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历程研究的新成果(一)

中国玉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为了向中外热爱玉器的人士说明其历史发展的过程，笔者曾将中国玉器发展史归纳为孕育、成长、嬗变、发展、繁荣及鼎盛六个时期，接着又作了剖面分析研究(面面观)及其艺术分期的探讨与研究，还对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初步探索。迄今，已过了十年(1986-1997年)，在此期间的考察、鉴定、教学、研究中获得很多新资料，不仅大大丰富了各个时期玉器演变的具体内容，也使我们研究玉文化的工作得到深入。现按上述六期将其扼要地介绍如下。


一、 玉器孕育期——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5000年——前2000年）


(一)万年玉器史的力证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掌握的最早的玉器是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近来所知最早的玉器是出土于内蒙古东部敖汉兴隆洼文化及辽西阜新查海文化，均为距今8000年，较之前提早1000年。从这批玉器工艺的先进性和原始性并存的情况判断，其源头至少还要上溯2000年左右。所以，我们有根据将玉器起源的年代推向距今一万年，很有可能上述两个原始文化的分布区域就是我国万年古玉的摇篮。
(二)远古玉器始分为北、南两系
　　我国北方远古玉器以兴隆洼、查海等文化的块、匕形器为代表；而南方远古玉器则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的块、璜为典范。此时，北南有同(块)又有异(匕形器与璜)，以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分化，至距今6000—5000年，遂形成两种不同器型的演变系列，分布于我国东部的北、南两区域，因其发展传播已超越地望区域分布，可为北南两系。北系以红山文化为中心，它以龙、勾云形器、边刃圜形器为代表，并向北南移动。南系以良渚文化为基地，以璧、琮、钺为范例，并向四周辐射。
　　处于两系之间有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从其边刃圜形器的存在来看应届北系，但苏鲁交界的花厅文化遗址北南两系圜形器并存，疑其在此碰撞。长江中下游的大溪、薛家岗、北阴阳营等文化区域所出玉器之器型近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似屑南系，所以，北南两系的接触带大体以江河为界并呈现犬牙交错的局面。北系玉器具有雄伟、粗犷的风格；南系玉器富于秀雅、精细的韵味，两者形成鲜明对照。我国文化、艺术上的南北之分实源于此时的玉器。当然，其他工艺，石器、陶器也有地区间之差异，但原始玉器的北南之差尤具特殊性和长期性，它是我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别的集中反映，带有普遍性意义。
(三)论证齐家玉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填补了史前玉文化的一个空白
　　对甘肃省史前玉器的出土情况，长期以来了解甚少，亦不便进行玉器的专题研究。1996年秋，笔者参加甘肃省国家一级文物鉴定工作时看到大量的齐家文化玉器，初步掌握了它的分布、玉材、器饰等概况。其分布地区有：嘉峪关、玉门、武威、永靖、广河、积石山、秦安、静宁、庄浪、平凉、庆阳等十一个市县。主要器型有斧、锛、铲、凿、钺、多孔刀、镯、环、佩、琮、璧、璜、多璜联璧及璧羡。所用玉材有鸳鸯玉(蛇纹石)、和田玉及内含包裹体之玉料或以白色、绿色的石料以代玉者。治玉工艺分为常规的、精制的和粗简的三种类型。其玉器具有仪卫、佩饰、祭祀以及生产等四大社会功能。由此可证，齐家文化确已有了独立的玉文化，并已达到相应的发展水平。若从其璧、琮二器型的特点分析比较，可知其接受良渚玉文化的影响。但，在齐家玉文化之前，甘肃地区早已有了仰韶文化在发展传播，如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已出土了不少玉器，计有凿、锛及坠饰、笄、镯等生产或装饰器型，多为小件，磨治工艺也较原始，毋庸置疑的是，它是齐家玉文化的根基。甘肃齐家玉文化还与毗邻的青海、宁夏、陕西等地史前或早期青铜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对先周的玉文化也有过一定的影响，其璧、琮还传至先秦。《周礼》所记“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疑系承袭齐家玉文化传统，以后又经演进而成。总之，齐家玉文化的确认，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期)玉文化的空白。①
