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多元 综融创新——敏泽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作者：党圣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敏泽先生在学术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已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半个世纪多的岁月里，敏泽不但以自己的勤学敏思精心笔耕，为当代中国的文学、美学研究贡献了许多富有原创性的学术论著，成为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开拓者，而且亲历了中国当代文艺界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担当了一位历史重要见证人的角色。作为文学、美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大家，敏泽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文学和美学基本原理、当代文学评论以及文化理论与批评等诸多领域，其中既有系统深入地研究阐述我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宏篇巨裁，又有勇于探索文学和美学基本原理方面重要问题的创新之论，还有密切关注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化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的敏锐之作。史家的深沉，理论家的勇气，批评家的敏锐，三者集于一身，由此而形成了他具有自己独特品格的治学方略。学术视野开阔，理论、历史、现实并重，使他的学术研究体现出一种主导而多元、综融而广博的大气象。


在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时，敏泽如此说道：“在科学研究上，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品格的锻炼和培养的问题。有了这一精神和态度，就敢于不怕权威或地位，不怕刮风，不怕科学地否定既成的结论，使你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科学研究上的真正成就与科学的精神和品格，总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①并认为学术研究： “固然应该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但方法上也确实应该随时代之前进不断更新和开拓。”②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敏泽就是这样始终不懈地追随着当代中国先进学术文化的前进步伐，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以科学求实的精神孜孜不倦地思想着、探索着。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美学家，敏泽在20世纪中国文艺学、美学研究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印。总结、探讨一下他的学术成就及其治学方法，可以获得多方面的启迪，因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中国美学思想史》两部著作，为敏泽的学术代表作。这两部著作自上个世纪80年代问世以来，便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敏泽是从1958年以后才专门从事传统文论和美学思想研究的，虽然起初他从事的是新文学理论批评和美学原理方面的研究，但是已经“深深感到清理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学理论这份极其丰富的遗产，对于建设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③。1957年，他“有幸”被划为右派，政治上一旦成为另类，便失去了从事文学评论和美学理论研究的资格，于是转向故纸堆，开始了对传统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的研究。


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气氛中，研究环境之险恶和条件之艰难，可想而知。但是，敏泽却能依靠自身的超凡的毅力，于“文革”前夕完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初稿。该书初稿在“文革”初期遗失了后面的部分，“文革”后期只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加以补写，后又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全书分上下册，凡70余万字，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该著的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好评，主要在于：1、改变了以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仅仅着眼于诗文理论的局限，以相当的篇幅梳理、阐述传统戏曲文学理论批评和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历史及其内涵与特点，从而拓展了传统文论史研究的疆域。2、注重考察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文化特点及其对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影响，书中讲述每个断代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嬗变情况时，均要对该时期的社会和思想文化语境特点予以分析，具体指出该时期的文论思想受其影响而呈现出的新的内容与特点，而在阐述文论家或文论著作的内容和特点时，也注意分析其与所处的社会思想文化语境之间的蛛丝联系。3、 以翔实的历史文献为支持，善于理论方面的分析概括和整合建构，从纷纭复杂的史料中，理清脉络，分清主次，剪裁取舍，以文论家为经，以理论问题和概念范畴为纬，既注重揭示文论思想演变过程中的相互联系，即前后历史时期之间的发展脉络关系，或某一文论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状况，又注重同一时期不同文论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如此地进行多维度的整合建构，经过双重历史还原④，从而提供了一个既符合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原生态面貌而又充满现代体认特点的关于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演变历程的文本。4、着力于梳理、阐释传统文论固有的重要概念、范畴的萌生和发展演变情况及其内涵特质，尤其注意考察它们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文论家的言说中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而既清楚地描述出它们的历史发展轨迹，又对它们的内涵和特点作出了准确而有深度的理论阐述。这些方面，均可以看作是该著的学术创新之处。


