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四朝玉器文化面面观（作者：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但它一旦具备完善的形式，反过来又对其政治统治和经济基础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所以，中国玉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是从社会文化传统的广角度，观察与解释玉所涵盖的文化内涵、形式演变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的重大课题[1]，在古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我国玉文化可能有万年的悠久历史，它萌生之后便为有权势的集团加以广泛利用，如：“视玉为神物”[2]，用于符瑞[3]，用于祭祀[4]，用于佩带[5]，等等。总之，社会生活的重大活动都离不开玉，有权势的人物死后还要以玉器殓葬[6]。从中国的东部至西部，还有少数部落确以玉打制工具，或者装点头、耳[7]。可知我们中华大地的原始先民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还建立了活跃而有序的文化构架，玉器的重要地位已得以树立。今天我们通过新石器时代墓葬和遗址中出土的玉器可以确认，初生的玉文化即为华夏古文明基础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
　　玉文化迈人文明时代的门槛之后持续发展，呈螺旋状上升、不断更新的势态，有着无限的生命力。玉文化在三代、秦、汉、隋、唐的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宋一清这个时期，几个民族政权兼并更迭，最终走向集中统一。它的玉文化与这种客观背景相连，既有其连贯性和统一性，又有它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无比丰富，繁花似锦，异彩纷呈。
　　宋一清玉器文化是中华玉文化大厦顶层攒尖上的宝珠，闪耀着灿烂的光芒，照亮了后世玉坛。同时，因其遗存有别于帝制社会前期、奴隶社会及史前诸考古学文化时期的内涵与形式，研究对象除了出土玉器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传世玉器和史料文献，而在特定时期内，后者的重要性往往超过前者，故本文拟以史料文献为纲，出土和传世玉器为目加以论述，以揭示此期玉文化的真谛。现依据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宋一清玉文化分为十二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说明其变化发展及其诸种特点。
　　一、玉器与舆服
　　宋一清玉器与帝王、朝廷的关系依然非常紧密，其礼仪行为均离不开玉器。此期正史均连篇累牍地记载了帝王舆服及宝册所用的玉。皇帝在举行礼仪时从头到脚浑身是玉，车乘有玉辂。
　　帝王用玉均用和阗(田)白玉，祭祀燔玉用真玉，偶尔不足则以次玉或珉代之。在此首先说明一下史书上出现的真玉与次玉的问题。朝廷用真玉见于宋，如《梦粱录》载，宋玉辂用真玉龙[8]。而玉分真、次，见于《金史》：“承安元年(1196年)将郊，礼官奏言： ‘昔大定十一年(1171年)天、地之玉皆以次玉代之……若燔真玉，常祀用之，恐有时或阙。若从近代之典及本朝礼仪，真玉礼神，次玉燔瘗，于礼为当。”’可是章宗仍“命礼玉、燔玉，俱用真玉[9]。
　　所谓真玉、次玉之等次，最早始于《周礼》： “天子用全，上公用，侯用瓒，伯用埒。”释为“天子的玉用纯色，上公的玉用杂色，成分四玉一石，侯的玉成分三玉二石，伯的玉成分玉石各半”。[10]又据《石遗记》载：“石季伦爱婢妙别玉声，悉知其产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者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轻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章鸿钊认为，“其言轻洁者，明东南方产非真玉也[11]。”至唐玄宗天宝十载诏曰：“礼神以玉，取其精沽温润，今有司并用珉，自今礼神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礼用珉如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12]《五音集韵》：“烈火烧之不热者真玉也。”上述对真玉的诠释虽各有所指，但诸家公认其质纯、音沉重、性温润者为真玉。联系唐、宋朝廷用玉均取自于阗，可知其真玉必为于阗玉，其他地方玉材均为非真玉，也就是泛称为“珉”者，“似玉而非也”[13]。所谓次玉属美石[14]，也是非真玉。可知朝廷用玉是以真玉即和阗(田)玉为主，在和阗(田)玉不足时亦用珉，即次玉，非真玉现在扼要地说明帝王冠服、车辂、宝册等用玉情况。
　　(一)冠 服
　　以宋代为例。太祖建隆元年衮冕“玉簪导，革带玉钩鲽，鹿卢玉具剑，玉镖首，镂白玉双佩……间施三玉环”[15]。“后妃之服：革带以青衣之，白玉双佩……间施三玉环。” [16]“皇子之服：绍兴三十二年十月……真玉佩绶。”[17] “衫袍：宋因唐制……玉装红束带。闲居之服，皇帝服帽子，红袍，玉束带。”[18]“诸臣之服：带，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异，各有等差。玉带不许施于公服。”[19]“景德三年(1006年)诏通犀、金、玉带，除官员合服及恩赐外，余人不得服用。”[20]
　　辽、金、元、明、清等朝帝后冠服变革较大，然而在用玉上都不减前朝。兹以明代为例：明永乐三年(1405年)定： “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璃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璃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璩饰云龙纹描金，自珩而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璜相触有声。” [21]“皇后：玉革带，青绮靼，描金云龙纹玉事件十、金事件四。” [22]“玉佩同帝，略。常服玉带如翟衣，内制递减金事件一。玉花彩结绶，玉绶花一，璩云龙纹。绶带玉坠珠六……白玉云样玎挡二，末缀白玉云朵五。”[23]明代帝王陵墓出土的玉佩中，朱檀墓[24]的青玉金龙纹佩((中国玉器全集)5册，图二0二)。万历帝朱翊钧定陵[25]出土的一描金玉佩(《中国玉器全集》5册，图二六一)、江西南城岳口明益宣王墓[26]出土的玉佩，均反映了帝后及亲王之等级、年代早晚等因素对玉佩的玉质及组合的影响。
　　（二）玉带
