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丽：生态批评：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

宋丽丽


内容摘要：生态批评在人类面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中应运而生。它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生态批评向自然延伸视野将表明文学参与现实问题的学科转向。本文将从文本形式研究到内容本体追问的转向；从研究的概念化模式向关注实体性存在的转向；从语言中心的文本解读向生命中心的文本阅读转向三个方面论述生态批评的学科转向特征。生态批评的学科转向意味着重新整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的趋势，意味着从本体回归的视角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

关键词：生态批评 自然 本体 实体性存在 生命中心
Abstract: Ecocriticism emerged as a new literary trend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t embarked with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 critical spirit. That it extends its critical vision toward nature indicates the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ture by addressing to the reality. The paper is going to develop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at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ext form study to the ontological content quest, seco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udy of conceptual mode to the concern of reality existence, thir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language centered text explanation to the life centered text reading. The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of ecocriticism tends to reexamine the western metaphysical tradition and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ical returning.
Key Words：ecocriticism nature ontology reality existence life centered


"人穷则返本"。司马迁论《离骚》时曾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以文学呼唤自然、回归自然，以文学批评呼唤自然、回归自然，正是人类在面对越来越窘迫的生态、生存危机时所做出的第一反应，是以话语的形态、从意识深层所做出的反应。20世纪末叶渐成显学的生态批评正是穷则返本的人类文化中的生态、生存探索。"是生存还是毁灭"，当人类的生态行为正在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而难以自拔，当人类正在以一种趋向灭绝的方式生存，揭示这种局中自迷的危机、揭示这种可怕的自杀式的困境，揭示在这种危机与困境背后隐含的两难，就成为文学及其批评的良知与责任。从学术著作如雷彻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阿诺德·汤恩比的《人类与地球母亲》，到大众文化产品如《后天》等等在这个方向上日益增多的文本有力地参与了对这个现状的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揭露、批判与反思。生态批评在人类面临着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语境中应运而生，它标志着文学批评新的学科转向，更表现了生态批评面向现实的责任意识和挑战意识。已经发生了的和潜在的灾难性现实--特别是当一个个灾难成为现实--提示着需要重新调整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重新认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生态问题指向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更关乎文明、文化、意识形态的走向。生态批评在本体回归的流动中将视野投向自然，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主题的文学研究中，寻求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自闭樊篱，寻求新的路径与可能性，以使人与沉默的自然的二元关系向生态中心的自然整体的发展成为可能，建构以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为基础的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生态批评肇始于六、七十年代欧美文学批评，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潮流。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成立，目前在德国、英国、日本、南韩等国也相继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每年成倍地增长。生态批评家们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那里吸取理论滋养，并行地向着文学生态学、自然文学或环境文学以及田园主义等方向开拓学科自身的范式，拓宽文学生态批评的视野。正如斯蒂文·罗森黛尔在《绿化文学学术》一书中所说："生态批评也许还不是主流，但它却已经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成为相当引人注目的潮流，对文学与环境课程的需求在增加（例如ASLE网站可以链接150所大学在这方面所开的课程），而且大学中围绕环境主题的课程和项目每年都在增长。许多大学开设文学与环境的研究生课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博士论文就开始着手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环境文学批评可望在美国的大学中确立永久的地位。"

一、从文本形式研究到内容本体追问的转向