然而，该书毕竟实际上成书于“文革”之前，由于作者当时“摘帽右派”的特殊身份和艰窘处境，整个书稿在资料搜集方面和撰写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加之受当时极左思潮影响而导致的认识上的局限，使得在一些问题的分析和评价上无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印痕，或者使得一些应该实事求是叙述的问题，无法秉笔直书，或压根就不能涉及。该著出版时，作者已经认识到了这方面所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已无法加以大的改动。所以印行两版之后，鉴于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便建议暂停再版，而予以修订。实际上，从1980年起，敏泽即开始该著的增订工作，历时十载有余，终告成功，于1993年改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刊行。该书的修订，要而言之，一是修正了一些欠妥之处，如对原先过多的强作阶级划分和唯物、唯心划线之处的修正，以及没有必要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标签贴粘之处的删落；二是增加了一些章节和大量的新的资料和观点，其中增加内容最多的是小说理论，其次为戏曲理论和词论。对于过去被作为禁区的，如钱谦益、曾国藩等，都实事求是地做了补充；应写而未写及的，如李兆洛、潘德舆等，也做了必要的补写。对于文论史上那些零星散见，而又具有重要理沦意涵的言说，均予以钩稽和耙梳，如关于“春秋笔法”及其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以及意象问题等⑤。并且，在对一些理论问题作分析时，增加了中西文论比较内容。每一断代时期的绪论部分，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对每一时期的文学理论特点、新的概念范畴的诠释，尽可能地予以充实、丰富。经过修订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学术创新的特点更加突出，也正是因于这些学术创新，使得该著成为一部超越前贤之作，将传统文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型，从而在自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学术史中站上了不可移易的位置。


敏泽的传统文论研究成果，除上面所叙之外，尚结集出版有论文集《形象.意象.情感》，收有专论中国古代意象理论、“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佛学输入对艺术形象理论的影响、古文论中的情感理论，以及论《文心雕龙》之“道”、论叶燮《原诗》、论传统文论中的“真”与“幻”等重要问题的论文，他的论文三集《文化．审美。艺术》中也收有一部分传统文论研究的成果。除此而外，他还为即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思想史》丛书主编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下卷)一书，其中他本人撰写有近20万字的内容。这些富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与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一道，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学术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为今后的传统文论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学术资源。

二

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是目前所见最为成熟的一部中国美学史著作，也是一部充分展示了著者的学术个性和在传统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方面之深厚造诣的精品之作。该书的撰写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修订实际上是同时开始的，历时8年之久，如果算上准备期则所用时间更久。全书共3卷，约150万字，由齐鲁书社于1989年出齐。该书格局宏巨，体例严密，史料翔实，持论精当，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美学史研究之目的、方法、历史分期，以及对于传统美学思想体系之总体特征和发展规律、各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潮流变、重要概念范畴之萌生和演变、各家各派美学思想和各种艺术门类的美学精神等的系统而深入之考察与把握和卓有见识之诠释和描述。


敏泽之撰写美学思想史，除了力避与文学理论批评史在内容上的重叠雷同之外，还力求达到方法论上的自觉。他认为，中国美学思想研究必须具有一种文化的眼光，要把整个美学史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来考察；中国美学的特点要从中国文化的特点、从审美意识的起源和形成谈起，否则便讲不清楚中国美学的体系及其特点。为此，他做了艰苦而长期的准备工作，对史前史、考古文物、各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思想文化特点，乃至传统文学艺术的总体特点加以认真的研究，在深思之中参悟其精神实质。同时又认为，要在中西比较的过程中来分析、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即要在世界美学的视野中考察中国美学问题，以利于总结出中国美学在观念意识和思维认识方法上的独特性，乃至整个中国美学体系的特点和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的独特性。又认为，在研究中除要努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之外，还要充分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观念和方法，如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以增强研究的当代性，以利发掘出新的历史内容。但对于那种尚无真正了解而生搬硬套的做法，他又十分反感。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导引下，敏泽对中国美学思想的总体特征作出了自己的体认，他认为中国美学体系及其特征的形成，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为： “以法自然的人与天调为基础，以中和之美为核心，以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特色。””第一句讲的是哲学基础，其分布于中国美学的各个流派之中；第二句讲的是基本风格，其作为一般精神，渗透在中国美学的具体内容之中；第三句讲的是价值取向，其植根于从原始社会起就与西方不同的血缘氏族关系、伦理道德意识特点。要言不烦，堪称精湛。


