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全《陶潜评传》读后（作者：刘思翰）

我常想，今人与古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缘？读过了李锦全先生的《陶潜评传》，此想法得以复加。
本来，陶潜在以往一千几百年间，都是以诗人名世的，把他归到思想家里面来，似乎是李先生的一种奇想。但是，这一见解却获得了主编匡亚明的认可，请李先生来做评传，而李先生竟也就挥笔写出了这么一本洋洋20余万言的论著。
在我看来，似乎这里就有一种因缘在。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哲学，这是谨奉西方哲学观念的人们的看法。因此，在各种场合，以“思想”取代“哲学”也就成为了治中国哲学史者的选择。但是，到底什么人可以算“思想家”？似乎并不是那么清楚。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尤其是中古以前的思想家，其思想大多不成“体系”，也不够“逻辑化”。所以，确实不容易拿出一个“尺度”作为标准。因此，陶潜跻身“思想家”之列何以可能，也就成了一个虽可讨论却难有结论的问题。
据我想来，陶潜之所以具有受封“思想家”之幸，大抵基于下述缘由：第一，他生在清谈成风的晋朝，虽然已是由晋入宋，处于魏晋玄学的颓波之中，毕竟“未害渊明是晋人”，这就沾了光；第二，他有较多作品存世，其中自然也有涉及到思想方面的材料，尽管与当时思潮不甚合拍，较之著述亡佚或残缺不可根究的那般思想家（《世说》中颇不少）这自然是一种幸运；第三，由于若干诗文的流传，他在后世被塑造成了一个文化名人，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寄主之一。
其实，站在中国文化本位而言，在“天人合一”的框架内，从宇宙观到人生观呈现一综合状态。所以大凡杂谟钪?人生有所思考，其观点能够自出机杼，独树一帜，不妨都可以称为一家。哲学也罢，思想也罢，并不重要。由是观之，将陶潜列为中国思想家，并且出版《陶潜评传》，乃是中国文化传统延续至今的一个有意味的文化现象，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

（二）
近世学术界关于陶潜思想，颇存聚讼，其著者有陈寅恪驳梁启超，鲁迅讥朱光潜，而朱最后于前人诸说（包括自己）又有所驳正。《评传》则深入剖析了梁陈二人的分歧。若从思想史角度论，这两人的意见也确乎更要紧一些。
梁氏的意见发表于1922年，而陈的驳议是1945年刊出的，其时梁早已作古。有趣的是，两人之间颇有“交锋”的意味，例如：梁氏反对考察坐实桃花源其事，认为陶渊明只是借小说表述“他理想的社会组织”，“后人或拿来附会神仙，或讨论他的地方年代，真是痴人前说不得梦。”而陈氏偏偏做了《桃花源记旁证》，“取当日时事及年月地理之记载，逐一证实之”。这样一来，使得似乎是梁氏批评陈氏在先。又如：梁氏认为陶渊明“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都在儒学”，并举《形影神》作例子，说：“这三首诗正写他自己的人生观”。到了后来，便都成为陈氏所力辨其非之点。不过，总的来看，梁氏并未将陶渊明视为思想家，而陈氏则将陶奉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这才是两人评陶最根本不同之处。
骤眼看去，梁启超不以陶潜为思想家，较为谨慎，似乎保守。陈寅恪许陶潜为大思想家，不无夸诞，韪之者少。但如果我们从上述的传统文化立场观察，梁氏其实更近于西方（“思想家”或哲学家）的观念，故所见如彼，而陈氏更疏离西方的观念，故所言如此。却是陈氏更“保守”而梁氏更“夸诞”。陈氏有言：“故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心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见陈氏《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可以知道他的研究主张紧密结合中古之国情，而鄙屑借助西方学术思想凭空作推求者。这种“文化保守”立场，非度越以西方学术作评价标准的时流，是不能深刻解会的。
从《评传》一书观之，李锦全先生显然与陈氏的文化立场更为靠近。

（三）
平心而论，梁、陈二人评陶，都以“自然”目之，“不得不同”之处其实也不少。据我看来，两人的差别在于一浅一深。梁启超视陶潜为文学家，故其所论，自思想史的眼界观之，不免要觉得“浅”。陈寅恪以渊明为大思想家，是因于对魏晋思想流变的独见，欲论定陶以“新自然观”作为“二百年学术界思想之主流”的结穴，故其论便致力求“深”。如此而已。
但两人却也真地发生了尖锐的“争执”，如陈氏之言：