　　江西上饶茶山寺宋建炎四年(1130年)赵仲湮墓[27]出土的其生前所佩池面人物玉带铸九(八方一铊尾)，为不全之带铸(彩图六一)。安庆市棋盘山元代范文虎墓出土有素玉带铸八，带扣、铊尾各一。[28]据《明史》记载，文武官员公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一晶玉腰带[29]；文武官常服，洪武三年(1370年)定其带一品玉。[30]从帝王墓出土的玉带有明初王汪兴祖生前所佩[31]，为羊脂白玉(《中国玉器全集》5册，（图一九七），十二铸，二獭尾，共十四方。十二铸中有镂雕云龙戏珠纹葵瓣形四挎，镂雕祥云纹莲瓣尖形八铸，獭尾均为镂雕云龙戏珠纹长形莲瓣状，成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之前。朱檀殁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墓中出土玉带二副，一副为金镶白玉镂空灵芝纹带板二十铸(《中国玉器全集》5册，图二00)，另一副为素面玉带板二十三銙[32]。‘江西南城明益王朱佑槟(嘉靖十八年，1539年殁)墓出土白玉带板一副，共二十銙[33]。万历帝朱翊钧所佩玉带为二十銙[34]。江西南城益宜王朱翊矧(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葬)、元妃李英姑(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葬)、继妃孙氏(万历十年，1582年葬)等墓出土玉带均为二十銙。[35]
　　(三)玉辂
　　“天子车乘以玉辂为首，均以玉饰车。宋，先是，元丰虽置局造辂，多仍唐制。玉辂自唐显庆中传之，曰显庆辂，间以玉饰。”[36]记载详备者莫过元帝玉辂，其玉饰如下：
　　盖上系玉杂佩八，勾栏上玉行龙十，碾玉蹲龙十，前辕引手玉螭首头三，并系以蹲龙。头衡两端玉龙头二，柜之前，朱漆金装云龙辂牌一，牌宇以玉装缀。辂之前额玉行龙二，奉一水精珠，后颧如之。辂之中金涂输石较砣碾玉龙椅一，靠背上金涂圈焰玉明珠一。[37]
　　仅玉行龙、蹲龙就有22只。
　　（四）玉宝
　　秦制，天子有六玺，又得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已失。五代后周广顺中始造二宝，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日“皇帝神宝”。赵匡胤受掸，传此二宝，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凡上尊号，有司制玉宝，则以所上尊号为文。“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38]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仿李斯虫鸟篆作“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宝，名为镇国宝。“大观元年(1107年)又得玉工，用元丰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又取绍圣间汉传国玺文自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琢以白玉，篆以虫鱼。镇国、受命二宝合天子、皇帝六玺，是为八宝。”[39]故宋宝甚多，仅为金获北宋玉宝计十五方，另宋帝御用之内府玉图书计有三十八方。[40]
　　“金代初用辽宝，大定十八年得美玉，诏作‘大金受命万世之宝’，其制径四寸八分，厚一寸四分，盘龙纽高厚各四寸六分。一晶及王公妃用宝。”[41]
　　明初宝玺十七，洪武元年制于阗玉宝(宝文不明)，朱棣又制“皇帝亲亲宝”、“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嘉靖十八年(1539年)新制七宝，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行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与国初宝玺共为御宝二十四，尚宝司官掌之。[42]
　　清代宝玺清初无定制，乾隆十一年考定宝谱，藏之交泰殿者二十有五，藏之盛京者十，计三十五宝。弘历云：“玺玉自古无定数，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记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爰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43]交泰殿二十五宝玺以质地论，金一、旃檀香木一、玉二十有三。玉色有白、青、碧、墨等四种，青玉稍多。宝文有“大清受命之宝”、“皇帝之宝”、“天子之宝”等。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保留原文。其檀香“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则朝仪纶绰所常用，宜从新制。乾隆帝于十三年(1748年)敕所司一律改镌，与汉篆文相配。[44]“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命镌，四十六年(1781年)贮于乾清官东暖阁。[45]太皇太后、皇太后金宝、玉宝俱盘龙钮。[46]
　　(五)服御器
　　宋—清帝王陵墓中出土的玉器除了上述圭、璧、带、佩册等之外，尚有一批玉器皿，用于宴饮、文房、燕居等日常生活或仪礼活动。传世玉器中也可找到不少的服御玉器。如宋青玉兽耳云龙纹炉，体圆口外撇，圈足，兽首衔双耳，形制似周簋。炉腹通身饰双勾“工”字地纹，隐起行龙、升云。行龙按“三停九似”之诀刻画精微，确已达到形神兼备的艺术境界。此炉底镌清高宗御题七言诗[47]，定名为“旧玉飞龙彝炉”，考定为“庙器”，对其碾琢年代却只字未提，笼而统之称为“旧玉”，也就是古玉之意。另有白玉夔龙柄葵花式碗、玉龙耳活环杯、青玉龙柄长方折角杯等玉杯，可能均为帝王御用之器。青玉海水云龙纹枕[48]枕面已佚，仅存枕墙和底，疑为宋代帝王所用。
　　蒙元服御器有渎山大玉海(彩图七O)，高70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长493厘米、膛深55厘米，玉质青白色中带黑色，体椭圆，内空，体外周身隐起波涛汹涌的海水及浮沉其中的龙、螭、海马、海羊、海豚、海犀、海兔、鱼、鼠头翼鱼、鳌、海蟾、螺、蚌等十三种祥瑞动物。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己丑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按：今北京北海白塔处)。[49]蒙古汗官办玉作始于中统二年(1261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50]。此器成后，至
　　元三年(1266年)成立玉匠局[51]。此器应为蒙古汗宫廷玉器的代表作。乾隆十年(乙丑，1745年)命以千金购买，置于承光殿前(按：今北京北海团城院中)，清高宗命工刻御制诗三首及序。其序曰：“……大可贮酒三十余石，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命以千金易之，仍置承光命中。”[52]此器虽经乾隆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及十八年四次修琢，但未伤旧貌，蒙元遗风犹存。[53]
　　明代万历定陵出土玉器中也有不少服御器，如金托青玉寿字执壶、镶宝石金托青白玉爵杯(彩图七三)、錾金盖托白玉碗(彩图七五)均出于朱翊钧棺内，为其生前饮食用器皿。金累丝圆盒装风持灵芝纹白玉盂(彩图七二)亦出于朱翊钧棺内，金累丝圆盒有“隆庆庚午年(1570年)造”款，疑此白玉盂为隆庆帝朱载星亲赐朱翊钧之宝器。白玉龙首镶宝石带钩龙首，其眼睛镶猫眼石，腹上嵌红宝石二、蓝宝石一。此玉带钩亦出自万历帝棺内，应为其生前常服之用。
　　(六)后妃首饰
　　此期确认的后妃首饰出于定陵及江西、南京等亲王墓中。这批后妃首饰往往是与金玉珠宝合为一体的金镶玉珠宝首饰，豪华瑰丽，充满富贵气。万历孝端皇后棺内所出白玉镂空寿字镶宝石金簪刻“万历戊午造”款，应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造成，系其生前所用发簪。孝靖皇后棺内所出镶珠宝玉花蝶鎏金银簪、金镶宝石白玉免耳坠也是其生前佩用的首饰。