《中国美学思想史》一书，对传统美学史的研究和书写，提供了足资借鉴的学术经验：1、从丰富的美学、文化史料出发，注重历史还原基础上的整合建构，对中国美学思想提供了富于创造性的历史描述和内涵阐述，表现出建立在渊博知识上的深沉的历史眼光和精邃的理论识力。2、注意对文化氛围的考察，把研究中国美学特点与探讨中国文化特点融合起来，在文化史的大背景下认识和阐述美学思想的生成和演变。如分析中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先考察西周以来文化与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新的文化意识之发生与发展；又如对“中和之美”的分析，能从哲学、文化思想、文化心理结构、伦理道德、思维机制等方面加以综合研究。在介绍每一断代时期的美学思想之前，都加一绪论，详尽地介绍该时期的文化、思想、文学艺术发展特点，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绪论竟然占了四章，分别介绍了其时玄学兴起之后儒、道、释思想之间所呈现出的新关系及其对美学思想的影响，贯彻了在一定的文化气候中分析、把握当时美学思想的宗旨，从而充分揭示了美学思潮变迁与文化氛围、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3、该著对于传统美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叙写，采取的方法基本上为略小存大、举重明轻的治史方法，以便突出中国美学体系的特点和历史嬗变的规律。但是，对那些片言而蕴美学精义的古人之简短谭语，并未因其小而摈弃之，而是惜之惟恐不及，纳入视界，剔抉爬梳，钩玄探幽，遂成不凡之响。如受钱钟书《管锥编》之启发，在第1卷第11章中从先秦典籍中钩稽出诸如写忧造艺、杂糅情感、通感以及含混美与含蓄美等鲜为人注意的问题，予以精到的解析。4、不满足于仅作平面的历史描述和内容疏讲，而十分注重揭示各家各派美学观念与所处时代之文化思潮、美学思潮以及整个美学史发展链条、规律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点与面、点与线、纵与横之间的关系，故对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规律特点、各时期美学思潮之特征、各家各派有代表性的美学思想的内涵特质作出了深入的阐释。5、注重对重要美学概念、范畴、命题的整理和阐释，如第]卷第20章即以“新的美学观念的诞生和形成”为题，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气韵”、 “形神”、“风骨”、“象外”、“境界”等重要美学范畴的产生、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内涵作了析解，2、3卷亦对诸如“兴象”、 “兴寄”、“意象”、“味”、“韵”等范畴作了诠释，无不洞幽烛微，机杼独发，见前人所未见。6、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上考察美学思想的流变，最突出者莫过于对一系列美学范畴的研究，既梳理其历时发展情况，又辨析其共时特点，即在同一时期的美学家那里，或在诗、文、书、画、乐、舞等各个艺术门类中的流布形态。同时，还对一些相邻或相近的概念范畴的不同内涵予以考辨，如对于“意象”与“意境”的辨析。7、坚持历史与逻辑辨证统一的态度，在书写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美学发展演变之完整的历史形态，以见出其原生态样式，并具体分析和描述形形色色的美学见解如何依次作为一个辨证否定的环节而存在，后起的美学话语在接受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又如何超越之，准确地再现了传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滚雪球”现象。该书对于清代叶燮美学理论体系、石涛的“一画”论绘画理论等专题的诠解，也备受学界称道。此外，敏泽还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如《关于传统美学批评的两种标准问题》、《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体系及东方艺术之美》以及《“再现”与“表现”的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等，以深入而独到的学术眼光澄清了美学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美学思想史》曾获国家图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多种奖项，并被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近年来，因《中国美学思想史》要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思想史》丛书之中，敏泽又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增加了lo余万字，使其在内容和注释体例以及引文版本等方面更趋完善。总之， 《中国美学思想史》一书，已成为传统美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标志着中国美学史学科建设已渐趋成熟，其在体例和内容方面的创新之见，对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正产生着积极的学术影响。

三

除了批评史和美学史研究而外，敏泽对文学和美学基本理论研究以及当代文学评论亦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半个世纪以来一直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识见精卓的论作，如专著《文学价值论》以及收入论文集《主体性．创新．艺术规律》、《文化。审美。艺术》”中的大量论文，在哲学思辩、理论建构方面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表现出理论家的深刻和批评家的敏锐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敏泽对诸如文学的本质规律及特征、现实主义与“典型化”原则、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及其与文学之关系、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关系、文学主体性、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建设、全球化语境与文论发展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以及文学价值论体系建构问题，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在上个世纪50年代，敏泽对文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主要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但总的来说，由于受当时的文艺思潮和认识条件的影响，在理论的表述上，尚存在着过分强调反映功能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主体表现特征的缺陷。新时期以来，敏泽对文学本质特征的认识得到了系统地展开。他先后发表了《关于艺术特征的问题》、《关于艺术反映生活本质问题的思考》、《鲁迅论艺术的特点和规律》、《关于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原有的文学观念作了深刻的反思。关于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敏泽曾做过不少的论析。他在充分肯定借鉴和移植外来艺术经验对创新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强调了继承民族优秀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还通过对“五四”文学及鲁迅等人的文学道路的分析，指出“五四”新文学的出现和发展，是民族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关于人性、人道主义、 “异化”问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敏泽就曾试图从人性的角度认识“共同美”，但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允许他走多远。80年代初期，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仍属于理论禁区之时，他便果敢地撰写了《论人性、阶级性和文学》、《论思想和文学领域中的“异化”及抽象人性、人道主义的问题》等文，重点探讨了人性、人道主义、“异化”及其与文学、美学的关系，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了理论澄清。敏泽对于当代文论体系建设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当代文论、美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前提下，汲取传统文论精华，广采博纳包括西方新兴人文学说在内的西方文论、美学、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予以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创新之目的。这种见解，贯彻在他的一系列论述当代文论话语本土化和全球化与新世纪文论走向的论文之中，亦充分体现了他主导多元、综融创新的学术理念。

