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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缺陷与评论的缺陷——读汤显祖的《牡丹亭》及其评论(作者:朱恒夫)

      作者:核实中..2009-09-10 15:03:33 来源:中国国画家网

        摘要:文章认为尽管《牡丹亭》确实具有很大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结构松散,导致全剧篇幅过长,冲淡了戏剧的主题;杜宝的形象前后不一,存在断裂现象;在现实主义的故事情节的板块上,随意编构内容,淡化了“真实性”。最后,文章认为,当代评论界误解了《牡丹亭》的思想,该剧并没有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而是偏重于生理方面的情欲。


        关键词:《牡丹亭》;缺陷;思想;误解;情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号: 文章编号:


        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92


        Defects in Writing and Review: Tang Xianzu’s Pavilion of Peony
        Zhu Hengfu Zhao Huiyang
        (Chinese Department of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Obiviously, there are defects in Tang Xianzu’s Pavilion of Peony, though the works has great worth of ideology and art for sure. As a result of the scattered structure, the drama is so prolix that the mythos has to be weakened; the visualization of Do Bao looks incongruous, whose character arises ruptures; in the space of realistic narration page, optional alteration to the content desalts “realism”. Finally, we hold the viewpoint that the criticism domain of the time has been misconstruing the ideology of Pavilion of Peony. That is, the drama was not to pay a tribute to the love of the youth but the physiological ardor.
        Key words: Pavilion of Peony;defects;ideology;misconstruing;ardor



        《牡丹亭》被视为中国古代戏剧的经典,很早就没有什么疑义了。自它问世之后,赞美之篇章,绵绵不绝;有的则以此称誉汤显祖为 [1]东方的莎士比亚;文学史、戏剧史都辟出专章来论述《牡丹亭》深远的思想意义与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即使指出它的不足,也只是套用古人的说法,说它不守格律,有的再加上一点“语言过于典雅”的批评而已。在此称誉如潮的背景下,谁也不敢认真地审视它的不足之处,或者即使看出来一些瑕疵,也不敢去评头论足,怕被人讥为无知。然而,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牡丹亭》自它首次演出后不久,就有人开始改编,明代至少有吕玉绳、臧晋叔、冯梦龙三家。之所以要改编,因为它在另外一部分剧作家眼中还不甚完美;在观众看来还有一些缺陷;从伶人的角度上说,许多内容不符合舞台的规范与演出的要求。那么,这块价值无限的玉璧上到底有哪些瑕疵呢?谁也没有作全面的审视与系统的阐述,这实际上不利于这部名著的传承,也不利于后人对它的鉴赏。为了祢补这方面的阙疑,我们不揣谫陋,斗胆对那些在我们认为是不足之处的地方,做些揭示与评论的工作。
        结构松散,导致全剧篇幅过长,冲淡了戏剧的主题

        众所周知,《牡丹亭》表现了明代封建礼教对人性沉重的压抑,使年青人无法实现爱情的欲望,致使他们在精神与肉体上受到了摧残。但是,《牡丹亭》的许多出目游离于这根主线之外,全剧五十五出,至少有二十出与戏剧所要表现的思想无关或者关系甚少。我们不妨逐一地作一些分析。
        《腐叹》一出是陈最良自传性的介绍,说自己灯窗苦吟,然而困顿场屋,文战一十五次,却屡屡败北,目下考居劣等,停廪失学。在书馆又被人家辞退,弄得衣食无着,只得继承祖业,开个药店。陈最良是戏中的配角,所起的主要作用一是表明杜家用礼教钳制女儿极紧,所请的塾师非惟年老,且都按照封建陈腐的思想教学,即使是教《关关雎鸠》这样明明白白的情诗,也解释成是颂扬“后妃之德”的篇章。二是杜丽娘死后,杜宝付以他看守坟墓的责任,当他发现丽娘之墓被柳梦梅掘开后,他“星夜往淮扬,报知杜老先生去”,这为之后柳梦梅看望“岳父”被拘拿下狱作铺垫。这样的作用,难道需要像介绍生旦出场那样用一出戏的篇幅来介绍这位“腐儒”吗?再说,让其叹腐,表现他的无才与平庸,实际上是对杜宝形象的损害,杜宝是“西蜀名儒,南安太守”,他给女儿找这样的塾师,岂不是说杜宝无识人之眼光?

