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四十年历程（作者：李成祥）

总理出题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总理的一次谈话。1963年，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演出了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周总理在演出中对编导蒋祖慧等人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中国的芭蕾，从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建校以来就一直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先后聘请了六位著名的苏联芭蕾专家，成功地演出了欧洲经典舞剧《无益的谨慎》、《天鹅湖》、《海侠》、《吉赛尔》。每一部舞剧的演出，周总理都不止一次地亲临剧场观看，给予热情的肯定和鼓励。正是依据周总理“对外来艺术首先学到手、学到家”的指示，北京舞蹈学校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和继承欧洲古典芭蕾舞的优秀传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芭蕾舞人才，包括演员、教员、编导、作曲家、舞台美术家以及舞台技术人员。所以周总理认为当时的芭蕾舞团已经具备了自己独立创作的条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事后还委托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落实这件事。


确定剧目


根据周总理的设想，林默涵在63年底邀请了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舞蹈家协会的有关同志，一起讨论舞剧的选题。参加会议的有陈锦清、赵讽、胡果刚、游慧海、李承祥、王锡贤等人。林默涵在会上首先传达了周总理底意见，并提出了他自己的设想：“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大胆一些，创作一个本国现代题材的剧目。”他提议改编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在讨论中我代表几位编导提出了改编电影《红色娘子军》，认为这部作品故事感人，人物鲜明，娘子军连连歌家喻户晓，适合发挥芭蕾舞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艺术特点，并当场讲述了舞剧的初步构思。与会者一致赞同，由林默涵当场拍板，决定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芭蕾舞剧。事后组成了创作班子，由吴祖强、杜鸣心、戴洪威、施万春、王燕樵作曲，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编导，马运洪负责舞台美术设计。大家满怀激情地投身到第一部中国题材的大型芭蕾舞剧的创作中去。

深入生活


对于创作人员来说，首要的是生活。1964年2月，组成了赴海南岛深入生活的创作班子，由李承祥任组长，吴祖强、刘庆棠任副组长，成员有王锡贤、蒋祖慧、马运洪、摆淑湘、钟润良、王国华、李莉盈。途经广州时，与电影原作者梁信讨论了关于剧本改变的问题，梁信表示热情支持，还主动写了一个舞剧大纲供我们参考。到达海南岛后得到海南军区的大力支持，主动与各地联系并提供了车辆，使我们的环岛活动得以顺利展开。
我们访问了当年老革命根据地，当时的老赤卫队队长，他给我们讲述了海南人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带着我们去看当年开万人大会的红场，访问经常掩护红军的革命老妈妈，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在琼海现县，我们见到了当年的娘子军战士，听她们讲述当年海南妇女的悲惨生活：她们象牛马一样被买卖，作童养媳、给地主当丫头，不但承受了最沉重的劳动，而且常常挨打受折磨，生命随时都会失去。海南妇女受压迫很重，所以反抗性也特别强。当年众多妇女逃出牢笼，找红军要求当女兵，在贴布告的当天就有四百多妇女跑来报名，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勇敢、乐观、觉悟高、能吃苦，对压迫者有刻骨的仇恨。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就不可能对海南岛的自然风貌和地域特色获得那样多的创作依据，盛开木棉花的英雄树、茂密的椰林、高大挺拔的榕树、秀丽多姿的万全河畔……，为舞剧不同场次的特定情境提供了鲜明有力的主体形象，使美术家创造出诗画结合的美好意境。我们在通什黎族聚居地学习民族舞蹈，收集琼剧音乐和民间曲调，在屯昌解放军驻地下连队当兵，使大家头脑中的艺术想象逐渐丰富起来，艺术构思逐渐成熟起来。创作组每到一地都要坐在一起讨论剧本，大家都畅谈生活中的感受、畅想未来舞剧中的舞台形象，《红色娘子军》的舞剧台本就是在这样的集体讨论中产生的。