生态批评在面向时代的自我反思中开始了文学批评从形式研究到本体追问的转向，提出了对文学研究对象的本体内涵的重新认识。这意味着重新整理"艺术模仿自然"的西方文艺理论传统，整合文学研究与环境哲学和生态学的学术视野，重视对自然的、实体性的内容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对文本或话语的形式进行分析。布依尔指出："如果环境哲学家主张在讨论环境问题之前，必须修正西方的形而上学和伦理，那么，环境危机与想象危机有关。改正的办法取决于找到更好的方式想象自然，想象人性与自然的关系。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世界出版的再现环境的不朽的作品，从中找到或揭示造成社会混乱的病灶，以及可以选择的路径。"
1978年，威廉姆斯·鲁艾科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试验"一文中首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他在文中尖锐地问到："文学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走到哪里去了？"他的质问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从一种形式跳到另一种形式，总是处于不确定的、方向不明的状态；文学批评学科自身一直处在不断重新界定的不确定状态。回顾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新批评以前的历代思想家都力求在艺术模仿自然的基础上，论证艺术对自然形式的模仿价值。虽然也透着通过形式揭示内容的倾向，却是沿着宗教化了的柏拉图主义路线，逐渐形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
瑞恰兹用"三言两语地揣测，应有尽有的忠告，许多尖锐而不连贯的意见，一些堂而皇之的臆说，大量词藻华丽教人做诗的诗歌，没完没了莫名其妙的言论，不计其数的教条框框，无所不在的偏见和奇想怪论，滔滔不绝的玄虚之谈，些许名副其实的思辩，一鳞半爪的灵感，启发人意的点拨和浮光掠影的管见" 来概括新批评以前的批评理论。虽然有些尖刻，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学研究如盲人摸象般只注重局部的、形式的方面所进行的形而上学认识，忽视了事物的整体实在本质。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的批评理论标志着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转向，启用自然科学的语法和原则来处理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的重心从分析作家和作品的心理、社会、历史等因素转移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和语言因素的研究上来。韦勒克指出注重作品的文学性问题，主要指文学研究向客观化和科学化的努力，而文学作品客观化与科学化的研究虽然有利于整体地看待文学形式，打破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视角局限，却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剥离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文学研究以表现人类自我意识的语言为中心游弋于各个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而每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又像抢占高地一样发动着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本体论的、认识论、唯美的、时空交错的文本生成运动。流派思潮此起彼伏。文学批评学科俨然各种理论视角和理论话语的狂欢场。然而无论文学批评的研究中心从作家转向文本还是从文本转向读者，无论是非理性转向还是语言学转向，各种理论都还只是将文学孤立地进行形式化处理，在越来越脱离时代、脱离现实、脱离自然界的氛围中建造文字金字塔，从而使人文主义精神要么机械地、教条地被工具文明利用，要么被挤压、排斥、冷落，人文话语在脱离自然的语境中迷失了方向。
文学批评的人文话语要重新找到方向，就必须重新认识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格兰·拉夫认为："今天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重新让人类清楚地认识到他在这个濒危的世界的位置。为什么自然写作，地点文学，地方色彩写作，自然诗，尽管被绝大部分现代批评界忽视或藐视，又重新繁荣起来了呢？因为在文学领域之外，已经广泛地认识到，将人类与环境隔离开来的现代意识形态的没落性是显而易见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自然不可置疑地是真实的、美丽的、有意义的"。
其次，鲁艾科特的质疑提出文学必须面对生存环境的现实，必须从人类自我中心意识的执迷不悟中清醒过来，向生态中心意识移动。我们正处在负载着人口爆炸、资源短缺、污染严重、以及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异常并引发重大自然灾害等问题的时代。呼唤环境保护意识，自然生态中心意识的觉醒已经远非仅仅这个时代的意义。生态灾难日益频繁严重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数以万计的生命在向我们讲述着人类征服自然背后的故事。愤怒的地球已经为人类生命延续的前景罩上了阴影。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是"危机中的地球"。生态批评的含义就是强迫我们去反思和追问，我们能否继续将地球当作物质形式的存在？我们这种唯我独尊的信念还能持续多久？
从笛卡尔时代开始，人类确立了以自我为中心与自然发生关系的思维定势。自然被物质化地看成是被认识并加以利用的对象。"知识就是力量"，培根时代以降，科技推开意识形态的屏障，打破一切禁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科技的发展催化并膨胀了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再造自然的意志和力量。工具、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创新延伸了人类的自我中心意识，遮蔽了人类与自然实体存在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今，科技的发展正在受教育者中培育出新的万能神话：人的意志在科技发展的洪流中被物欲的旋涡吞没，被物欲笼罩的意志则坚信科技终将为自己创造实现的途径。然而，反讽的现实却是，无论这种欲望是什么。一个恰当的象征仍然是核武器的毁灭性威胁。正如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所预示的，人类在创造科技神话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某种科技自大狂的牺牲品。尽管如此，在非常多的语境中，我们仍然表现出无视我们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仍然拒绝重新认识我们与自然的生命契合。
