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的传说及其史实素地的思考（作者：罗琨）

1983年《史前研究》创刊，尹达同志作《衷心的愿望》，语重心长，讲述了老一代历史学、考古学工作者长久萦绕心头的理想，今天面对文明探源研究的课题，再次认真阅读它，仍然会有很多启示。
《愿望》一文提出，考古发掘是一页页揭开祖国大地的“无字地书”，使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社会历史面貌再现于世。我们还有极其丰富的活生生的民族调查资料、“得天独厚”的历史学遗产，要通过各个有关学科的密切配合，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深入探索下去，将这部厚重的“地书”，翻译成可读的史书。作为历史研究所的老所长，尹达同志特别谈了古史传说的问题，回顾了“三皇五帝”古史系统形成的过程，提出将这一段历史看作“传疑时代”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有没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要问题”。
这对于文明探源的研究尤为重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而在我国古代的传说中，常以铸鼎与文明相联系，以九鼎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例如传说作为“文明初祖”的黄帝在取代了神农氏以后，“获宝鼎，迎日推筴”（《史记•五帝本纪》），还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而升仙（《史记•封禅书》）。关于夏王朝统治者夏后氏自出之祖大禹，更有传说他治水成功，“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尚书•禹贡》），铸九鼎成为夏商周三代传国之宝。那么，中国古代关于铸鼎的传说与中华文明的进程是否有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禹铸九鼎”的传说，利用现代考古学知识很容易判定它是“伪古史”。但是如果梳理有关传说，区分其时代，追溯其祖型，就可以发现这个故事，正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一个典型事例，它是逐步形成的，却不是任意的伪造。
关于九鼎，较原始的记载见于《左传•宣公三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兵至伊川伐陆浑戎，然后至洛水，在周王室的境界内陈兵示威，“问鼎之大小、轻重”，从而引出一段关于九鼎的传说。《墨子•耕柱》则记载夏启令蜚亷在昆吾铸造一件作为祭器的方鼎，铸造前占辞得“逢逢白云”之兆，相传夏鼎数百年间相继“迁于三国”，“夏后、殷、周之相受”，应验了这个卜兆。说明至少在墨子的时代，已有夏启所铸的鼎，就是后来所谓的“九鼎”之说。
用鼎作祭器或礼器是源远流长的，礼仪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礼器也脱胎于生产生活用具。鼎，是我国古代社会出现很早的炊器，在不少地区一直延续到商周。《墨子》表明夏启之时，鼎已作为祭器或神器了。在商代同样如此，不仅《说苑•君道》记述汤之时，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天大雨，在殷墟甲骨文中也有求雨用鼎的记录。在周代，重大祭典的重要的祭品也是要放在鼎中的，《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灭商后，回到宗周告庙献俘，杀祭了商王朝百名高级官员，其仪式包括将人头放在鼎中，由参与祭祀的“小子”、“邦君”奉上祭台。
现在知道鼎在商周是重要的礼器、祭器，在夏代乃至商初还是人神交通的神器，再向上追溯，原始宗教时代，鼎还可能与交通人神的法器的有关。这是“禹铸九鼎”说产生、演化的基础。
在古代社会，鼎是祭器，但不是所有亡灵都可以祭用鼎，尤其到了周代，总结了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反对奢靡饮酒之风，在礼器中更重视食器。根据西周的礼制，各种礼乐彝器的使用都要因贵族身份和礼仪规格不同而有严格的限制，用鼎制度更占有核心的位置，即《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汉何休注所说的“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这应是鼎被赋予了超越其实用功能的象征意义的前提，即随着用鼎制度的确立，鼎成了权力象征，“九鼎”则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用问鼎之大小、轻重来表达他北上图霸的意图，战国七雄逐鹿中原，更不断向周王“问鼎”、“求鼎”都是明证，而周王为了自保，不断神化“天子九鼎”，使它成为禹之所铸，迁于三国的宝器。
秦汉以后广泛流传禹铸九鼎传于商周的故事，如《史记》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用于祭祀，“遭圣则兴”，周灭亡“鼎乃沦伏而不见”。《资治通鉴外纪》更说“禹复为九州，收天下美铜，铸为九鼎，以象九州”。大禹治水不仅使九州恢复了生机，而且加强了各地的联系。九鼎就是由九州的贡金所铸，所以可引申为国家统一的象征。它遭圣则兴，乱世沦伏，因此不仅是统一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还是盛世的象征。
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希望得到“九鼎”，《史记》记载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二十八年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又南登琅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至汉，先是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方士新垣平说：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汾阴有金宝气，周鼎要出现了，要在汾阴南，临河建庙迎周鼎。后新垣平因诈称“金宝气”等事发被诛杀，并株连其家室宗族。但武帝即位以后继续迷信鬼神，方士们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的五十年后，诈称汾阴出土宝鼎，献于武帝，武帝大赦天下，改元元鼎。
秦始皇、汉武帝都没有得到传自禹的“九鼎”，其后的帝王不再继续寻找，却“每有冶铸九鼎之议”，《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夏四月铸成九鼎，徙置通天宫。豫州之鼎名曰永昌，髙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兖、青、徐、扬、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髙一丈二尺，受千二百石，各写其州山川物象，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宋史》记载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用方士魏汉津之说，备百物之象，铸九鼎，“取九州水土内鼎中”，置于九成宫；后又用方士言，铸神霄九鼎。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
从秦汉唐宋帝王的求鼎、迎鼎、铸鼎可知，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对九鼎的重视主要集中于它的“遭圣则兴”和“以象九州”，赋予它国家统一和强盛的象征意义。
利用现代的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知识，可以知道在中华大地制作交通人神的祭器历史非常悠远，商王朝以前的夏代已经有了青铜容器的铸造。古代社会铸造铜器前要进行占卜，占卜，就会有命辞、占辞，甚至验辞，因此夏后氏铸造了一件祭器，得“逢逢白云”之兆的传说是有可信性的。从漂浮四方变成传于三国，从一鼎变成了九鼎，从神器变成了权力的象征、盛世的象征、九州一统的象征，这些变化不仅可以从它的祖型上找到生长点，更和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
九鼎传说的祖型，说明在夏代执掌最高行政权的夏后，同时执掌最高宗教权，商代依然如此，有甲骨文以及关于汤祷祈雨等古史传说为证，可见夏商延续了原始社会末期首领人物也是大巫的遗俗。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当社会分裂为互相对立的阶级，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知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国家。在国家出现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统治者要借助天帝或神的威信建立地上的“秩序”，据今所见商代王朝占卜机构留下的卜辞，基本上只见“王占曰”，只有王能掌握神谕的解释权。至周，开启了礼乐文明，建立的新秩序，包括用礼制规范统治阶级的行为，而鼎变成了九鼎，神器变成了权力的象征，正是在这样社会背景下完成的。
所以，“禹铸九鼎”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然而却也不是任意的伪造，追寻它的形成过程，依然可以发掘出某些真实历史的素地，对于认识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发展有所启示。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