创作排练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电 影原作，梁信的剧本、谢晋的导演艺术、黄准的娘子军连连歌，以及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表演艺术家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为芭蕾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典型的基础。当然，芭蕾舞与电影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规律。从荧幕形象到芭蕾舞形象的转换能否获得成功，主要从两方面加以审视，第一要体现原著的精髓，包括思想主题、时代特征、风格样式、人物形象等方面，第二要充分发挥芭蕾舞艺术的独特魅力，使观众在形象转换的观赏中获得有别于荧幕的美感享受。
舞剧台本完成以后，很快进入音乐和舞蹈的创作排练，舞剧的音乐形象是从音乐开始的，经过作曲家们的深思和苦思，使主题音乐伴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行动，逐渐形成了高潮，给舞剧编导和演员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与想象的空间。
芭蕾舞民族化是编导在进入编舞时的主导思想。为了在芭蕾舞台上塑造出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人物形象，我们在编舞上坚持从生活出发、从内容出发、从人物出发。在肢体语言上努力将西方芭蕾舞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加以融合，与军队的生活和军事动作加以融合，在此基础上去创造符合剧中人物性格的新的舞蹈语言。
芭蕾舞演员是芭蕾舞剧舞台形象的最终体现者，作曲家编写的音乐，编导设计了动作，一个鲜活的舞蹈形象要靠他们去创造体现。在排练过程中，演员们发挥出极大的主动创造精神，他们十分热爱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与过去演出的欧洲古典芭蕾剧目相比，他们更加注意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性格特色的挖掘。排练厅内洋溢着饱满的激情，演员们刻苦地去掌握那些“中西合璧”的舞蹈语汇，并使它成为人物性格化的语言，中国芭蕾舞台上从未出现过的使枪弄刀使演员们流下了更多的汗水。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舞剧的初稿终于完成了，在芭蕾舞团的小剧场内组织了第一次联排，特意邀请了北京军区的首长来观看，他们给予积极的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意见：希望加强战士的气质，认为演员的表演有点象“娘子”，还不太象“军”。剧院领导当机立断，暂停排练，下连当兵，包括全体演员和演奏员一百三十多人，打起背包，开赴塞外部队。


首演成功


1964年9月26日，《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正式公演，请周总理观看，他在演出结束后上台看望演员，高兴地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演出的这样成功。过两天，一位外国元首来访问，就由你们演出招待。”芭蕾舞团在成功完成招待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演出后，于10月8日为中央领导同志组织了专长演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前来观看，毛主席在观看演出中说了两句话：“方向是正确的，艺术是成功的。”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与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给大家了极大的鼓舞。10月份《红》剧到广交会演出，同时应邀到深圳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人士演出，受到普遍好评。在广州演出期间，广州市工会组织了工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踊跃：“过去看《天鹅湖》，不懂它什么意思，这次看《红色娘子军》看懂了，合工农兵的口味，很激动，被吸引住了。”，“芭蕾这种形式虽然是‘进口货’，但是把它变成了中国的，很成功，舞蹈民族化做的好。”当时正在广州演出的古巴芭蕾舞团的演员看完演出，都激动地跑上台，与我们的演员拥抱在一起。在后来的座谈会上，古巴著名芭蕾舞蹈家阿丽西娅•阿隆索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在芭蕾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拿着刀枪的足尖舞，很精彩，你们太了不起了！”。