　　上述帝后舆服用玉器包括冠服、车舆、宝册等，仅是帝王朝廷用玉的一部分，说明历朝帝王为了巩固其政治统治使用了大量玉器，这些帝王玉是远古瑞玉之继续和发展。
　　二、玉器与祭祀
　　以玉祀神由来已久。《周礼》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玉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54]这种礼制为历代帝王遵循。宋代初年，“凡大祭祀、大朝会天子皆执圭”。[55] “元丰新礼，皇帝祀天捂大圭，其制圆首前绌，于礼未合。哲宗元枯元年仿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长尺二寸，其厚以镇圭为约”。[56]
　　金代天子亲祀吴天上帝以苍璧，皇地祗以黄琮，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大明以青硅璧，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北极以青硅璧，天皇大帝以玄硅璧，神州地祗以玄色两硅有邸。[57]帝措大圭、执镇圭。朝日夕月仪：朝日玉用青璧，夕月用白璧。[58]高操，青帝币玉皆用青。[59]晨裸，帝措镇圭。[60]凡天子大祀，则陈八宝及胜国宝于庭，所以示守也。[61]社稷坛礼神之玉奠于神前，瘗土加于币，玉用两圭有邸，盛以匣，瘗玉以玉石为之。[62]祀长白山：大定十五年(1175年)三月，奏定册封仪物：玉圭、玉册。[63]祀镇安公(旧名旺国公)：太祖伐辽尝驻跸于此，明昌六年(1195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册山神为镇安公。[64]祀瑞圣公(即麻大葛山也)：章宗生于此，明昌四年(1193年)八月以冕服、玉册封山神为瑞圣公。[65]
　　元代祭祀用玉大体袭金制而略变。如：一日圭币，吴天上帝苍璧一，燎玉一；皇地祗黄琮一；配帝青币一；黄帝黄琮一；青帝青圭一；赤帝赤璋一；白帝白琥一；黑帝玄璜一；大明青圭有邸；夜明白圭有邸；天皇大帝青圭有邸；北极玄圭有邸。[66]祭祀宗庙： “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月丁酉，以江南所获玉爵及坫凡四十九事纳入太庙。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甲申造迁于太庙。”[67]神御殿：“世祖、武宗影堂皆藏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仁宗影堂藏皇太子玉册十有二牒、皇后玉册十有二牒、玉宝一钮。凡帝后册宝以匣匮金锁钥藏于太庙，此其分置者。”[68]其祭器：“……玉器、水晶、玛瑙之器为数不同……又皆有珊瑚树、碧甸子山之属”[69]。祭祀太社太稷：“玉币，社稷皆黝圭一；缫藉，瘗玉一，以黝石代之；玄币一”[70]。
　　明太祖朱元璋重视礼制， “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研究”[71]。吉礼：“玉帛，玉三等：上帝，苍璧；皇地祗，黄琮；太社、太稷，两圭有邸；朝日、夕月，圭璧五寸”[72]。加上谥号：“洪武元年(1368年)追尊四庙谥号，册、宝皆用玉。册简长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五分。其宝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金盘龙钮”[73]。
　　清代礼制：顺治帝人关，“顺命创制，规模闽远”[74]。吉礼：“玉六等：上帝苍璧；皇地祗黄琮；大社黄硅；大稷青硅；朝日赤璧；夕月白璧。旧制，社稷坛春秋常祀用玉，祷祀则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会天旱祷雨，谕曰： ‘玉以芘荫嘉谷，俾免水旱偏灾，特敕所司用玉将事。’自此为恒式”[75]。加上谥号：“顺治元年(1644年)进太祖、孝慈后、太宗玉册、玉宝，奉安太庙。册长八寸八分、广三寸九分、厚四分。册数十，底面二页镌升降龙。宝方四寸二分、厚一寸五分，钮高二寸七分，长四寸二分、广三寸五分，宝孟金质。凡太庙册、宝皆用玉，色青白，册文用骊体，宝文加谥号”[76]。上尊号徽号仪：“册宝初制用金，康乾时兼用嘉玉，道光后专以玉为之”[77]。朝带之制：“大典礼御之。一、用龙文金方版四，其饰，祀天用青金石，祀地用黄玉，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白玉。每具衔东珠五”[78]。
　　祭祀用玉器也是朝廷用玉的一部分，是由“古六器” 。 发展演变而成祭祀之后或收藏起来或火燔瘗埋，故未见出土。
　　三、玉器与殉葬
　　殓葬殉玉由来已久，至周代已出现专为殓尸用的玉器——“螟目” (俗称“玉覆面”或“玉面罩”)，至西汉组合完善。“汉八刀”型玉蝉(彩图四二)、玉豚(彩图四七)成熟，标志殓尸玉已发展到高峰。魏文帝曹丕遵从曹操《遗令)，于黄初三年(222年)明令禁止使用“珠襦玉匣”[79]，终使殓尸玉告终。但殉葬玉器之风并未消逝。
　　宋以后的900余年的帝制时代里，帝王及富贵人家均用生前使用过的心爱之玉殉于棺内，以示不忘“事死如事生”的儒家孝道。近几十年也发现了不少的殉有玉器的墓葬，出土了帝王后妃之冠冕、玺册、典章、仪礼、燕居、宴饮、文房、陈设等玉器，也出土了士庶文人、商人生前所用宗教、巾帽、佩饰、文房、陈设以及茶酒等玉器。可知此期葬俗与其前世不同，不再专门碾制殓尸用玉，用于殓尸的玉器全部都是生前使用过的玉器。这些玉器的等次，主要取决于墓主的身份、地位及经济状况。帝王所殓玉器其玉材优良、工艺精湛、艺术高雅、品种丰富，反之，士庶死后所殉玉器品种、数量较少，件头较小，工艺不精，玉质不佳。下面略举几例供比较研究。
　　目前尚未发掘宋代帝王墓葬，其士庶墓已发掘若干，今举浙江衢州史绳祖墓[80]为例，略作说明。
　　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玉器七件，如白玉兔纸镇、青玉莲苞瓶、白玉荷叶杯、水晶笔山、白玉兽钮印等。史氏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亡，享年83岁，其仕履始末不甚明了，结衔称朝请大夫直焕章阁，主管成都府玉局观。依墓志可知其官至朝议大夫，特授直徽猷阁，非朝请大夫，亦非直焕章阁。所殉玉器大多为文房用具，反映了史氏“闭户读易”、“著书立言”的儒家学者的生活。
　　正式发掘的辽国墓葬中，墓主地位最高者为陈国公主[81]。她生于统和十九年(1001年)，卒于开泰七年(1018年)，所殉之玉应为卒年之前所制。计殉玉器15件，另有玉饰马具二、玉带二、玉柄二、玛瑙三、水晶五，共29件(套)。公主贴身佩玉有螺形玉佩、玉佩、双鱼玉佩、交颈鸳鸯玉佩、交颈鸿雁玉佩、鱼盒形玉佩、鱼形玉佩、龙风纹盒形玉佩等8件(套)，系于腰或腹部，而驸马萧绍矩仅在左臂上系一玉臂鞲，两人贴身殉玉相差悬殊，是地位尊卑决定的。
　　两套玉饰马具附有大量玉饰件，编号为XE52的玉饰马具有马形玉饰121件、狻猊形玉饰18件、四叶花形玉节约2件、三叶花形玉节约6件，其他玉饰X件，计169件。编号为XE53的玉饰马具有马形玉饰28件、狻猊形玉饰104件，计132件。玉铸系靼蹀躞带：方形玉带镑十一、圭形玉铊尾一、桃形玉带饰十八、圭形玉带饰八，计38件。玉铸银带：方形玉带镑十四、圭形玉铊尾一，计15件。玉佩题材多与北宋相同，但处理手法有区别，如两件交颈禽佩是用契丹族鸟肖生玉器的特殊手法琢制而成。玉饰马具二副也是契丹族器物，但饰玉的做法还是有明显的受中原玉文化影响的迹象。