(四)史前社会末期形成的东、西、南三支玉文化及其分立与融合
　　北、南两系玉器延续到史前社会末期，其发展情况变得模糊不清，但在江河流域一带可见三支不同的玉文化的勃起，它们分布于东、西、南三个地区。东支玉文化以龙山文化的圭、璋、牙饰圜方形器为代表性器物，山东为其中心，渡海至辽东半岛，向西延伸至今天的山西、陕西一带。西支是以齐家文化的璧、琮、长条多孔刀为代表性玉器，向东扩至陕西、山西今晋陕黄河两岸流域，东西两支玉文化在这个地域接触并融合。此时还有一支位于今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则以獠牙面、人面、兽面、风、鹰饰坠为代表，其形象新颖，做工精细，发掘者认为多受良渚文化影响，但又保持着自己独立存在的形态而有别于东、西两支玉文化的特征。这三支玉文化异彩纷呈，不拘一格。
(五)和田玉器出土于甘陕，揭示了“玉石之路”口内西段的线索
　　我国远古时代玉器大多出土于我国东部省份，北至黑龙江，经辽宁、内蒙古(东部)，南止江苏、浙江等省区。所用玉料多为透闪石和阳起石，也有用玛瑙、莹石等石料，均产于附近次生矿。到了距今年4000上下的齐家文化时期，该区域已发现用和田玉所制的璧、环等器，说明玉料来源已由“就地取材”改用远方的外地玉材。随之，和田玉逐渐由西向东推进，至今陕西周原，为先周接受。许多新发现揭示了自和田至周原的和田玉运输路线的线索。据悉，迄今已发现的和田玉玉器的出土地点有楼兰、罗布庄、武威、临夏、永靖、榆中、天水、静宁、庄浪等县，而未确认的尚多。由此可勾画两条运输和田玉的古线路：一条远输线由于阗、且末、若羌、罗布庄、嘉峪关、武威、榆中、静宁、庄浪至周原；另一条由于阗、且末、若羌进入今青海至临夏、天水，沿渭河进入陕西。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和田玉东进的两条路线。至于周原及天水以东的和田玉运输路线，尚有待今后调查研究。
(六)砣机的发明与独立的碾玉工艺的出现
　　远古的玉器最初是用打击、磨治石器的工艺制作的，到了距今5000年上下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从其玉龙、勾云形器的造型以及琮、璧上留下的加工痕迹判断，此时已经出现了旋转性的磨玉工具——原始砣机。(天工开物》上刊载的“水凳”则是第三代砣机了。原始砣机的发明、应用，标志着治玉工艺彻底脱离古老的制石工艺而成为独立的一门工艺。
(七)史前玉器艺术仍处于神秘稚拙的幼年时期
　　史前玉器是其社会生产水平、文化艺术、思想观念、工艺技术等条件的结合性产物。毫无疑问，史前社会的总体水平是低下的，但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玉器、玉文化却有了超前发展。依照有权势的统治者的意志，玉被推祟为神，用以制造祭器与瑞符，为维护和巩固原始社会的统治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此期玉器、玉文化的特点，但在艺术上它又无法摆脱社会的生产、文化、思想、工艺等条件的约束，故其几何形体玉器虽有了较大的发展，却也不外乎以直方或圜曲两型为主，兼有其复合型，均较单纯。此期的一些玉器似乎表现出某种隐讳、神秘的含义，疑只有当时的巫觋方可解释。具有生命的人物、禽兽等肖生玉则很少，至于大自然的山石、树木、花卉等题材，在此期玉器中还不可能出现。现存的肖生玉都是由抽象化的几何形体组成，其形象距现实较远，处于似与不似之间，还往往取其静态来造型，实际上既不能肖形又缺乏生气。所以，此期玉器的艺术特色是神秘、含蓄、古朴、稚拙的，是整个玉器艺术史上的一个早熟的幼年时期。
(八)玉，“石之美”，“神物也”是原始玉文化的神秘基因
　　玉本是一种矿物，有质地、色彩、光泽之美。原始人群在寻找石头打制工具的漫长时代里，发现了一种与常见的石头不同的材料，其质地缜密、色彩鲜艳、光泽晶莹、沉重坚硬。起初，它被用以制造工具，即“以玉为兵”，同时还制作装饰用的玉器。以后，便将其称之为“玉”。分布于各方的原始族群都经历了从石中筛选出一种特殊的石头——玉的过程，并且都有各自的名称，如珣、玎、琪、环、等100种均为玉名。②东汉许慎亦云： “玉，石之美。”可知玉本身所具有的天然美是玉石分化的基本条件。原始人从爱玉之美到崇敬其美，继之又赋予其神的意念，风胡子云：“玉，神物也。”巫觋率先以玉祀神，原始人祟神时向玉顶礼膜拜，于是制“器”(六器)以祀天地四方之神。诚如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还制玉器以象征人们社会地位尊卑，古人称为“瑞”。即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此时，玉在原始人群的心目中早巳不是特殊的石头(石之美)，而是神的物象(神物)及部落酋长、军事首领、巫觋的身份标志。华夏诸部落都爱玉、崇玉、敬玉、祀玉，被神化的玉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及理念载体，也是原始玉文化的神秘基因。玉、玉器遂得以在我国持久发展。