        《劝农》写杜宝在春耕到来之时下乡劝农的情景。该出的格调轻松幽默,观众会为丑、老旦等角色所扮的农民言语行为的突梯滑稽而发出笑声。它表现了杜宝忠于职守、造福地方的品行,有助于塑造他作为封建社会的官员端正严谨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明代南方春日官员劝农的浓墨重彩的风俗画。但这与礼教摧残人性有何关系?与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恋情有何关系?或许有人会说,让杜宝出衙下乡,目的是给杜丽娘安排下游园的机会。这话站不住脚,难道杜宝在太守府中整日看守住女儿,杜丽娘连一点点游园的机会都寻找不到?倒是有的评论者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说汤显祖在杜宝的身上融入了自己的影子。汤氏本人也做过数年地方官,亦像杜宝那样举办过义仓社学,劝过农、助过耕等,然而为了表现自己较为得意的做地方官的生活,就在剧中硬塞进与主线无关的内容,岂不是违反了编剧之道?

        第十七出《道觋》,是让一个道姑诉说自己因生理的缺陷而成了不能作房事的石女,回忆自己往日被提亲与出嫁、新婚、被休的过程。道姑的出场是为了给生病的杜丽娘修斋祈禳,杜丽娘死后,让她在放有丽娘神位的梅花庵观中焚香看守。而此出道姑的“石女”自述纯属多余,作者的目的大概是为了搞笑,但由于每句话中都有一个晦涩难懂的四字短句,如“诗赞羔羊”、“白驹食场”、“闰余成岁”、“律吕调阳”等,大多数的观众很难理解,因而也就不可能发笑。再说,此时的剧情正处于丽娘思人不得、脉息微弱、生命垂危的阶段,气氛压抑而悲凉,让这个净角尽说一些近乎无聊的诨语,岂不冲淡了悲剧气氛?
        杜丽娘死后,作者安排杜宝到前线镇守淮扬,其目的是让柳梦梅这一介外乡书生能轻易地接近杜丽娘的葬身之处,从而让他们作阴阳之恋,最后掘棺还魂。这一用意本身并不错,倘若杜宝不调走,依然做南安知府,小姐的棺材暂厝在后花园或道观庵堂中,谁能接近其坟茔?又有谁敢掘墓开棺?即使柳梦梅掘墓成功,他携着丽娘能走多远而不被杜宝发现和追及?再说,杜丽娘是一个长期受礼教束缚之人,她重返阳间后不回家看望父母而会跟着柳梦梅私奔吗?因此,必须将杜宝从福州的任上调离,并且让他离福州越远越好。问题是汤显祖在杜宝镇守淮扬的过程中着墨太多。他用《淮警》、《移镇》、《御淮》、《急难》、《寇间》、《折寇》、《围释》等七出戏写了主要对手贼人李全夫妇为何骚扰淮扬,如何大兵压境,贼婆杨娘娘如何用计高妙,杜宝又如何派遣陈最良送劝降书,最后李全夫妇主动撤兵而解了淮安之围。花费这么多的场次,其目的是什么呢?大概是让杜宝因军功而升任同平章军国大事,来到京城做官,然后在皇帝干预下,承认杜柳的婚姻,于是合家团圆。其实,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并不难,根本用不着信笔走马地详细介绍杜宝立功的全过程,只须用数句言语交待一下即可。用七出的篇幅,数小时的演出时间,来表现淮河前线的战事,岂不冷落了主人公杜丽娘与柳梦梅,岂不会使观众于此阶段忘记了该戏是一部反礼教的男女情爱戏?
        可以这样说, 《牡丹亭》的结构是相当松散疲沓的,游离于主体之外的内容过多,因此,古今改编《牡丹亭》的人无一不进行大幅度的删减。

        杜宝的慈父形象没有始终如一,存在断裂现象

        杜宝虽然端正严谨,恪守礼教,但他对女儿有情,对夫人有义,他将女儿奉为掌上明珠,并替女儿未来的幸福着想:请一老师教她读书识字, “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在女儿生病与弥留之际,他表现出极大的痛苦,肝肠寸断,泪湿衣衫;当陈最良报告了夫人被贼人杀死的噩耗后,他竟在文武官员面前失态痛哭,晕倒过去,可见,他古板的外表下有一颗对亲人灼热的关爱之心。可是当听到女儿还魂转阳的消息之后,他的心却一改过去的温柔,变得冰硬如铁。如果说见到柳梦梅以女婿自称,又拿出丽娘的写真画像,并说出坟圹中有玉鱼金梳等殉葬品,而将柳梦梅当作盗墓贼拘拿吊打而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当柳梦梅的状元身份被确认,柳梦梅表述了杜丽娘起死回生的经过,并告知他女儿就住在临安城的钱塘门外时,杜宝仍拒不承认眼前的事实,就不再像过去那个严厉中有厚爱的父亲的形象了。我们可以据之前的杜宝形象来作逻辑的演绎,此时的杜宝应该在惊骇怀疑的同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之情,他可能派人或直接到钱塘门外的旅舍查询清楚,弄个水落石出,而不会像剧中所写的那样,冷酷无情地令陈最良题奏一本,请求皇帝诛杀还魂的妖女。如果说他因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而不信还魂之说,根本不相信女儿死后三年还能重返人间的事实尚能理解的话,那么,他见到了活生生的女儿后,“作恼介”,随即起奏皇帝:“臣女殁年多,道理阴阳岂重活?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孽。”(《圆梦》)这样无情的态度哪里还像个父亲,哪里还像前半部剧中对女儿疼爱有加的杜宝?作者这样写,无非是为了强化坚执礼教的封建家长在儿女婚姻上的顽固态度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父母之命”权力的决心。但是这样不尊重人物性格逻辑,随便地驱动人物行为的作法,其结果只能是使剧中人物形象前后矛盾,让本应成为活生生之人物的剧中人变成符号,变成死人。