　　元代墓葬著名的有范文虎及钱裕墓。范文虎夫妇墓位于安徽安庆东郊棋盘山。范文虎系南宋降将、元朝高级官僚，任“尚书省右丞商议枢密院事提调诸衙屯田通惠河道漕运事”。大德五年(1301年)葬，所殉玉器有：玉带铸(八镑一铊尾)、虎钮玉押、玉贯耳壶、玉环、小方玉等。夫人陈氏生于宝庆二年(1226年)，卒于大德九年(1305年)，享年79岁，殉玉有茄形玉佩。范文虎夫妇所殉玉器不过6件，均为生前用玉，并无专治的殓尸玉。这些玉器代表了范氏官品，玉押应是特赐的。
　　明代亲王殉葬玉器从江西亲王墓所出土者可知其一斑。如江西南城益端王朱枯槟(成化十五年一嘉靖十八年，1479年—1539年)，殉玉有羊脂白玉带(二十铸)；妃彭氏殉玉有谷纹青玉圭、玉佩二副。其长子益庄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葬，殉玉带一副，妃王氏殉玉带一副，继妃仅有玉片，但金器大量增加，所殉金玉器255件，玉器只占少数。
　　明定陵出土玉器共51件，计有金托玉爵(彩图七三)、金托玉执壶(彩图七四)、盆、花丝龙纹金盒玉盂(彩图七二)二件、金托金盖玉碗(彩图七五)、鎏金银托双耳玉杯、玉皂盒、璧、礼器、玉坠、八角形玉饰件、玉料等，其中重要的镶嵌宝石金盖托玉器5件均出于万历棺内，玉璧6件放置万历帝、孝端后和孝靖后三具棺顶东端，每棺各2件。礼器1副3件出于第十一箱中圆形朱漆匣内，三件叠放在一起，均为白玉，中心均有一孔，最上面一件为六角星形，中间一件为正方形，下面一件为圆形，可能是璧、琮之类祭器。玉坠出自十七箱中的玉带匣内。玉料32件，只有W195出于万历帝棺内，在帝后三人的郴外两侧及东西两端放置27件，另于孝端后棺内两侧放4件。据墨书，记有浆水玉和菜玉两种。浆水玉呈浅青色，菜玉浅黄又略带浅绿。还有属于冠服的玉革带、玉带钩、玉佩、玉圭等玉器。玉革带10条，缀连玉件的有二十铸、九挎、十二铸或十三铸不等。玉带钩2件、玉佩7副14件、玉圭8件(镇圭一、脊圭一、谷圭四、素面圭二)。万历帝殉有镶珠宝金簪44件，孝端、孝靖后也有嵌玉珠宝金银首饰等。
　　明代异姓王殉玉情况主要来自南京明孝陵附近的墓葬，如汪兴祖墓。汪氏为巢县人，生于至元四年(1338年)，死于洪武四年(1371年)，在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政权的争衡中立下了许多战功，官至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死后被迫封东胜侯。其墓内殉玉带一副(玉铸14块)，可能原置于红色漆皮木箱内。带挎以白玉琢成，镂空精雕，葵瓣形四，半葵瓣形八，獭尾二，背面均托以金片包镶，玉铸均镑云龙纹或云纹，可能是朱元璋亲赐。
　　清代帝王陵尚无正式发掘者，档案有乾隆帝与慈禧皇太后的殉葬清单，可供参考。考古发掘的较高级别的墓葬有黑舍里氏墓。[82]墓主生于康熙七年，卒于十三年，年仅7岁，葬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其父索额图，康熙十一年加太子太傅，后居官贪黩并与皇太子有染，潜谋不轨，事败露，被幽禁而死。黑舍里氏死时正值索额图最得意之时，故石室修建豪华并殉有大量玉器，计有：碧玉瓶、碧玉佩、白玉佩、雕花白玉饰、青玉卧鹿、白玉水滴、白玉杯、白玉小洗、玉笔、玉砚、青玉古琴、青玉璧、青玉佩狮、青玉凫首带钩、青玉药铲、玉筷(两双)、碧玉鸽钮印料、墨玉犬钮印料等19件(双)。另有芙蓉石印料、芙蓉石辟邪兽钮印料、玛瑙螭虎钮印料、水晶印、水晶笔架共5件，共计24件。所殉玉器清代所治者精晶有两件云纹鸡心佩，一白玉，一碧玉。旧玉有北宋青玉卧鹿、子刚款青玉环把有盖卮、明白玉云鹤纹小壶等，足以反映清满族权贵生前占有玉器的水平甚高、数量较多的富有状况。
　　以上几座经正式发掘的墓葬所殉玉器可以认为几乎全是生前所用的玉器或是收藏的旧玉，这不能不说是宋一清墓葬殉玉的特点，与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墓所殉玉器中有着完整的系列化的殓尸玉相比，其各自的特点是不言而喻的。
　　四、玉器与士庶
　　宋一清玉器原料控制在帝王手中，并大量碾作玉器，而民间用玉则被严加禁止。如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规定，庶人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只用银。[83]六年(1373年)又定：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84]正德元年(1506年)，令军民妇女不许用销金衣服帐幔、宝石首饰镯钏。[85]正德十六年(1521年)定：一品、二品，器皿不准用玉，只许用金；商贾、技艺家器皿不许用银，余与庶民同。[86]清代对民间用玉也采取严禁政策。乾隆帝曾严惩私贩玉器的驻叶尔羌大臣高朴，[87]但他南巡时已觉察玉禁甚难执行。他在诗中云：“大者固难小易藏，苏扬市鬻翻多有。”自注云：“今南中玉肆所在率多精廖，一望而知和阗之产，可见回人及往来市侩徇利透漏，然流通中华可听之耳。”[88]又云：“今姑苏市上玉甚多，更有美者，知其为窃卖而不深禁也。”[89]“上供岁贡下私鬻，亦弗严禁聊听尔。”注释说： “和阗采玉充贡，岁有常例，余亦有私售者，虽为禁制，然利之所在，亦弗深求，且良玉仍供内地货肆之用耳。[90]可知朝廷垄断石玉禁采禁运的政策实际上是有令不止，难以贯彻的。
　　关于士庶用玉的情况文献笔记也屡见不鲜，如《东京梦华录)所记： “汴梁东街北潘家酒店，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又记： “育子至满月则生色及绷绣线，贵富家金银犀玉为之。”南宋婚姻嫁娶时，“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礼物答回，以绿紫罗双疋、彩色缎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须掠女工等，如前礼物”。宋元藏玉之风渐盛，李公麟、朱德润等文人画家均收藏玉器或鉴定考证流传古玉。明代民间清赏收藏玉器的文人雅士更多，从《新增格古要论》、(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便不难窥知。(格古要论)作者曹昭出自云间收藏世家，“是非真伪不能逃其鉴”，“尝见近世纨挎子弟习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难爱而目未之识矣”[91]。
　　出土玉器中多为帝王显贵生前之玩物，但是也有一些出土玉器的原主人是从未出仕的文人、士绅，如元代钱裕即是一例。钱裕，字宽文，无锡人，生于宋淳枯七年(1247年)，死于元延枯七年(1320年)，是当地没有官职的地主士绅，夫妇墓出土[92]玉器共19件，其中青玉桃形洗、玉鱼形饰、带钩、春水饰、水晶珠串是钱裕生前用玉，发簪及小件玉饰是钱裕夫人生前所用的玉件。从玉质、做工观察，这批玉器均应属于元代作品，玉质中等，玉件较小，做工不精，可能是苏州所治，代表了江南士绅生前用玉的等次和做工。
　　上海明陆琛墓出土的玉器均与朝廷无关，陆琛夫妇玉器已在(中国玉器全集》第5册中刊出，计有白玉冠、白玉簪一对、玉刚卯、玉严卯、白玉幻方、白玉童佩、白玉鱼佩、白玉观插扦、白玉戒指。上述9种10件玉器毫无宫廷气息，纯属民间的士绅、商贾、文人日常所佩用的玉器，说明朝廷玉禁已成一纸空文，并无实效，民间士庶已毫无顾忌地从市场上任意购买自己喜欢的玉器。
　　五、玉器与佛教