(九)玉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高潮
　　已如前述，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玉、玉器的属性已由矿物的、器用的而转化为审美的、神灵的、祭祀的、礼制的物化载体，既驾驭人们的思想又干预统治秩序。玉文化便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形成、发展。至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它已达到第一次高潮。以红山文化牛河粱积石冢出土玉器为例。1987年在牛河梁V地点发掘的一号冢M1墓中，墓主头两侧有圆形器各一，胸上有鼓形箍，其下有勾云形器，右腕有一玉镯，两手各握一玉龟(左大，右小)，共7件。1989年，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出土20件玉器，其中玉马蹄形器出于头上，玉圆孔边刃器在左肩，勾云形佩在左肩上部，玉龟置左胸部，兽面牌饰置于腹部正中，玉圆孔边刃器(环)在手脚处，这些都体现了红山文化高层统治者的殓尸玉各自不同的配伍关系。又如1986年发现的余杭反山、瑶山二个墓地，反山墓地墓葬11座，出土玉器1200余件(组)，瑶山墓地墓葬也是11座，出土玉器700多件(组)。仅以反山M12为例。此墓虽不大，但出土了200余件(组)玉器，其中重要的有琮王及大钺。琮王(M12：28)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约6500克。四节、八个神面纹，四面直槽各琢一神人骑神兽的“神徽”，出土时位于墓主头骨的左下方，是一件神圣、崇高的玉制神器。大钺(M12：100)高17．9厘米、上端宽14．4厘米、刃宽16．8厘米、厚0．8厘米；冠饰前端高4．6厘米、后端高3．6厘米、宽4．8厘米；端饰高2．3厘米、长8．2厘米。刃角上各琢“神徽”，下角为鸟纹。出土时位于墓内左侧。上述北、南两系殓尸玉都反映了这些有权势的墓主生前佩玉、用玉的情况。可以想象，他们生前无不从头到脚都系着玉器，或设坛祀琮，手舞足蹈，口诵D兄歌，以礼神祗；或手执大钺，耀武扬威以慑服部众。这类墓主人是集巫觋、酋长、军事首长三职于一身，又独揽神、政、军、财四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它标志着玉文化的发展已达到高峰。
(十)原始玉文化为中华文明砌下第一块奠基石
　　中国远古玉文化北、南两系交融，东、西、中三支会合，其碰撞的火花普照华夏大地，迎接着中华文明曙光的升起。目前学术界一致的见解是，认为夏王朝是文明期端倪。从夏王朝开始的三代青铜文化，从其观念、形态上来看，乃是出白玉文化。当然，其形制似与玉器无关，主要是取自陶器及木竹编织的器皿，但其主要图案，如兽面纹(饕餮纹)、龙纹、风纹、鸦纹、鱼纹、蝉纹等都是直接承袭龙山文化(广义的)，遥接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这两大玉文化的纹饰基因并加以增损、创造而成的。还有许多原始社会的无形的文化基因，如何一代一代传递并为三代青铜文化所接受，是难以探究的。仅从有形的、可见的实物载体之间的联系，可以肯定中华文明的基础是江河水系及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而其精华——玉文化，则是中华文明的最为牢固的第一块奠基石。以上十点就是笔者近年研究玉器孕育期诸课题时获得的新成果。在研究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原始社会玉文化在其孕育期内已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高水平，像一个早熟的儿童那样在智力上远远超过正常的成年人，这是我国玉文化与其他文化完全不同的特点，但是它在观念上、工艺上还远远没有成熟。它怎样地由智力早熟的儿童成长为壮美的成年，则是下一步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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