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大周正 综赅有方——评敏泽先生新版《中国美学思想史》（作者：袁济喜）

敏泽先生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的修订再版正值中国文艺学和美学面临诸多困惑与纷扰之际。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使本土文化资源与外来文化有机融合，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与美学体系，这是当下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严重课题。此书的再版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学科建设，以及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新版《中国美学史》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其体大周正、综赅有方的特点，体现在它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学科建设贡献上面。

本书新版的问世，显示出中国美学思想史在经过近百年的艰苦跋涉后到达的新阶段。回溯学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美学源远流长，资源丰赡。但如同世界各国一切学科的发展历程一样，当一门学科初现萌芽时，总是被覆压在文化的原生态之下，不可能获得独立。尤其是中国古代美学史注重综合性与浑朴性，以“道”与“气”一类总体性的范畴去看待文艺与审美活动，不同于欧洲美学史自古希腊开始形成的逻辑形态，其独立性在初始阶段更不易看出。它虽然造成中国古代美学诸多芜杂之处，研究起来难度加大，但同时也使中国美学具备了西方美学不曾有的总体性、有机性的优势。正如敏泽先生在《后记》中所云，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不能以西方本位主义去看待，而需要走取长补短，综合并重的道路。中国美学思想史从学科成长的道路来看，在近代以来，走的正是这种综合之路。

中国古代美学萌始于史前生民各种人生活动与审美意识之中，先秦时开始走向理论思维，各种观点与主张，往往通过思想家的论述而体现出来，还没有形成独立自觉的意识。先秦诸子的文艺批评，主要围绕着礼乐与人生的关系而展开。与美学相关的问题大都被夹缠在哲学范畴内。至魏晋以来，随着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文学批评开始步入独立和自觉的殿堂，出现了曹丕、陆机、钟嵘、刘勰等人独立而深湛的美学思想，各类乐论、书论、画论也蓬勃兴起，为当时美学在学科意义上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六朝之后，中经历代，中国美学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思想学说的结构层次来说，中国美学思想史作为一门交融性的学问，既有形而上的哲学底蕴作支撑，又有着丰富的文艺创作实践经验，可谓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形成，却是在上个世纪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影响下建成的。正如作者在全书《后记》中所说:

回顾一下我国传统美学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当历史进入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我国的物质生产不仅大大落后在了西方的后面，由于西方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精神文化的生产，包括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从美学史的发展来看，非凡是体大思精的康德、黑格尔的思辨美学体系诞生以来，二者之间的距离日益被拉开，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所以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美学越来越成为一种自觉的运动，这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的。时至今日，同样也不例外。 ①

作者坦承中国美学思想在近代以来需要向西方学习，以改造与激活中国既有的美学思想资源。为此，兼收并蓄的综合之路是惟一可取的态度。事实也正是如此。近代以来，非凡是“五四”前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深感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原生态的中国美学思想缺少现代性，与当时的启蒙思潮不相适应，甚至产生抵触，但是其中却不乏深挚的古典形态的人文主义思想，经过再度阐释与开发，是可以找到与现代性相一致的思想意蕴的。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论著中，就对中国传统美学资源进行过有价值的重新阐释与改造。其后，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与朱光潜等近现代美学宗师，借用西方的美学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既有的美学资源进行整理与开启，涌现出《人间词话》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一批经典性的论著。他们的成就不仅在于中西合璧，重释了中国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如意境、境界等核心概念，而且对于中国美学在学科建设上作出了初步的探讨。上个世纪80年代，宗白华与朱光潜等人提出了关于中国美学史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遗憾的是，我们在建国之后受各种厚今薄古思潮的影响，中断了自近代以来对于中国美学史的学科意义上的建设，致使中国美学史的资源长期被弃置不顾，这是甚为可叹的。

中国美学史的重新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之中兴起的。当时依靠于一批美学前辈人物的引领，出版了一些在新形势下对中国美学思想史进行探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些著论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有的书籍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老子与庄子的评价上面，仍然拘泥于“唯物”、“唯心”等简单化的尺度上面，进而否定这些实际上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的思想价值。还有的著作存在着过度阐释的倾向。有些很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写下去，成了片断。而敏泽先生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在1987年初版时，即以其整体性为人所瞩目，引起好评，获得过中国图书奖。现在此书历经多年重新修订问世，更彰显出体大周正的特点。该著从中国远古史前的审美意识开始，一直写到“五四”之前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全部发展历史，人物之多，范畴之广，视野之阔，都是空前的。