　　佛教于汉代由印度传人中国，它是外来宗教，其造像、仪轨、供养及宝物等许多方面都是新生事物，若想为中国群众接受并参与，它必须与汉族传统文化相融合，并逐步演变成汉族佛教文化。大致经历了数百年的交融之后，在南北两地先后完成了民族化的第一步进程，出现了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征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外来的佛教造像向中国传统的玉文化靠拢，由模仿犍柁罗的石造像和金铜造像进而雕造玉像，如北魏宜武帝(500-515年)于恒农山雕造珉玉丈六佛，水平三年(510年)安置于洛浜报德寺，说明玉观念渗入佛教造像领域为佛教徒所接受。这种新倾向随后扩散至陕西省、河北省等东西两翼，这些地方也相继出现了小型的“玉”造像。[93]虽然，上述文献资料与遗存实物都表明这些玉造像还不是真玉，而是珉玉或黄、白色大理石。迄今发现的雕造年代最早的真玉佛教造像是唐代的几座玉飞天像[94]，属“天龙八部”之一，多为供养像，尚不见佛、菩萨、罗汉等玉像。元丞相伯颜曾至于阗国，凿井得一玉佛[95]，说明于阗国在伊斯兰文化之前信仰佛教时，确以和田玉雕琢真玉佛像。
珉玉丈六佛，水平三年(510年)安置于洛浜报德寺，说明玉观念渗入佛教造像领域为佛教徒所接受。这种新倾向随后扩散至陕西省、河北省等东西两翼，这些地方也相继出现了小型的“玉”造像。[93]虽然，上述文献资料与遗存实物都表明这些玉造像还不是真玉，而是珉玉或黄、白色大理石。迄今发现的雕造年代最早的真玉佛教造像是唐代的几座玉飞天像[94]，属“天龙八部”之一，多为供养像，尚不见佛、菩萨、罗汉等玉像。元丞相伯颜曾至于阗国，凿井得一玉佛[95]，说明于阗国在伊斯兰文化之前信仰佛教时，确以和田玉雕琢真玉佛像。　　宋代佛教徒在敛资修建佛塔时，还要将心爱的玉器供奉佛陀，瘗埋于地宫河北省定州静志寺塔塔基地宫出土的玉环、玉铊尾、玉双鸟纹“千秋万岁”铭椭圆盒、玉镯、水晶项链及水晶孔雀等玉器，均为定州当地官吏、富豪、士绅等善男信女们佩用的小件玉器。但这仅仅表明信徒弟子们对佛陀的虔诚，还不是佛教玉器。
　　迄今所见的宋代佛教玉器不是造像，而是刻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玉垄子，“宜和元年冬十月修内司五作所虔制”，双钩292字，楷体，每字小于芝麻，是难得的微雕佛经。[96]
　　辽代佛教玉器在辽宁阜新塔营子及朝阳北塔有所出土。关于辽代佛教玉器，笔者于1982年正式提出，[97]又于1995年在《华夏古玉——鉴赏篇•10》[98]中概括介绍了辽境的佛教玉器，包括上述塔基发现的飞天、摩竭、金刚杵、斧钺、轮、螺、提梁罐、提粱盒等重要玉器[99]。这些佛教玉多属密宗，这是辽代佛教信仰不同于宋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金、元两代佛教盛行，遍及境内，但迄今仍未发现有关的佛教玉器，只得暂时搁置。
　　明代佛教造像仅见两件，一件是出于定陵的白玉佛累丝镶宝石鎏金银簪，另一件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文殊菩萨。
　　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新疆回部年贡玉四千斤，改变了内廷玉材匮乏的局面，便用和田叶尔羌贡玉雕造了一批佛教造像，现可见佛、菩萨、罗汉、罗汉山子等，另外还琢治了玉钵、七珍、八宝等佛供器。毫无疑问，清代是佛教用玉最为发达的时期。
　　上述材料足以说明，宋一清玉器文化，至少是部分的此期玉器文化确已为佛教徒所继承，使玉德观念与佛教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宗旨融为一体，佛教已由用珉玉、大理石制作，发展到用和田玉，还用和田玉碾琢法器、供器等多种用途的佛教玉器。
　　此外还要附带说明，宋、辽、金、元玉器中还有带有道教或神仙色彩的山子和图案，也是值得注意的。
　　六、玉器与金石
　　宋朝廷为了巩固其统治，建立了严格的纲常伦理，大力扬厉经学，试图恢复古礼制。帝王倡导，士大夫积极收集整理，并潜心研究考证青铜器、碑刻等古器物，以证经补史。借助墨拓术和印刷术的推动，文人士大夫争相著书立说并付梓刊行于世。吕大临的(考古图)(宋元枯七年，1092年)，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的《宜和博古图》 (1107-1123年)，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图籍，是其代表性的金石学专著。玉器因少有自铭，其研究价值易被忽视，所以在金石学极其兴盛的宋代，《考古图}仅收14件古玉，但这标志古玉已为学者注意，作为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有了一定的地位。
　　元代画家朱德润撰著的《古玉图》共二卷。朱德润官编修，在京观看诸王公及秘府所藏古玉，并亲自图其形，记明尺寸、玉色及藏家，付梓刊行。上卷收录璧环、带钩等17器，下卷收载佩、填、充耳、玲、琅等23器，共40器。古器不多，内容简单，纯属图录性专书。由于它为我国第一本刊录古玉的专书，而有着一定的价值。
　　明代虽无古玉专著，但在养生清赏或文物鉴定的专著、笔记中，常见关于古玉鉴赏的篇章或零星条文，虽非金石学系列，但仍有它的研究价值。如杭州高濂的《遵生人笺•燕闲清赏笺》，专设《论古玉器》一段文字，记述了汉宋玉器的器型及其碾工等特点以及明代伪古玉等情况，颇有学术价值。
　　清朝乾隆时期金石学、考据学有了巨大的发展。乾隆帝独钟玉器，引经据典考证古玉，评述玉器的诗文共有800余首(篇)，但未修撰专著。至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吴大激根据所见古玉撰《古玉图考》，出版于光绪十五年。该书线图精细、考据详明，以期用古玉证经补史，也多少弥补了宋至清的金石学“往往详于金石而略于玉”[100]的缺点。但受时代限制，牵强附会之处亦在所难免。[101]
　　如上所述，古玉自宋代跻身于金石学领地，与青铜器并列，经元、明至清，学者们终于找到了以经史提领古玉、以古玉证明经史的考证方法，在金石学领域内独辟蹊径，而具有相对特性和学术地位。
　　七、玉器与绘画
　　我国绘画成熟较迟缓，与古老的玉器相比，它不过是一种后来居上的艺术门类。从绘画专著及流传画迹可以认定，它成熟于唐宋，文人画稍晚，大致形成于元明。而宋一清的玉器恰好正处于绘画艺术成熟的年代里，因而玉器艺术必然受到绘画艺术的巨大影响而趋于绘画化，这使此期大多玉器作品充满画意，如花卉、禽兽、山水、人物等绘画都成了此时玉器的装饰图案或器型母体，只要翻开《中国玉器全集》5、6两册，这种例证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关于这一新倾向乾隆帝已经发现，并称道说“刻画为图斯鼻祖”[102]。
　　辽、金、元三代玉器在玉材、艺术方法、碾琢技巧上均步宋玉之后尘，并无太多的新进展，仅仅在装饰题材上、处理手法上与宋玉略有不同，但这极为重要，它使民族风格得以充分体现在此期的多数玉器作品中。
　　明、清两代玉器紧随文人画演进，也出现了诗、书、画并茂的图案。如青玉松荫策杖斗式杯(见《玉器精萃》一书，以下简称(萃))，其玉白地黑章，两面刻苍松及松下策杖的老者，另两面是诗句：“策杖穿林路几重，禅家清磬隔云封，再来只恐无寻处，好记悬崖一古松。”末署“梅道人戏作”，行草阴文。玉人以黑章作松针，此玉杯堪称一幅淡墨山水人物画。杯底镌乾隆癸卯(四十八年，1783年)御题五言诗，称此杯画为“迥俗师古”之作。画面可见吴门巨匠
　　文征明画法的影响，可惜明代玉器上这种图案太少了，但清玉却大为增加。乾隆二十五年之后的陈设玉器正背两面好像画在宣纸或细绢上的工笔画，令人百看不厌。和田青玉花卉纹龙耳活环瓶、和田白玉鹤鹿纹双耳活环瓶、和田青玉茶花山雀宝月瓶、和田白玉山水兽耳瓶等作品镌刻花卉、禽兽、松竹、坡石、山水、人物等画面，确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使观者大有赏玉如读画之感。此期玉器与绘画的联系之密切是尽人皆知的，想必此期玉人大多都是擅长绘事的玉画人，他们的文化艺术修养显然胜于其前辈。
　　八、玉器与雕塑
