。孙增杰的书法，在师范学校读书时代，便着实下过通临汉隶的暗功夫，后凡钟鼎铭文、简帛书、张旭怀素草书、元明诸家，无不砚田躬行，如驮如耕。从来不追形似，往往重意重神。近年来，孙增杰着力以篆籀笔法参入行草体势，内力氤氲，生生不断。用笔浑圆兼有变奏，而且，敢于为那些艺术中尚未被自己承认的部分“平反”
，而后，得筋脉，得风骨，得天机与自我。
另外，需要荡开一笔的是，孙增杰天性豪爽，少抱怨，内敛而不受压抑，经得起断舍离，有任侠居山的高士气。面对人生种种境，皆能生出欢喜心。正因有如此生命格局，他的书法篆刻艺术在内在肌理上一脉贯之，拥有一体的生命底色和灵魂水印。刀头笔底的快意，寸铁杀人的笔墨，任流星划过，任冷风吹彻，都一应绕不开当年选择瓦尔登湖式宁静生活的那份依稀梦、未了情。
偶读布袋和尚《插秧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对照孙增杰五感全出、倾心浸染的书法篆刻艺术人生，于心戚戚，复多启迪。既然已经找到了东方美学精神中那颗不朽的“舍利子”，他未来的书法篆刻艺术车轮，便不会跑偏。有道是：佛到深处话家常，一生极致归平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