全书的体大周正，还表现在从内容与形式上首尾一贯，互相照应之上。以往学界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源头认定，一般总是从先秦诸子的孔孟与老庄开始谈起，而本书则一改这种思路，依据史前大量的考古材料与现今所见的典籍，深入探讨了中国美学思想史赖以发生的背景。作者从史前与商周时期的原始工具、彩陶、图腾、神话、龙凤、巫术、青铜器、建筑，以及诗乐舞等原始艺术之中蕴涵的审美意识谈起，强调这是中国美学思想形成的前提。然后论及西周文化与人的觉醒。在此基础上，作者概括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大融合，大调整情况下，奠定了中国美学思想的体系乃是“以法自然人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这种史论结合的论述，层层深入，富有逻辑性与说服力量。从学理上来说，中国美学思想史与中国文化史一样，有着早熟的特点，后世各种思想观点、理论方法，大抵在当时即已出现。因此，对于中国美学思想源头的探讨，是弄清楚中国美学思想基本特点的要害。由于本书在这方面用力甚勤，开拓创辟，收到了很好的学术效应。在本书的结尾近代美学思想部分，作者没有像有些论述中国分类思想史的书籍那样虎头蛇尾，而是收煞有方，着力揭示中国美学思想史在近代的转变的某些规律与特点，体现出作者一贯强调的中国美学须走中西文化综合之路的文化主张。全书用了五分之一多的篇幅来写中国美学思想史近代部分，许多重要与一般的人物思想都收集在一起，进行系统的论述，并且重点探讨了引起近代美学嬗变的各种原因。通过首尾响应，很好地揭示了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内在发展逻辑。

从学科的规范性来说，中国美学思想史若要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取得世人的认同，成为与西方美学思想史并驾齐驱的学科，融入世界学术文化之林中，就必须形成相对完备的理论形态，从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到方法的运用，以及各种理论范畴、人物精神的阐释，至少要有一套比较完备，能够自圆其说的规范。纵观西方哲学史与美学史的理论体系，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论》与《美学》都是如此。当然，假如离开中国美学思想的史实基础，刻意去营造一套中国美学史的先验框架是绝对要不得的，作者也是反对从先验模式出发去写中国美学史的，但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之上，总结与整理出相对完整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发展框架，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走向成熟必不可少的标志。正是在这一点上，敏泽先生的这部《中国美学思想史》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美学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写作与中国美学史相邻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进入新时期之后，最早出版了新形态下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写成中国美学思想史，可谓涓涓细流，汇成巨川。

本书的价值与特点，还在于将专著与通识融合一体。分类思想史的写作，必须具备专著与通识相统一的格局与质量。假如没有专著的原创性，只是整合他人成果，这样的书是没有质量的，但是过于沉溺于个人所见，缺乏通识的器度，亦很难在学科领域方面具有普适价值。新版的《中国美学思想史》恰恰具备了专著与通识相统一的品格。作者充分吸纳了以往在中国美学史与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明显地见到书中有许多地方突破了以往对于中国美学的陈旧看法，吸取了新的研究成就。比如书中对于文化学与思想史方法的吸取与运用，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书中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从研究对象到体系安排，从专题探讨到人物思想的评骘，都鲜明地体现出作者独到的见解。敢于判定与善于判定，是作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一贯品格，在本书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作者在此书中更追求客观公正，体大周正的学术境界。作者在书中所体现的这种追求专论与通识相一致的精神器识，使得这本书贯穿着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审美与社会的统一的精神品位。