　　我国古代玉器艺术颇受雕塑艺术的影响，汉唐肖生玉雕已显示出这种趋势，宋一清玉器当然也不能例外，也是亦步亦趋，紧密相联。概而言之，宋一元玉雕受当时雕塑艺术的影响，多显现形神兼备的特点，至明清，玉雕出现扭曲，则产生程式化的装饰趣味，造型几何形体化，动态造作，失去自然，与此时雕塑艺术如出一辙。
　　宋代玉雕表现手法有隐起、起突或隐起与镂空、起突与镂空混用等。前两种多用于片状玉器，如青玉云雁纹铊尾、青玉池面人物带铸(彩图六一)即属隐起类作品；金白玉寿带啄花佩、青玉寿带衔花佩均为镂空隐起型玉雕；宋青玉镂空松下仙女图(彩图六二)、金青玉鹘攫天鹅佩至少有近、中、远三个层次，均为起突镂空型玉雕；宋白玉镂空竹芝蟠龙佩、青玉人物山子(彩图六三)、金青玉镂空仙人钮均为多层次三远式圆雕，与佛寺壁上的悬塑手法类似。
　　元代玉雕或玉雕装饰也是与镂空相结合，以增强空间感，如青白玉镂空风穿花璧，全部地子均镂空，风与牡丹十分鲜明突出。玉带钩腹上草卉纹亦加镂空，高高突起。青玉镂空龙风钮多层次镂空，玲珑剔透；而青玉莲托坐龙仅锼其腹足部，穿透大孔，以突出龙的昂头挺胸，角下、口、颔下、颈后均锼小孔，亦富透漏之感。上述手法均与元朝的石雕相通，可见其影响所及。
　　明代中期以后玉雕发生了变化，造型几何形体化，构图呈平布的积累式，往往用曲水、卷云、卷草、米字等格子纹作镂空细线勾连状地子，衬托形象，类似墙上的花窗。这种做工多用于玉带镑、圆牌、方牌。立雕有青玉童子卧马、青玉菩萨、青玉麒麟，其几何形体的造型一目了然。
　　清代玉雕与明一脉相承，仅在加工上以精致取胜，这与当时的案头雕刻、珍玩雕刻有相同的地方，但较为简练而概括，从叶尔羌青玉云龙纹洗和青玉竹节臂格可见其梗概。立雕肖生有玉兔、和田青玉立象负双童、和田青玉卧马(彩图九九)等，它们都是乾隆时代玉肖生的典型作品。清乾隆朝陈设玉器甚多，多在耳上费功力，或剔透，或做活环，还有用毫无联系的形象拼凑成器的，如和田黄玉雕婴戏夔耳瓶、和田青玉龙风饰瓶。
　　从上述玉雕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它与其同时期的雕塑或竹木牙雕艺术是紧密相连的，其艺术方法是一致的，实际上玉雕已是宋一清雕塑艺术的组成部分，只是玉雕还有它的特殊性，这就是要“因材施艺”，这是由材料的珍贵性决定的，尤其是一些大的动态雕刻，往往要受制于玉材的形状。这一点是玉雕的特殊性，而石、木雕刻一般是不受原材料制约的。
　　九、玉器与青铜器
　　三代玉器受到青铜器的影响，这已经是普通常识了。随着青铜时代之被铁器时代所取代，这种影响也宣告完结。至宋，玉器再次出现仿青铜器的倾向，但这与上述三代玉器接受青铜器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宋代提倡古礼，金石学勃兴，朝廷仿铸出土青铜器以充庙堂礼器，一时间掀起了在工艺美术领域仿青铜器的新潮流。现已查明，在瓷器、玉器的加工上都出现了仿青铜器造型与纹饰的情况。据《武林旧事》记载，于南宋内廷聚星园锦壁中间沉香桌子上安置白玉碾花商尊，高约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103]。这件插花用的白玉碾花商尊当为仿商尊彝形饰碾琢的，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一件仿商代青铜尊的玉尊。此后，元、明、清文献亦不乏有类似情况的记载，发掘出土玉器和传世玉器也有若干例证。
　　休宁县1952年发掘南宋朱唏颜夫妇墓，出土一件青玉兽面纹卣，其通高6．4厘米、口径3—3．2厘米，提梁与盖已失，口下部两面均出脊，左右饰菱龙纹，腹饰饕餮纹，两侧饰涡纹方耳，下饰镂空夔龙，其器型、纹饰均来自周卣，然纹饰相距周卣已较远。这是首次发现的南宋仿古彝玉器。
　　安庆市1956年发掘元代范文虎夫妇墓，出土一件白玉贯耳盖瓶，通高7．1厘米、口径3．2—3．7厘米，体椭圆，盖面平，上隐起蜷卧虎形纹，有二圆穿孔，颈饰细长双贯耳，腹宽，圈足，口腹间饰弦纹四道。此贯耳盖瓶实为仿商周提梁卣，今提梁已失。无独有偶，同在安徽相继出土两件玉提梁卣，可见白宫廷玉作至民间玉肆无不以玉仿青铜彝器。　　　　明代玉肆仿青铜器的做工也非常活跃，从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代玉器中也可找到一批，已发表的有：青玉兽面纹出戟方觚、青玉龙把匝、青玉兽首盖匝、青玉象耳炉、青玉兽耳带座簋、青玉兽足菱龙环把樽。这批明代仿青铜彝玉器较宋元玉卣，确是踵事增华、锦上添花，而又不失古意。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对仿古彝玉有着浓厚兴趣，而乾隆帝尤为嗜古入迷，经常赋诗加以提倡，留下了大量的“乾隆仿古”铭的玉器。关于这个课题，笔者曾撰《清乾隆帝玉器观初探》[104]一文加以认证，现扼要介绍如下。
　　乾隆帝弘历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对古器物理解深邃，尤对古玉情有独钟，崇尚师古。登极后的第八年(1732年)，即命苏州织造官安宁、图拉二人按《考古图}上的玉辟邪、蹒玉马、玄玉骢、玉虎、玉仙人等五件古玉仿造，刻上号码，在座上面刻隶字“宣和御玩”[105]。但是弘历命工琢仿青铜彝器与上述命碾五件古玉的用意不同，而是针对苏州玉肆碾制的“俗样”玉器(亦称“时样”、“新样”、“时世样”、“俗时样”等)泛滥于世(统称“玉厄”)而发的，是有的放矢，是针砭新奇、华嚣、纤巧、粗鄙等“俗样”玉器。乾隆帝因此而提倡复古，遂命工碾琢了大量的仿青铜器的玉器，如和田玉仿古豆、和田玉云带纹兽耳活环瓶、和田玉鱼鸟纹壶、和田玉单柄匝、和田玉兽面纹双耳活环壶、和田玉方壶等，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被模仿的青铜器的时间界限大致自商迄汉。
　　宋一清仿青铜器玉器起自朝廷，渐趋推广至富贵人家，成为我国玉文化的重要内涵和玉器宝库中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趋势是愈演愈烈而后来居上，
　　十、玉器与金银器、瓷器
　　宋一清代金银器和瓷器都出现了空前的发展，花色品种频繁更新，款式新颖，技艺精湛，各种工艺之间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出现了共同繁荣的新局面。玉器与金银器因同为上层社会服务，联系尤为密切，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器型和纹饰两个方面。
　　玉器受到金银器的影响，仿其器型者已见于宋，如北宋青玉双股钗，是完全模仿自金双股钗。白玉夔龙柄葵花式碗，其器型，尤其口、足均仿自金银器，但其龙柄和图案在金银器上还是少见。玛瑙带托葵花式碗见于金银器、瓷器和漆器，可能是三者的互相影响所致。辽白玉莲花杯的器型、纹饰都是来自金银器。明白玉葵花杯、白玉戒指在金银器中也可找到类似的器型。
　　玉器与瓷器的联系也是相互的，如宋代瓷器中有瓷琮形器，而玉器中的有望环耳浅杯，都是相互影响的例证。至于明代的玉茶酒具均与瓷器、金银器有着密切联系。清代的陈设类玉器中的瓶、壶等与瓷器相似，可能仿自瓷器，如和田玉蚕纹宝月瓶即与瓷器造型近似，其他如玉制盏、碗、盘、盖碗、高足杯等，在瓷器中均可以找到原型。
　　宋、辽、金、元、明、清的玉器与当时的金银器、瓷器联系如此密切是不难理解的，此期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用玉来碾琢或用金银打造饮食用的器皿，这一相同的使用功能推动了玉器与金银器的接近、沟通。此期瓷器烧造工艺和瓷器本身的形、饰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发展，其制品大量进入宫廷成为御用器物。这种艺术品格的提高也缩短了与玉器的距离，于是玉器也开始仿官窑瓷器，三者的互相沟通、互相借鉴是此期玉器文化的一大特色。
　　十一、玉器与收藏