敏泽研究美学基本理论，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其时他是“美学小组”的秘书，负责联络与组织工作，因而自始至终参加了当时的那场美学大讨论。在参与讨论的过程中，他发表了《美学问题争论的分歧在．男陧》、《主观唯心论的美学思想》等论文，分别对美的本体及其特征、美感及美感差异、自然美等核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总的特点是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出发，坚持美的主客体统…性，美和美感的实践性和历史发展性，并且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观点出发，系统地分析了美、美感的形成过程以及美的创造规律，影响颇大。尤为可贵的是他还对当时存在的以庸俗社会学的观念和方法取消美学、艺术的特殊性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为此他也付出了个人沉重的代价。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敏泽在对朱光潜等人的美学观点进行批评、商榷时，受当时思想氛围的影响，难免存在着火气过大或过于政治化的缺憾之处，新时期以来他曾在文章中多次反思到这一点，这也是老…辈学者的可贵之处。


作为一个批评家，敏泽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心。在上一世纪 50年代初，由他化名李琮撰写的《<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批评》一文，实际上就是对于当时文艺批评中盛行的庸俗社会学思潮的一个挑战，而最终则掀起轩然大波，牵涉到了当时文艺界一桩轰动一时的“公案”。无论是当年评小说《风波》、《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等，还是新时期以来评《围城》、《干校六记》，以及评谌容、张洁、张贤亮等的作品，还有评李存葆《沂蒙九章》、刘白羽《心灵的历程》、刘斯奋《白门柳》，均体现出了敏泽紧密关注创作现状，以敏锐的理论目光和独到的艺术感受力，对当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或一些创作倾向问题予以评析的评论品格。因理论底蕴深厚，所以他的评论文章学理化程度高，品评到位，个性突出，成为当代重要批评家之一。

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文化问题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敏泽出于一个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心，也开始思考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并密切关注当下文化的状态和所存在的弊端，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敏泽的文化理论研究和文化批评，主要着眼于古今中西文化关系、文化战略中的“综合创造论”、市场经济环境及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状况和发展问题三个方面，所撰写的大量论文，无不体现了理论视野开阔，逻辑分析缜密和综融广博的特点。在他讨论文化发展中的古与今、中与西关系的一些文章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里我们着重谈一下敏泽关于“综合创新论”问题的学术见解。中西文化关系是现代中国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学问题。虽然中西在文化上早有接触，但是，如果从“问题”史的角度来看，中西文化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成为突出的“问题”，却是在晚清时期，中西文化关系恰是在中国处于极端的危亡乃至屈辱中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的，而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恐怕要等到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之时，那时中西文化问题对中国来说才不成其为问题，正如美国人现在不会把美中文化的关系视作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一样。文化发展中的古与今、中与西关系问题，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中，这一问题又一次尖锐地突现出来。我们今天乃至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恐怕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找出朝着解决这一问题发展的方向。为此，敏泽在《综合创造论与我国文化与美学及文论的未来》等论文中提出当代中国文化应走“融通中西，连类古今”的“综合创造论”的发展道路。


敏泽论中西文化关系和“综合创新”，始终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就综合创造论产生的背景来说：在时间维度上，他重点揭示了历史处境的不同会影响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晚清至于“五四”乃至当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过大压力下，知识分子在焦灼的心态下往往或偏执于“西”，或偏执于“中”，在两种极端中跳荡。因此敏泽比较推崇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文化态度——而这恰是因为晚明西方文化尚未对中国文化形成压力之势。这样，敏泽便实际上向我们清晰地梳理出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史，如果将他本人的综合创造论也同样置于这一问题史中，则我们要说，今天提出综合创造论适逢其时——因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为我们的文化心态相对平和起来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时间维度赋予综合创造论以历史深度。在空间维度上，敏泽又指出，综合创造论是针对“全盘西化”、 “西体中用”、 “儒学复兴”、“重构”等时下的各种文化理论提出的，可以说有着极强的问题意识。就综合创造论本身而言，也是在“时间的古今问题”与“空间的中西问题”两个维度上展开的。在中国文化内部，敏泽针对新儒家理论，提出除儒家以外还要综合道、释等文化资源，此可谓空间上的综融。中国文化传统尚有近现代的传统也需要综融，此可谓时间上的综融。正是这种时空的双向综融，使综合创造论一方面呈现出博采广纳的大气，另一方面也使其呈现出清晰、严密的逻辑系统性。再一方面，敏泽的综合创造论并非仅仅是一种纯理论的建构，他把钱钟书先生视作综合创造论的具体实践者，他的几篇钱学研究的论文堪称综合创造论精彩的个案研究。