约瑟夫·伍德·克朗奇在《人的手段》中说："我们已经将自己设定在一个位置，而且在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毁灭整个物种成为可能，难道我们不可能同时也超然地将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使我们不能再成功地控制我们的大脑和精神生活吗？" 在我们不断地意识到技术发展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智慧的时候，这种黑色的幽默已经提示着一种悲剧和恐惧的可能性，除非我们重新设定自身的位置，重新想象我们在自然界中的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自我形象。"如果不能吸取教训，如果顽固地对我们自己推动的强烈变化有意视而不见，我们终将给遥远未来的新人类社会留下一个谜，他们将要努力研究：在遥远的过去曾经创造那么巨大的水泥、钢铁和塑料建筑群的古代文明究竟为什么会黯然消亡？"
因此，鲁艾科特的质疑使文学与生态的联姻成为必然。生态批评使文学研究走出人类中心的话语世界，与生态学家一道"找到阻止人类群体破坏自然群体以及人类群体自身的方法，这种破坏内在于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待自然的对立态度中，文学所面临的观念与实践的问题是找到两大群体--人类、自然--能够在生物圈内共存、合作、共融的基础" 。格罗特费尔蒂说："通常，文学理论研究的是作家、作品及世界的关系，而在大多数的文学理论中，世界等同于社会--社会领域了，生态批评就是要扩大世界的概念，使之包括整个生态系统"。 文学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类的现实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如果说在现实的生活中缺乏意义感的欲望使生活变得苍白而贫瘠，那么在文学中同样的想象正在使我们难以回忆正在消褪的树木的故事、河流的故事、人类自身的故事。
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偏斜，产生了当下生态危机的灾难性后果。生态批评就是要把视野投向被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文学归置它的整体世界中，通过文学文本重新建构自然生态意识。
生态批评是一个从对文学形式研究向自然生命本体回归的潮流。它表明文学研究者对生态环境实际问题的关注，表明文学研究者相信文学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资源，可望用于修补导致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人与自然不协调的对立关系。正如美国米都博利（Middlebury）大学英语教授杰·帕理尼所说："这是一种向行为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回归的标志，象征着对于理论更加唯我主义倾向的扬弃，从某种文学观点来说，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 。因此，让梭罗呼唤人类回归自然的声音重新震响，唤醒人类与自然相通的意识以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使文学成为有益于修复地球生态的人文资源，将文学批评研究视野引向被忽略的自然生态，重新检视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使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的文学批评与科学话语联姻，共同面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所出现的不容忽视的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便成为生态批评家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从研究的概念化模式向关注实体性存在的转向
实体性存在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念。"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界看作一个自我运动着的事物的世界。它是一个活的世界，一个不像十七世纪的物质世界那样有惯性而是由本能运动为其特性的世界。" 生态批评通过探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重新聚焦人类生存的自然本体，从概念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向实体性的自然存在转移。也就是说，从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将自然他者化，转向生态中心主义的人在自然之中的自我形象内省。将人类看作是自然实体存在的一部分，重新审查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的这一转向主要表现为跨学科研究的努力，以及对旧的理论概念的消解、批判，重建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念。
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体现在观念的出发点、潮流话语的使用、研究的视角以及学科的建设上。生态批评源自文学批评向自然科学生态学的跨越，生态批评就是要把"生态学与生态学的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来，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一个学科，一种人类想象的基础）相对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来说，与我们生存的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普林斯顿大学霍华斯教授在"生态批评的某些原则"一文中提出，如果生态批评家不了解生态学这门课的始末，就无法完全把握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所内含的生态问题。生态批评以关注自然生态为出发点，把文学批评带回了我们的家园--自然的视野，在科技主宰话语的时代，文学批评的视野向自然生态延伸，关注生态危机的生活现实，惟有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科学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跨越学科自身的围栏，与生态科学互动，才能发挥批评的力量。
文学生态学蕴含着文学批评向实体性存在转向的可能性。约瑟夫·米克率先从跨学科的立场进行文学生态学研究。开辟了生态批评转向的可行性方向。他的受教育经历赋予了他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他的大学专业和博士后工作的专业都是生态学，而博士主攻方向却是比较文学。在他的研究中，他试图将文学作为一个模拟生态场，把"生态学"引入文学批评，让生态科学与文学联姻，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围栏和分离的状态，试图从科学与人文联合的视角找出生态学的文学阐释模式，从而使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文学批评有了延伸自身学科的视野--自然生态视野。米克说：