例如，本书对于中国古代美学中注重审美的思想人物的理论，给予充分的肯定。作者在书中对于六朝美学的许多强调审美价值的著论，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应有的肯定;而对于另外一些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潮流条件下，大声呼吁文艺社会功能的人物及其理论思想，也能够作出较高的评价。比如对于明清之际的廖燕、贺贻孙等人物的美学主张也予以相应的好评。关于太平天国的美学，书中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作出中肯的评论。书中对于崇尚审美的文学理论流派与推崇社会历史作用的文学理论流派兼容并包，不是一味地抑此扬彼，体现出公正周全的治学态度。再如，对于在中国美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固然浓墨重彩，写深写透;而对于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人物，只要在当时的美学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亦不吝着墨勾勒，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比如在第五十五章中专列“林纾、管达如及吕思勉”一节，对于吕思勉的小说美学作了介绍，而且给予较高的评价:“吕思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对审美创造活动有这样全面而比较准确的看法，认为审美创造要经过四个阶段:摹仿—选择—想象—创造，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对四个阶段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是精辟的，远远高出了时人一筹，标志着小说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 ② 而在以往，吕思勉先生一直是以史学家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读此书后，才使人知道吕先生的早年有着美学上的建树。诸多此类的论述在本书中还有不少，彰显出作者博采众长，周正居中的治学方针与写作态度。

二

敏泽先生新版《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另一重要特点，即在于综赅有方，有着很强的理论概括性，它得力于作者对于具体历史事实的把握与坚实的理论素养。

中国美学思想从理论形态的形成来说，虽然有着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渊源，但是一直夹缠在中国哲学与诗文评的形态之中，涉及的方面如此之广，线索又是如此众多，很轻易治丝益棼。从目前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与资料整理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许多难以确定的因素。或许，中国美学史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依托“逻各斯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体系，而有着自己独特的模式。正因为如此，作者的理论把握显得举足轻重。敏泽先生在此书中，依托自己的史实与理论功底，对于如何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作者首先根据自己所把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将中国美学思想史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紧紧地与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潮诸要素联系起来考察，避免将其变成纯粹的精神观念史的自我演绎。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辩证地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内的具体运用，不是简单地重蹈以往中国文学史和哲学史研究那样的老路，将经济基础与精神文化直接联系起来考察判定，而是力图找到一种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学有机相结合的途径，用来分析中国美学思想史。作者在这方面有着鲜明的主体精神与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本书的《后记》中提出:“本书除了对我国独特的文化、美学体系进行总的反思之外，在论述每个时代的美学思想之前，也要勾玄提要地对于那个时代的文化特点，及精神心理气候做些必要的论述，其根本原因也正在这里:审美主体不管具有怎样的创造性，其审美空间都受到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又必然要受到那个时代精神文化心理学气候的影响。” ③ 在这一方面，本书可谓用力甚勤。作者在每一编与每一章前面，用了许多文字和篇幅来阐明当时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心理，以及宗教文化对于美学思想的浸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这是本书中最为出彩的地方，也是最见作者功底的地方。中国古代是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社会，思想文化之间彼此会通，交互影响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种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变革，往往受着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等综合因素的制约，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这样文化高度发达的年代，当时的人们既受到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文化因素的驱动，呈现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的意识。这就是所谓士族文化自觉的年头[即历史上常说的“六朝风流”]。当时的美学思想家除了受到前辈理论的影响外，还得力于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因此，不将这种中介写清楚，一则会失去中古美学的风采，二则也难得其确解。本书在这方面可谓综赅有方，不吝笔墨。整整用了四章作为绪论来分析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受当时思想文化影响的特色。可谓浓墨重彩，力透纸背。尤为出色的是具体论述了当时佛学对于美学的影响，讲得很有见地。在本书其他如论述隋唐、五代的美学思想的地方，也不惜笔墨地在绪论方面加以详尽的论证，力图揭示思想文化与美学之间最直接的关系，通过这种中介进而揭示当时经济与政治对于美学思想的作用，以及当时美学思想赖以形成的原因，把握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特质。从理论上来说，美学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美学史，后者更多地与具体的创作和鉴赏经验相联系，而美学思想史则与形而上的哲学、宗教等因素相联系，只有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才能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阐释到位，说深说透。

