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立秋》开放式结局对该剧悲剧意味的深化

舞台艺术的魅力，总和在现场的观感中。走进剧场，感受多方位的情感冲击，这就是话剧《立秋》给我留下的深深震撼。山西晋商以及山西文化历史的辉煌，放置在当下，却遭遇了与历史积淀极不相称的尴尬审视。通过对《立秋》三百九十多场的观演，上下的观众对山西的文化沉淀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不少山西人以此为荣为豪，这就是文化的魅力。近几年来的山西戏剧戏曲文化的繁盛，如去年的《傅山进京》以及早些的《一把酸枣》，无不给人以深深的感动与思考，这得益于山西恒远的戏剧传统，这是一种文化的厚积薄发，是当下人们对于文化的高度关注。《立秋》以百年晋商由盛而衰的真实生活为依据，以丰德票号为切入点，以现实主义创作准则，对社会生活加以提炼和概括，对晋商百年精神传统加以阐释，演绎了发生在马家大院的一个富有戏剧性、回味深远的故事。立秋时节，春夏与冬之转折，“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正是这个清风不入的大家庭个体命运与社会角色由盛及衰的转换的最好写照。自古悲秋，主题的立定给了该剧一种悲烈的净化感。
该剧立体地进入历史，拷问历史，关注的焦点由历史形象转向了对历史精神遗留的思辨，使得我们不孤立、不片面地把握该剧的整体，而是把社会命运、家族命运以及精神传统三者结合起来，产生冷静的思考，从而形成“三日不绝”的悲剧喟叹。纵观整部话剧的结构，不难发现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对“三一律”的秉持，立意颇高的主题，复杂沉痛的社会背景，以及故事由始至终贯穿的激烈矛盾，在一天内集中，严格的易卜生式创作手法，贯通古今。在剧情设置、人物分排上，都坚持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这本是屡见不鲜的老传统，但却能给人以思辨现实的力量，产生一种“正史正说的奇妙气势”，除却内容的沉重性，我们不得不提及该剧开放式的结局对该剧悲剧主题的深化。
一叶知秋！剧中的最后，马洪翰拉着一名男孩，徐徐的走近观众，在一片萧瑟之中，男孩天真的发问：“ 老爷爷，这树叶长的好好的， 怎么就落了呢？”马回答到：“立秋了。”男孩不解，发出一连串的追问，在经历了小雪、大雪等后，马洪翰的嘴中吐出了铿锵的两个字：“立春！”大幕徐徐，想象无限扩大，自然的循环往复，社会的兴衰变迁都包含在对于未来的无限希望中。秋之寂寥与闷烦，一天之悲欢终落下帷幕，新生的一天即将来到，各色人等的命运，丰德票号的走向，顿时跳到了观众的面前，难以忽视！这样的结尾增加了伤痕的力量，升华了悲剧的净化力。
在过去对《立秋》的讨论上，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剧本最后关于票号与银行矛盾的走向了弱化，对此我保留自己的一点看法。诚然，一个剧本的结局可以做到“答题解疑”，但是关于票号与银行的历史定位并不是在剧本中给出个特定的解释就足够的，更多地应该是关于新旧两种事物交替阶段矛盾纠缠的胶着状态，留待后人评说。剧中有很多悬而未决的焦点，票号与银行之争也走向了开放式的结局，虽然历史的趋向已给如今的我们很明确的答案。对于票号与银行的开放式争论，矛盾冲突集中在“议事”这一场。以许凌翔及其子为首的“银行派”提出的“参加国家银行”、“融入现代银行业”的一系列与时俱进的要求，被以马洪翰为首的“票号派”一概拒绝，矛盾的焦点并不仅仅限制在票号与银行的交替上，而更体现在对丰德精神的薪传上。剧中马洪翰一家不惜倾家荡产，也要保住“诚信”品格的那种对于悲剧的担当精神，一直延续到话剧的结尾。剧中对票号与银行之争，没有断然定论银行与票号的优劣，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中进行了动态与思辨的描写。这放置在一个宏阔的现代视野中，揭示历史的必然性、深刻性与复杂性，观众在观感中不仅能体味该剧的时代意义，还能体悟创作者的历史反思与时代立场。该点的悲剧切入是基于精神层面的，作为现代改革派代表的许凌翔父子在剧中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是作为当下形势的潜在要求，他们终会秉持晋商传统精神而以一种新的姿态走出票号的运作模式融入现代银行业的大潮。晋商在历史的繁盛中积淀的诚信精神，在票号与银行之争中，模糊了焦点。我们并不能否认马洪翰对于诚信的坚持，而是讨论在新的形态中，应当如何坚持。放弃票号名称等于晋商精神的式微，作为祖业传人，票号的名和实都要捍卫，因此在坚持传统中失去了顺时而变，晋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悲剧命运随着“票号派”与“银行派”的剧烈冲突展现在观众面前。在传统社会急剧转型变迁时，这样的冲突也就显现出十足的悲剧意味。何去何从的思考与命运，让人产生历史的身不由己。”
