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的另一种努力（作者：王锦民）

启蒙者的另一种努力

——评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





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是一本诱人深思的书。对中西交通史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对朱氏广阔的视野、周详之考证赞叹不已。尽管此书初版于1940年，但直到今天，其价值依然颇高，在学术和思想上都很有代表性，在这个领域能与朱氏之作相提并论的研究成果还是寥寥无几。我想这也是重印此书的理由之一。

阅读朱先生的这本书，有务实和务虚两种读法，高明者自然也可以合而为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朱氏所考论的传教士对于中国思想的传介，以及启蒙思想家据此对于中国的理解，这段“中学西渐”的历史是否是真实的？这是务实的一面；二是通过这段历史，由传教士和启蒙思想家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是不是真实的呢？这则是务虚的一面。我关注的焦点在于后者。

在黄心川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特别表彰朱谦之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在这一代“五四”人身上，思想启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引入西方先进思想和实现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转换，是思想启蒙之两翼，而普世主义的信念正是这两者的结合点。“五四”前后，我们所引入的西方思想主要是十七世纪启蒙思潮之后的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倍受推崇，乃是因为它们被视为具有普世主义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我们要将中国传统转换成现代的，则是以此为榜样，激进者以此为标尺，衡量中国传统之进步抑或落后，保守者力图证明中国思想中蕴涵着与欧洲之启蒙同样的精神。这样一来，欧洲的启蒙思想虽然是中国学者主动引入的，但无形中对自己也构成一种压力。朱氏倾数十年之心力，研究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绝不是仅仅要客观地解释一段历史，依我的体会，他是想编织一段中国与西方共同的历史，在这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中，中国和西方具有不言自明的同等地位，特别是在启蒙思想这个方面。

朱谦之对于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有些十分坚定的信念，比如说坚信欧洲启蒙思想所发扬的理性观念是从中国来的，耶稣会士把孔子哲学介绍到欧洲，反倒使欧洲的思想家获得了一种反宗教的武器。来自中国的理性观念在法国和德国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法国的影响逐渐促成了政治革命，在德国的影响促成的是精神革命。朱氏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即是说十八世纪欧洲的哲学时代，实际上受到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这个划时代的发现不仅在中国思想史有重要意义，欧洲的思想史也会因之而改观。

自传教士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介绍到欧洲，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问题，一直让人们很感兴趣。在十七、十八世纪的一些欧洲哲学家的著作中，中国被描绘成理想的乌托邦，受到过分的赞扬。按照欧洲学者的说法，由此形成了一个“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显然不是对于中国的写实，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欧洲人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根基还在欧洲人对于自身的思想危机的体认，而中国不过是帮助他们度过这一危机的一个助力而已。欧洲人是借助一个异的因素，使自己完成一次自我更新。欧洲人塑造“中国形象”的基本模式是互补型的，欧洲缺乏的，恰恰是中国富有的，中国的营养救治了欧洲人的疾病。但是，欧洲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之情并没有维持太久，就逐渐转持批评的态度。也许我们应该批评他们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不过，历史表明，欧洲的思想毕竟是依自身演进之力达到现代阶段的。恐怕很难让欧洲人懂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道理。

重要的是这个经历了一番荣辱的“中国形象”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欧洲启蒙思想家所塑造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和他们的先进思想一起被引入到中国，凡是经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学者认同或赞扬过的中国思想，也都为我们所珍视。这些思想似乎成了中西思想之间的一个公约数，它使我们有了与西方对话的一个共同域，一个相通的话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朱谦之此书在研究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问题上，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历史发现，不如说是一种在“五四”之后逐渐产生的对中国文化之自信心的表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被规划成“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两者互动的过程。如果中国哲学能被看作是欧洲近代哲学的源头之一，则未来的发展中，中西哲学也就自然具有了共同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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