        在现实主义故事情节的板块上亦随意编构内容,淡化了作品艺术的真实性

        《牡丹亭》的故事情节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板块,一是现实主义的板块,一为浪漫主义的板块。杜丽娘死后受阴间判官与花神的保护,其肉身不腐,并安排她与梦中恋人柳梦梅相会,后又重新回到人间,与柳梦梅结为夫妻。这样超越生活的构思,人们只会觉得奇特,而不会用生活的真实这一尺度去衡量其长短,因为作者本来就没有依照生活来摹写。但是,剧中更多的情节,约为十分之八的内容却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进行编构的,如父母训诫女儿白日不能睡眠,做女工之余,应寓目图书,“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再如腐儒授课、太守劝农、道姑祈禳、宋金对峙等等,几无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但是,作者在创构这些情节时,却又没有高度地尊重生活,没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而是用自己的“意”来支配人物的设置与故事情节的编构与发展,如柳梦梅介绍自家身世时,说自己为唐朝柳州司马柳宗元之后,作者的用意大概在于以此方式来说明柳梦梅虽为未第的寒士,但也有著名的家世,与杜小姐的结合也可以算是门当户对,加之他后来又中了状元,也未辱没了太守女儿的身份。如果说这样的拼接还能让人们勉强接受的话,那么,让他的仆人为郭橐驼的裔孙,则所显露的斧砍刀凿的人工痕迹就让人无法产生审美上的愉悦感了。
        安排贼人的妻子杨娘娘上场做了很多的戏,实际上也无必要。有关杨娘娘的关目最好的一出在于《围释》,番将来到了杨娘娘的营中,盛气凌人,肆意地调戏杨娘娘,使李全夫妇认识到做金人的帮凶不会有好下场,这为李全接受杜宝的规劝而撤兵,揭示出了令人可信的缘由。至于让杨娘娘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显示出她比丈夫高出一筹的本领,则显得毫无意义。其实安排贼人李全的妻子为漂亮温柔的弱女子即可。
        在随意编排情节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让陈最良作为信使,穿梭于敌我之间,最后淮安围解,他因功也进入了仕途,任了个黄门奏事的差使。前面已经说过,详细地表现整个淮河战事的过程,游离于主线之外,显得累赘。我们现在退一步说,即承认剧中所写的淮河战事的全过程是必要的,那么,让陈最良参与其中则显得极不真实。陈最良不远万里由福州到淮扬的目的是将小姐坟墓被掘的消息告知杜宝,当他到了淮扬地面时,已听到了淮安被围的消息,他怎么敢再去?他告知的消息并不是十万火急、关系十分重大的事情,迟一月两月,甚至三年五载也不妨事的,而他一个劲地闯向前去,很可能是消息传送不到,还会赔了老命。陈最良再迂腐,想必这个事的轻重缓急还是算得清的。陈最良被李全捉后,李全利用他带信给杜宝,想迫使杜宝献城投降,这还算符合情理,因为陈最良是杜宝的旧人,让他昏花的两眼看一眼假的夫人与春香的首级,然后让他报知杜宝,让“杜老心寒,必无守城之意。”而陈最良入了城之后,杜宝又让他送信给李全,则就不在情理之中了。杜宝为何让陈最良去送信,剧中的杜宝说了两点理由:一是“我把一大功,先生干去。”二是“我久写下咫尺之书,要李全解散三军之众,余无可使,烦公一行。”(《折寇》)好像杜宝早已预料到他的这封信一定会说动李全撤兵释围,谁送信谁就会得到一大功。恰好陈最良万里迢迢来访,军中少物,无以酬报,就将这“一大功”送给他,日后让他也能得个出身。这简直是儿戏之言,就当时的情势来看,杜宝对这封信的作用,心中根本无数,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番将调戏贼人之妻,从而导致敌人内部发生深重矛盾之事。派陈最良去,与其说是“送信”,不如说是“送死”。以生活的逻辑来推论,作为刚见到东宾的杜宝来说,是不会派陈最良去的。再说,杜宝率领军民,长时间地守住了淮安,说明城中不乏人力与人才,岂能一个送信的使者都找不到?这条理由更加站不住脚。可以说,生活中的杜宝不可能以此两条近乎荒唐的理由哄骗七十多岁的陈最良去送信,这种情节只能是作者随意杜撰出来罢了。
        用浪漫的手法所构造的情节,我们应该用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去审视,而依据实际生活创作的内容,则必须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标准去衡量。然而,《牡丹亭》中许多摹写生活的情节则是经不住推敲的。