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
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最为可信。……近日梁启超氏
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 “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
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 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所争在什么姓
司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
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已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
故按诸渊明所生之年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
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朱光潜后来撰《陶渊明》（《诗论》第十二章），其中颇驳正了陈氏的一些观点，惟独于梁、陈的这段公案未置一词。他只说“一般人所常提到底‘耻事二姓’的问题虽不必过于看重，却也不可一笔抹煞”，便轻轻带过了。似乎朱氏感到要理清这两位大家之间的争讼，是一件太过棘手的事，索性不提也罢。
然而李锦全先生于此并不含糊，在《评传》第四章第二节“儒、道兼综的自然本性论”中，专门用了十数页的篇幅来加以分剖。盖作者认为，陶潜是否“耻事二姓”，若从思想史角度看，是牵涉着陶氏思想究竟宗儒、宗道，抑外儒内道等等，属于基本判断的大问题。弄清它的是非，对陶潜思想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是决不可轻轻放过的。李先生与朱先生所持态度的不同，其实还是基于是否以思想家来看待陶潜。
我看这十数页真是李先生的得意之笔！他从剖析陈寅恪的政治思想立场入手，又疏理了自沈约以后关于陶潜“耻事二姓”问题上的聚讼，一一进行考辨。尤其是，李先生以其数十年读书阅世之所积，将“知人论世”四字的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故而作出的剖判，亦可谓入木三分。这里限于篇幅，未能详细介绍，只有留待读者到《评传》中去欣赏了。

（四）
如前所说，陶潜优胜之处，是他遗下了不少作品，可供后人研究。但是，这些作品主要属于诗歌和抒情散文，而并非论著。在时下眼光看来，是难以作为思想史材料的。即如陈寅恪作论，也只是举说理的《形影神》组诗，加以解释，使人感到据此就贯以“大思想家”头衔，似乎理据欠充足。
李锦全先生则不然。《评传》中有三分一的篇幅用于研讨陶潜诗文的思想内涵，他先自申明说：“本书作为思想家评传，与文学史中写的陶潜当然应该有所不同，但根据的素材，诗文辞赋都是属于文学作品，我是企图从中探索出陶潜的思想品格、心态和感情，探索他的诗风和后世的影响。这是对他思想另方面的评述。”
因此，李先生把“固穷守志的耿介品格”、“关心国运的悲愤抒怀”、“归隐田园的矛盾心境”、“平民生活的率真感情”、“桃源风貌的社会理想”，甚至包括“淡泊自然的朴实诗风”、“丰富多彩的艺术境界”，这些以陶氏诗文为实证的陶潜的精神世界，和盘托出。
我想，也许会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它却正是李先生特具胆识之处。盖中国思想史本来应该有自己的立场，正不必拘囿于西方学术的逻辑规范，陶潜既然是一位身体力行以负戴其思想的诗人兼思想家，就应该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五）
自“西风东渐”，学人纷纷以西方学术价值、学术方法为标准，以重新阐述本国的文化遗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形成为“当代学术主流”。
自今观之，那样做法的流弊，是难免削足适履，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蒙受或多或少的戕害。警觉之士如陈寅恪，也不免以“自然论”、“新自然论”之类的西方学术“形态”（概念）来加于陶渊明的思想。《评传》亦如之，因而有“自然本性论”、“自然命定论”的断语。其实，不用这些帽子，并无损于作者对陶潜思想的剖判，和读者对陶潜思想的认识。它们除了给人一种（从西方学术立场看）似是而非的满足，完全是多余的。
陶潜思想，本是一独立自在的历史存在物，融冶入于中国古代思想而成为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自当置之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大河中加以观照、欣赏、领会、汲取，毫不需要横加上一套西方学术的“桎梏”，使其扭曲，使其萎靡，致令失去其精神与华采。
由是言之，陈寅恪氏的主张深入于中国中古历史文化（所谓“家世信仰”）中作研究；李锦全先生的毅然为陶潜作思想评传，并且敢于拓而展之，剖析及于陶氏诗文中的人格、感情、心境、诗风、境界等等非“哲学”内容，凡此均可见出他们伏膺“中国思想”的观念立场，因而有较时人自由宽广得多的学术态度。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