在剧中，男人的戏份显得冲突十足，十分精彩，着力地塑造了“马洪翰”形象。作者并没有以传统现实主义的定义来分割一个人的“好”和“坏”，而是把他放置在一个人性化背景中，在缓缓幕布的背后，以一种不名忧伤的笔触突出了该人物的悲剧性。作为剧中传统文化的代表，马洪翰秉持的精神实质通过丰德票号的店训得到了精彩诠释:“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对这些精神的恪守使得马洪翰在继承祖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抱守残缺、固执于传统的他一概拒绝了时代的要求，与代表新生事物力量的许凌翔父子决裂，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尴尬境地，从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晋商由盛及衰的悲剧所在。马洪翰在剧中的结尾处，发出了“问天问地问自己，我到底输在哪里，我不服！”的无奈呼喊，备受煎熬的他，在苦撑不下的时刻，给了观众一个血肉丰满但无力回天的人物形象，以一种直抵人心的悲剧力量拷问每个观众。编剧是历史批判与道德批判合二为一的，二者的冲突之中，形成了马洪翰作为一个家族长辈的立体形象。他所要固守的传统文化使得他对儿子自行选择道路的行为产生震怒，同时又在清风亭一出里面隐含不舍的父亲形象；他对女儿的婚姻全权在握，同时又默许女儿瑶琴的出走，这样一个“人”的形象，抛弃了黑白分明的划分，更人性化的体现了该剧的开放式结构。剧中的最后，马洪翰坚定的声音说出“立春”两个字，向观众传达了一种永远向前“骆驼”式的精神力量。立秋与立春的承接，马洪翰形象人性化、开放式的处理，让我们感受到时代的悲怆与性格的悲剧。
除却主要的矛盾冲突，剧中还辅以几条附线，马江涛的离家，瑶琴的出走，昌仁的改革以及文菲的执着，都用以扩展剧情的表现力。剧中四个年轻人的戏份虽不如长辈戏，刻绘的篇幅也不甚多，对于戏的表现也并不理想，但以其独特的蕴含，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瑶琴，因为父辈武断的包办婚姻，在下绣楼那一天得到一个决绝的答案，情何以堪？绣楼代表了传统观念对于新时期女性的禁锢，瑶琴在回与不回绣楼的挣扎中，由于许昌仁和文菲的点破而坚定地下走出了绣楼，冲出了家门，这颇有五四“娜拉式”解放的痕迹。瑶琴的出走与转变放置在整个剧中，显得有些突如其来，在铺垫此转变时虽然设计了几个点，但渲染不够到位仍显得突兀。虽然“出走”的起点还不能解决实际女性解放的问题，但这对于瑶琴乃至整个大院的女性来讲，她的确是迈出自由关键的一步。瑶琴形象的设置，为这出话剧带来了一个亮点，它转述了对社会转型时期乃至对整个旧女性社会地位的思考，也令人感受到整个大院女性乃至旧时期女性的悲凉挽歌。作者还通过对不同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塑造了马江涛这一形象。马江涛的戏份主要集中在“清风亭认子”一场，他敢于违抗父命，走出豪门，选择自己所热爱的戏班，投身于此。他把他和妹妹比作是“一贫如洗的豪门子弟”，恰如其分令人悲叹，同时他又敢于挑战、出走。在“清风亭”一场中，“戏言”即“真言”，与父亲的对话一如现实状态，决然地告别马家高桥大院，追求戏中人生。对于两兄妹的未来，剧中不露痕迹。过去给予他们的禁锢被一一打破，以悲怆姿态结束过去，以未知走向明天。不论他们出走的命运如何，这种选择本身就体现着对待时代变化和新生事物的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这种心态寄托着创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时代诠释以及对新生力量的积极支持，也体现出对过去的思辨与对未来的展望。这些年轻的形象是戏的未来走向，是立秋过后的春天。
剧中故事终结于老太太的坐化，但戏结束了么？恰恰相反。在三百九十多场的幕落时，收获的并不仅仅是掌声，而是对于晋商对于家族命运及社会命运的反思。悲剧是最能表现矛盾斗争的内在生命运动，悲剧的发现是善于从个人的眼界窥见人之渺小之力汇集的无坚不摧的伟大。剧中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票号与银行之争，马洪翰内在的冲突以及年轻力量对老一辈的对抗。在此剧中，各种矛盾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挫折，磨难，无奈，但通过话剧的开放式结局，他们合理的意愿、动机，他们的反思与拷问，都预示着一个生机的未来。过程的曲折，给人一种幻象的完整，而人们恰恰在这种“完整”中得到了反思的震撼，从而深化了内心对于悲剧的情感。悲剧的恐惧与同情实现不了悲剧的净化的作用，本剧正是通过难以调和的冲突带着命运的不自由，揭示人生之真相，展现反思的力量及新生的力量，给人以净化。在立春的展望中，人们反思历史与社会；在立春的感召下，人们如骆驼，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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