        学术界误解了《牡丹亭》的思想意义

        对于《牡丹亭》的思想意义,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牡丹亭》歌颂了人间的爱情与至情。
        游国恩等编的《中国文学史》说:“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第4册,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说:“在《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是一个光辉的典型。剧作通过这个形象,传达了在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重压下,广大青年要求个性解放,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呼声,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腐朽,以及它对人们幸福生活和美好理想的摧残。”(中册,9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
        郭英德的《明清传奇史》说:“《牡丹亭》传奇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造成了强烈的审美感染力。杜丽娘如痴如醉的深情,和当时千百万青年男女的感情息息相通;杜丽娘生生死死的追求,对当时人们的爱情向往和理想追求有着巨大的感召力。”(15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牡丹亭》真的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吗?不,我们以为是男女之间的情欲。何谓爱情?尽管古今中外人的定义有千万种,同一时代中不同的人也各有各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爱情不仅仅停留在生理的层面上,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状态。对方的身体、思想、语言、风度、技能等等能给自己产生一种美感,看到或想到对方,心中便充满了愉悦和快乐,远离与失去对方则是一种巨大的痛苦,而这“对方”是不易被他人替代置换的。
        杜丽娘第一次见到柳梦梅是在梦境之中,在此之前,丽娘已经极为郁闷与苦恼,她的痛苦源于“吾今已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长叹介)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婚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惊梦》)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即长大了的杜小姐此时在生理、精神方面极度地性压抑。所以,当柳梦梅出现在她面前时,几无谈情说爱的过程,径直地就做了“领口松,衣带宽”的事情了。杜丽娘第二次见到柳梦梅,是在她死后,她以鬼魂的形式主动地来到了柳的寓所,两人相见,说了一些闲话,除了双方互赞对方的容貌之外,都没有展示出能令对方倾慕的精神层面的东西,然而,很快就作云雨之事了,而且这一次,主动者是丽娘。柳梦梅的言语遮遮掩掩,而丽娘则说“怕秀才未肯容纳”,并提出一个令柳梦梅喜悦万分的要求:“妾千金之躯,一旦付与郎矣,勿负奴心,每夜得共枕席,平生之愿足矣。”(《幽媾》)由上述可见,杜丽娘渴望实现的不是爱情,而是对异性的性爱。
        这样说,是否会降低《牡丹亭》的思想价值?不会,相反,这样说更能反映作者对于明代压迫残害妇女的道德、伦理、法律、风俗的大胆无畏的批判精神,更能让普通的观众与读者认识到《牡丹亭》何以会在问世之后,产生出那样大的冲击波与深远的影响。
        明代社会,礼教的罗网更加严密,青年男女完全失去了安排自己婚姻的权力,大家闺秀连认识家庭之外的三尺以上的童子的任何机会都被堵绝,想爱都不知道去爱谁。于是,青年女子的精神压抑、性苦闷便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但很少人对这摧残人性的礼教进行挑战与批判,相反,却将这非人性的做法看作是正常合理的事情。而汤显祖则能在这沉闷的社会中向封建礼教的卫道者们作一声断喝:你们所施行、维护的礼教实际上是夺人青春、害人性命的屠刀,你们则是一帮邪恶阴险的刽子手。
        过去谈性色变,认为性是一种低层次的东西,所以将《牡丹亭》的思想意义拔高到歌颂爱情的层面上。其实不然,对性的渴望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一个社会连人性中这一最基本的东西都被扼杀了,这个社会的不人道则到了何等的程度?而勇敢地站出来批判这种不人道的社会岂不是一个大勇士?让更多的人通过该剧认识到对性的渴望是正常健康的心理活动,社会应该尊重这样的渴望。这种价值岂能是重复歌颂爱情美好这一观念的作品所能比拟的?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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