几经波折


《红》剧能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的确使芭蕾舞团的全体人员感到欣喜万分，当我们带着成功的喜悦心情返回北京时，谁也没有想到‘厄运会悄悄降临。65年，江青开始批判《红》剧，并且对音乐、舞蹈、服装开始蛮横的修改，一个好端端的作品被她改得面目全非。
紧接着“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冲击芭蕾舞团，贴大字报，叫嚣着：“砸烂芭蕾舞团，禁止芭蕾舞演出”的口号，仿佛芭蕾舞就要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了。没想到江青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八个样板戏占领舞台”。一顶“样板戏”的桂冠戴在了《红》剧头上，一夜之间，芭蕾舞团又神气起来，成为了样板团。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并非顺利，在后来所谓的“清队”中，芭蕾舞团有45％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15％的人被划为“反革命”，其中包括作曲、编导、指挥、主要演员和相当一部分群众，它对艺术家们以及《红》剧本身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文革”中的舆论误导，使得海内外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对所谓“样板戏”产生不同程度的反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度停演“样板戏”是很自然的现象。1988年4月林默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红》剧的创作过程，说明这部舞剧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众多艺术家智慧的结晶。91年当时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把重演“样板戏”说成是“把强盗夺走的东西又夺回来”。92年芭蕾舞团在征得文化部的同意后，重新上演了《红》剧。93年到上海演出时，《文汇报》以：“中央芭蕾舞团昨晚在沪首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再度倾倒上海观众，场上出现曲终人不散的热烈气氛”为题报导演出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人们对这部舞剧有了新的理解，用以为评论家的话来说：“时拉开一段历史距离后的重新审视”。文中写道：“我们可以拂掉罩在样板戏头上虚幻的政治灵光，摆脱掉欣赏心理上的政治负担，不是把它们当作‘样板’而是‘戏’再去审视时，就会发现其中某些作品自身所拥有的艺术价值。”。“不能因为样板戏曾经被利用过就一笔抹煞掉它的价值，对于那些较好的作品，我们应当敢于肯定它所取得的成就。”。《红》剧的命运正如评论家所说；“先是无处不在，然后销声匿迹，然后是劫后重生，掀起热潮。”一部芭蕾舞剧能够经历如此不平凡的遭遇，在世界芭蕾史上应该说是少有的，也值得人们深思。


走向世界


四十年来，据不完全 ，单中央芭蕾舞团而言，演出《红》剧已超过两千场。在六十年代末，加上全国各省市歌舞团的演出，累计演出场次超过三千场，这在芭蕾舞史上也算是一个难得的记录了。
197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接受了把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拍摄成电影的任务，，组成了以著名摄影师李文化为组长的摄制组。为了熟悉芭蕾舞剧的艺术特点，他们住进了芭蕾舞团，与演员整天生活在一起。在拍摄中间又请来著名导演谢铁骊、著名摄影师钱江现场指导，拍摄工作进展顺利。71年元旦，彩色芭蕾舞影片《红色娘子军》在全国上映，并走向海外市场，获得普遍赞赏。1994年《红》剧先后荣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音乐经典”和“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的殊荣。
四十年来只就饰演琼花的演员就有五代人了，64年首演时的琼花是白淑湘、钟润良、赵汝蘅；紧随其后的第二代琼花是郁蕾娣、薛菁华、张婉昭；改革开放以后的冯英、张丹丹、王珊、蒋梅、李颜是第三代；第四代是李宁、邹之瑞；目前活跃在舞台上的第五代是孟宁宁、张剑、金瑶、侯宏澜。《红》剧能一代代传下来成为剧团的保留节目，除了编导和教员外，主要依靠老演员，他们对年轻演员十分爱护，教舞、教戏、还带艺术作风。
四十年来，中国芭蕾遍访亚、欧、美、非的许多国家，《红》剧受到多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以成为中国芭蕾与世界对话的载体。中央芭蕾舞团访美时，《纽约时报》在评论中这样写道：“中国的演员们能自如地拜托古典芭蕾的固定程式，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舞蹈的风格，使舞台表现力更具戏剧性，从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从中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艺术完美的结合。”权威舞评家安娜•基塞尔柯夫写道：“在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舞艺纯熟的年轻舞蹈家身上，我们看到了芭蕾舞界中一个珍贵的现象，成功地运用了一种基本上是外国地语言。完全征服了美国观众。舞蹈演员轻而易举地表现了从古典芭蕾语汇到民间舞风格的过渡，他们舞姿优美，受过规范的训练，具有强大的实力。”国际的评论中普遍认为中央芭蕾舞团“受到了世界上各流派的影响，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今年十月中央芭蕾舞团应邀出访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在法国里昂举办的中法文化年的开幕式上演出了《红》全剧，在芭蕾舞的发源地的法国演出，应该说是纪念这部传奇芭蕾舞剧的最理想、最有意义的方式了。我们希望这部歌颂激情燃烧岁月的、凝聚了几代中芭人心血的“红色经典”，能继续发扬它的艺术魅力，在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手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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