在如何具体切入中国美学思想史，加以解析方面，本书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与其他中国美学史相比，本书注重从各个不同的模块上入手，以解析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力图做到将历史的发展与逻辑的发展线索融化在一起。以往出版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学史与哲学史一类的书籍，经常难以摆脱时代背景、人物生平、思想[作品]评述三位一体的模式，相对忽略了精神文化之间内在的联系。作者在本书中非常重视作为精神产品的中国美学史的特有规律，在写作中摆脱这些套路，独辟蹊径。全书注重从文化思潮、人物思想、分体美学三方面互动的格局中，去把握每一时代的美学思想史。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对于分体美学非凡加以重视，对于每一时代的美学的把握，大多是从不同的诗论、文论与书论、画论等分类美学思想的方面去加以论述。这一视角与方法是很有识见的，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美学思想史的深刻了解。中国古代包括美学在内的审美文化体系，非常重视总体与分体的相结合，这种观念表现在文体意识上面。“文本同而末异”，“为文必以体制为先”，是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人对于不同的艺术种类在美学上有着不同的熟悉与判定。从魏晋开始，对于文体美学的重视形成为一种共识。从三国时的曹丕《典论·论文》提出的“诗赋欲丽”，到西晋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思想，再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文选》时采纳的文体分类的美学观都体现出这一点来。嗣后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文论与美学思想之中。因此，本书在整理与论述中国美学思想时，从分体美学的角度去论述，这对于把握中国美学思想史是很有益的。比如作者在论魏晋南北朝文论时，首先高屋建瓴地从时代与文化思潮方面加以论述，然后再从文论、画论、书论、乐论等分体美学方面去加以论述，从而恰切地把握住了六朝美学思想的特色。因为六朝美学思想的重要特点正是建立在“文本同而末异”的观念之上的，不同的艺术种类的美学特征不再是如两汉那样，只是作为道德教化的附庸，自身的审美特点被弃置不顾，而六朝美学的自觉恰恰在对于各类艺术自身的审美特征的尊重与探讨之中。本书从尊重历史与彰显主体诠释精神相统一的观点与方法出发，对此作出了卓有识见的把握，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就。在其他各个时代的美学思想的论述中，也同样突出了这一点，基本上以这种时代背景、文化思潮、人物思想、分体美学互动的论述模块去加以阐释，线索是相当清楚的。

在阅读此书时，人们经常感受到作者那种鲜明而真诚的批评意识与诠释精神。中国古代治学一向注重才、学、识三者的有机统一。其中，才学是可以积累与渐进的，在此基础上的“识”则是甚为难得的，也是最难获得的功夫。当然“识”不等于妄断，而是要建立在坚实的学术根基之上。作者多年从事基础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一九八二年即出版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受到学界的推重。作者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着明晰的熟悉，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识见与批判眼光。比如，在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往往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因为过去对于老庄的美学、司空图的美学、严羽的美学，以及王国维的美学否定过多，于是一些学者对于老庄美学全盘加以肯定。而作者在书中对于老庄与严羽等人的美学，在充分肯定它们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作用与意义时，对于其中的不符合审美规律的一面也加以批评与指出。对于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美学观，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同样批评他的美学思想中的神学色彩和为封建专制辩护的因素。作者通过辨析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思想细微之处的差别之后，特意提出:“从逻辑上说，‘天人感应 ‘与‘天人合一’并无必然的关系。因 此，过高的估计董仲舒的思想，包括美学思想，并非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④ 这一批评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也廓清了在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中的发挥过度的一些说法。再如本书第五十六章对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的分析中，也体现出这种批评精神与诠释精神，即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书中用了许多篇幅来讨论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在论述中本着这种批评精神，对于其中难以克服的矛盾之处，予以指出并深入剖析其原因。显然，这比一味地赞美要更加符合科学的批评精神与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对于读者负责任的态度。当然，书中对于跨越中国历史数千年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的那么多的人物思想的判定与批评，难免会存在着一些可以讨论与商榷的地方，比如对于叶燮与金圣叹美学的一些评价，是否存在着评价上的失当之处，这些问题可以再探讨。

作者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与出版的论著中，一再强调要走中西文化的综合之路。认为立足于民族与时代的需要，博采众长，中西会通，才是中国文化与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观点明显地体现在本书的诠释精神与方法上，是作者成功地进行本书写作的思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治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①④《中国美学思想史》[下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50页。

②《中国美学思想史》[下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页。

③《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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