　　清赏文玩是宋一清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曹昭《格古要论•序》云：“先子真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书、名画、古琴、旧研、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这是元末明初文人文化生活的写照。举凡帝王、显吏及富有的文人雅士，总有不少人是古玩收藏家，即使富商豪绅，亦附庸风雅收藏古玩以标榜自己。
　　收藏玉器本是怡神养性、提高品位的文化活动，藏玉者借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皇室、富人手中往往收藏着数量不等的时作玉，也有的兼收古玉(旧玉)或以收藏古玉为主。所谓的玉器收藏家都是指后一种人而言，如果只收新玉而不藏古玉，一般来说就只是富贵人家用以装饰点缀而已。南宋清河郡王进奉高宗古剑璇等新旧玉42件；元朱德润在京师王公显贵府邸见到大量古玉，这说明宋元高级官吏手中都收藏着一批古玉。明、清两代，上自皇帝，下至文人，
　　收藏古今玉器者大有人在。最大的收藏家就是乾隆帝弘历，他除了继承顺治、康熙、雍正三帝收藏的玉器之外，自乾隆二十五年起，每年加工60件左右的新玉，大臣进贡的新旧玉器无计其数。《玉纪》作者陈性从其母处得其父授81玉，可知士庶亦多有收藏古玉者。
　　朝廷与民间的文物收藏活动促使古玩商业的繁荣。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记有古玩市场和古玩店铺的字号和经营品种，如汴粱东街北潘家酒店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其佛殿后资圣门前万姓交易，“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106]。南宋杭州作为行在200余年， “户口蕃盛，商贾买卖卖者十倍于昔”[107]。手工业分工细密，“京都有四百十四行”[108]。在商业团行中典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109]于保佑坊前有俞家七宝铺[110]。“七宝社”出售有玉带、玉碗、玉花瓶、玉束带、玉劝盘、玉轸芝、玉绦环以及玻璃、水晶、菜玉珍贵商品或骨董。[111] “七宝考古社”买卖皆中外奇珍异货[112]。元、明、清三代，古玩商业发展繁荣亦在事理之中。
　　玉器的收藏不仅促使需求增长和文玩商业的繁荣，还引发了伪古玉的制作。随着古玉收藏之风日盛，原有或新出的古玉供不应求，价格提升，商家利润增大，伪造古玉趁机混入古玩市场，以假充真，欺骗收藏家，造伪售伪者每获高值。何时何人是始作俑者现已无法查明，翻阅文献可知，不外有明代、宜政或唐宋三种主张，迄今可以证实的已有宋代说。虽然我国古玩业和收藏家也多主张宋代已有伪古玉，但由于未见作论证工作，尚不知其有何根据。
　　明嘉万时期杭人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古玉器》中云：“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块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高氏一语道破明代伪古玉的制造时间、地点、产品、用料与形饰上的特征，为我们鉴别明伪玉提供了依据。由此可知，明伪古玉始造时间距高濂成书时间并不会太远，大约在嘉靖或略早。这是伪古玉明代始造说的主要依据。
　　清代伪古玉的主要产地也是苏州[113]，并逐步遍及各大城市。从乾隆帝御制文《玉杯记》、有关御制诗、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以及古玉鉴定专著陈性《玉纪》、吕美原《玉记补》等文献著述中，可以了解有清一代伪古玉的多种人工伪沁等情况。
　　明清伪古玉数量较多，良莠不等，良者下真玉一筹，为藏家厚爱，贮于箧笥，故伪古玉事实上与时作玉同步发展，然又自成体系，有着特殊的美观效果，仍有欣赏和保存等价值。乾隆帝《玉杯记》记录了内廷玉工姚宗仁家传染玉法——“以琥珀滋涂而渍之，其于火也，勿烈勿熄，夜以继日，必经年而后业成”。这种以琥珀煮染玉器的方法纪昀称之为“琥珀烫”[114]，“烫”即渍炼着色。纪昀还提出了油炼、药炼两种染玉法。[115] “油炼”即用油炸伪玉，即后世所称之“油炸侩”者。“药炼”是以某种药物液体烤炼而成，可能是李风公《玉纪正误》所言之血竭染色。血竭亦名麒麟竭，系紫铆树之脂，凝固后为赤色块粒，水溶其液涂于玉上，火煨之即呈红色，[116]可制“血沁”伪玉。
　　道咸时期，陈性《玉纪》提出了宣和、政和时玉人以出自甘肃大山中的虹光草汁人硇砂少许，以新鲜竹枝燃火逼之制成的鸡血红人工沁[117]。还有“水银沁”——“黑漆古”、 “鸡骨白”及明人提出的“尸古”、“土古”、“渠古”等自然泌色，清人也都可以仿制。清代仿古之多难以计数，其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
　　总之，明清伪古玉与时作玉、仿古玉一起都是该期玉器的组成部分，伪古玉还有着时作玉所缺的古色古香的特殊美感，而为收藏家们所重视、所珍藏。
　　十二、玉器与辨伪
　　如上所述，明清玉人在骨董商指使下制造了大量的伪古玉卖给收藏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久而久之，收藏家意识到上当受骗，急欲从所见杂乱无秩的古玉中辨别真伪，然后只收真古玉，剔除伪古，这不仅是收藏家的迫切要求，也是鉴赏者的重要任务。
　　古玉辨伪起于何时?从文献可以了解大体始于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跖年)。其时，咸阳县民段义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掘地得古玉印，遂贡进朝廷。哲宗诏礼部御使台以下参验，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李公麟等十四员臣僚经过两年的鉴考，于元符元年(1098年)三月上奏：
　　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窥用以贯钮，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日“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有德者昌”唐玺也； “惟德允昌”石晋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咸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风鸟鱼，乃虫书乌迹之法，与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118]
　　宋朝廷官吏从玉色、玉质、玺文、装饰等多角度考察咸阳刘银村出土的传国玺，最终确认其“非汉以后所作明矣”。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宋士大夫鉴考古玺印的主要方法。哲宗赵煦信以为真，于五月朔御大庆殿降坐受宝，群臣上寿称贺。至徽宗“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自作受命宝”[119]。两帝对同一传国玺态度迥然不同，其中必有难言之隐。
　　关于明人古玉辨伪的着眼点和主要方法只能从高潦《论古玉器》里面寻找。概而言之，高潦古玉辨伪着眼于玉材和碾工，他尤精于汉宋玉器的鉴定和仿汉宋玉的辨伪，“汉宋之物人眼可识”。他提出了明伪古辨伪的精辟论断：
　　孰知今人(按：明人)所不能者，双钩之法，形似稍可伪真，钩碾何法拟古?识者过目自别，奚以伪为?