敏泽的文化批评，既有理论家的深刻，同时也有批评家的敏锐。这种敏锐首先体现在他对自身所处历史环境特征的准确把握上。中国人文学者当下的历史处境是；内，面临着市场化；外，面临着全球化，由此给当下的人文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在许多文章中，敏泽针对当前文化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旗帜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回应了现实对于理论研究所发出的挑战，并且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坚持民族主体精神，在今天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社会语境中，坚持这样的文化立场，显得尤为难能而可贵。

五

敏泽的学术思路有三个特点自始至终体现得非常明显：一是非常重视对艺术本质规律及其特征的揭示；二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文艺理论体系的思索与建构，具体包括在从事古典文论和美学史研究以及论析一般文学、美学理论问题时能把历史与现实、古与今沟通起来，立足于当代的高度，向古代文艺理论的精华进行必要的认同，以推动理论的向前发展；三是追求现实感与历史感的互相渗透、和谐统一。

经过长期的积累，敏泽在治学道路和研究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取径较广，文学、美学、文化共治，理论、史述、评论兼及，以求视野广阔，理解全面。他主张：1、微观与宏观相结合。认为要汲取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兼攻，不画地为牢局于一隅的长处，以及借鉴西方人文学科的总体研究、系统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利于打破各学科间的藩篱，弥补条缕割析的弊端。其《我国古文论中的情感论》、《“模仿”与“表现”的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很好的尝试。2、沟通古今、中西，揭示诗心、文心的规律。前者之例如在论析文学特征时注意文学观念的历史延伸性，以古启今，以今鉴古，说明从古人的“情性”、“中有本主”到今人的讲论“主体性”，实际上正是一条观念的长河。后者之例如指出王夫之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与西人“接受美学”实属同旨。3、汲取、借鉴新观念、新方法。敏泽曾云： “固然应该继承前贤往哲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态度，但方法上也确实应该随时代之前进不断更新和开拓。”如指出“文气”即为文者临文时之精神心理状态，气盛则言宜，气馁则言败，这实即借用心理学知识与方法来剖析与阐述。4、博搜厚积，熔炼消化。为学要有广博的蓄积，要善于熔炼，吸收和消化，博约相济，弃粗取精，是敏泽一贯遵奉的治学原则。他的曾博得海内外学者称赞的《魏晋至唐关于艺术形象的认识——兼论佛教输入对于艺术形象理论的影响》和《中国古典意象论》，就是在留心采撷的基础上经过一番淘洗钩稽之功，遂累腋而成裘的。





注释：

①敏泽《治学琐谈》，《古典文学知识》1986年第6期。
②敏泽《研究古代文论点滴谈》，《文史知识》1985 年第7期。
③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月版．
④今人撰写史著，是在对历史文本加以现代阐释的 基础上为之，其中存在着一个历史还原的问题。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还原，一是讲求视界融合， 忠实地解读古人，务使所阐述出来的内容符合古人原义；一是将古人的话语放在历史发展的链条 中加以考察，看他在哪些方面承继、沿袭了前人 的话语，哪些方面提供了自己的话语，为文论史 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在文论史上给他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笔者称此为“双重历史还原”。
⑤敏泽对于“春秋笔法”及其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 的影响问题，以及中国古代意象理论问题的研究，系受钱钟书先生的启发和指点而来，分别参 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序》(修订本)注①， 以及《关于钱钟书先生二三事——与钱先生交往回忆之一》(见《钱钟书研究集刊》第2辑)。其 研究成果，除体现在该书修订本的相关部分中之 外，又分别撰写了《中国古典意象论》、 《试论 “春秋笔法”对于后世文学理论的影响》两篇论 文，收于其论文集《形象．意象．情感》(河北教 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⑥《中国美学思想史》第1卷第88页，齐鲁书社 1987年7月版。
⑦《文学价值论》，社科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1999年1月修订再版；《主体性．创新．艺术 规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文化． 审美。艺术》，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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