　　他揭示：作伪者“形似”可以做到，但“钩碾”无法“拟古”。也就是说，后人不能掌握模拟汉人的双钩碾法。此论至当，切中要害。不过真正有能力识别历代碾工之不同者能有几人?可知辨伪之难即在于此——碾工。
　　清乾隆帝古玉辨伪第一步是凭直观感觉，一上眼便被人工伪沁所蒙蔽[120]，可知辨伪是不能靠灵感的，皇帝也不能例外。此后，古玉收藏家大多走着乾隆帝的老路，依旧不去分辨玉之沁色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故必然上当受骗。陈性提出从玉材、沁色、质地、制作，认水银、地土等六个角度辨伪，较之弘历辨伪的角度宽广，确有不少前进。陈性自云：“所纪皆实，非躬亲试着有实效者概不书。”其实他并非如此高明，“惜语多附会未能剖析毫芒”，不过“拘泥旧说”而已。[121]
　　上述明清有关辨伪的观点和方法都是收藏家“暗中摸索”体会到的一些个人经验之谈，且代代相传沿袭了近千年，可以称之为传统的古玉辨伪法。
　　通过对上述宋一清玉器的十二个侧面的比较分析，不难理解此期玉文化确有自己的时代特点。首先应指出，它依然扮演着帝王玉的重要角色，仍是帝王冠服、车舆、玺册中最珍贵的东西，既是祭祀用的不可替代的神器，又是帝王死后必备的殉物。但是我们必须认清，此期帝王玉仅仅是整个玉器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玉器中属于帝王冠服、车舆、宝册、典章的玉器甚少，比较多的还是其生前陈设装饰或起居饮食用的玉器，说明此时以远古的“瑞器”为主的帝王玉，已演变为以玩赏、燕饮的生活用玉为主的帝王玉，此其一。其二，是士庶用玉有了空前发展，说明历朝玉禁并未真正落实，形同虚设，所以各级官吏、富绅、文人根据掌握的财力和个人喜爱，都置备了一些玉器。男性所用玉器大多是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女性用玉往往是各种首饰，还镶嵌珍珠宝石，这是奢华的社会风气的反映，也是帝王玉直接影响的结果。此期玉器的这种士庶性、文人性为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淡雅和简朴品格。其三，此期玉器的动物肖生、花卉及器物上的装饰图案都显示了浓郁的绘画趣味或感人的情节，说它是用玉画成的图画是不过分的，这是其前玉器所缺少的一种特殊韵味。第四，这种绘画性的特点往往与多层次构架、三远式布景及变幻莫测的锼镂技法联系在一起，每每都有着深邃的意境和广阔的空间，并具有浓重的立雕风格。第五，宋一清近千年的玉雕在玉器文化史上不过是一暂短的瞬间，但其艺术手法包括了形神兼备的现实主义和古色古香的拟古主义，前者出现于宋、辽、金、元四朝，后者形成于明、清两代。第六，仿古玉、伪古玉的出现丰富了玉器文化宝库，但伪古玉混淆了人们的视线，给清净纯洁的玉苑带来了一定的信任危机，不能不说这是对古老而神圣的玉器文化的不可饶恕的亵渎。第七，此期玉器有着醇厚的艺术性和欣赏性，为当时的帝王、士庶所喜爱并秘藏之，亦为后世收藏家视若珍宝，爱不释手，客观上保护了出土的或传世的玉器，使其得以长久流传。第八，清代鉴赏家、收藏家背离“首德次符”的原则，不重玉德，求诸玉符，舍本逐末，迷醉沁色，将玉器文化引入歧途，其恶劣祸害殃及今日。
　　总之，此期帝王玉、士庶玉同步发展而又互相影响、互为渗透，交织为一体。此期的玉文化灿烂辉煌，在中华玉文化史中占有一席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为20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中国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或将会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批判地继承宋一清玉器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使其融合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中，美化人们的心灵，熏陶公众的情操，为促进现代中华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而努力。
　　　　　　　　　　　　　　　　　　　　　　　　　　　　　　　　　　　1998年1月17日完稿
　　附 记
　　此文为参加第三后(1998．11)香港“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全文。当年参加会议时因论文较长，为便于讨论，删除1．玉器与舆服，2．玉器与祭祀，3．玉器与殉葬等三节，今全补上。
注释：
[1] 详见拙文《古老的中国玉文化》，《中国宝石》，1995年。
[2]《越绝书•越绝外传•宝剑第》，第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
[4]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
[5] “古之君子必佩玉”，见《礼记》卷九《玉藻》，楚北崇文书局，同治九年。
[6] “疏璧琮以殓尸”，见《周礼•春官•宗伯•典瑞》。
[7]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等：《沈阳市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玉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第157-15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8] 吴自牧：《梦粱录•五辂仪式》，第16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
[9]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八,《志》九《礼》，第707、708页，中华书局。
[10]林尹：《＜周礼＞今注今译》，第455-45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11]章鸿钊：《石雅》上编《玉》第112、113页。
[12]章鸿钊：《石雅》上编《玉》第115、116页。
[13]《韵会》：“珉，似玉而非也。”
[14]《广韵》：“美石，次玉。”
[15]元•脱脱等：《宋史•志一O四•舆服三》第3523页，中华书局
[16]元•脱脱等：《宋史•志一O四•舆服三》，中华书局，第3535页。
[17]元•脱脱等：《宋史•志一O四•舆服三》，中华书局，第3534页。
[18]元•脱脱等：《宋史•志一O四•舆服三》，中华书局，第3530-3531页。
[19]元•脱脱等：《宋史•志一O四•舆服三》，中华书局，第3564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志一O四•舆服三》，中华书局，第3565页。
[2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志}四二(舆服)二，第1616、1617页，中华书局，1974年。
[22]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志}四二(舆服)二，第1616、1617页，中华书局，1974年。
[23]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六{志}四二(舆服)二，第1616、1617页，中华书局，1974年。
[24]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 (上)第五节《玉石器》，文物出版社，1970年。
[26]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宜王朱翊矧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27] 陈柏泉：《上饶发现雕刻人物的玉带牌》，《文物》， 1964年。
[28]白冠西：《安庆市棋盘山发现的元墓介绍》，《文物》，1957年第5期。
[29]清•张廷玉等：《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