在地球物种中，人类是唯一能进行文学创造的物种，他虽然没有植物光合作用的天赋，不能像鸟一样的飞翔，人类却因为大脑的特殊发展写出伟大的史诗和平庸的工作日志来。既然文学创造是人类重要的特征，是人类有别于自然其他物种的创造性的行为，那么缜密地审视并找到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有助于确定文学到底在人类福祉和生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也有助于确定文学为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的关系能提供什么样的洞见。
米克提倡人类应该以喜剧的适应、协调、共生的精神看待自身在自然之中的并不优越于其他物种的存在，以喜剧的生存智慧修正人类超越自然的悲剧精神。
拉夫在他的新作《应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和环境》一书中强调文学、文学理论与生命科学相联系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批评的基础是进化论生物学的模式，尤其应该是泛学科的社会生物学的结合。布依尔指出："生态批评一开始就是从跨学科的兴趣出发的。具体地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生态学作为文学研究的阐释潜能；2）将人文学科与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理论，如威尔逊（E.Ｏ.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和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亚学说（Gaia Theory）；3）科学史以及所谓的"科学学"等文化构成主义理论。"
生态批评的跨越性不仅体现在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学科跨越，也体现在人文科学内部的学科跨越，它具有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等结合为一体的跨越性特征。自从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探讨动物与有机和无机世界的整体关系"的意义上首次使用生态学一词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态意识也日益增强，生态理念逐渐渗透到文艺、科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成为各种人文科学必须面对的共同的课题、各学科乃至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同背景之一。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为生态批评向纵深发展，进行深层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利奥波德的《原荒纪事》提醒人们要把地球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角度理解人与地球的关系。文学批评的视野向自然延伸正是本着关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挽救日益陷入危机的'大地伦理'倾向进行的文学研究。其中的田园主义则是利用文学文本论证文化与自然能够走向和谐关系的价值理想。从有机自然，整体生态存在的思维对社会文化结构和生产模式发展重新检视，"利用文学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和集体想象的成果--也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符号'进行文化学的阐释。" 布依尔指出，要以"投身于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如果我们从聚焦环境的各种视角探究环境问题，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不是确立教条的政治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那么生态批评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学术领域。" 换句话说，生态问题事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文学批评要综合各个侧面的视角切入到生态问题的研究中，使之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的学术平台，朝着自然实体性的研究方向努力。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特征体现了学科自身方法论的开放的策略。
生态批评的消解性或批判性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 。带着这种意识，生态批评将要从认识论上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进行清算。小林·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从宗教的视角指出，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简单地说：在西方文明中，如《圣经》"创世纪"篇所描述的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不仅如此，"人可以打着上帝的旗号为了人自身的利益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 一旦这样的观念树立起来，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甚至大举侵犯就成为合理合法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而使自然处于弱势、沉默的地位。"人优越于自然，蔑视自然，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利用自然"，走到今天，从生态后果看，已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小林·怀特认为"我们拯救自然的行为取决于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和信仰" 。在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试图从改革基督教的信仰入手，推崇圣·弗朗西斯的人性观，抛弃人高于自然的等级观念，而提倡把人当作与上帝其他的造物平等的物种来看待的民主观。可以说他对生态危机的剖析深刻地触及了西方二元对立思想根源的痛处，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而且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和东方思想中的循环往复的自然观。这种直线模式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一旦持有地球终将毁灭的观念，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会无所顾忌，短浅的及时行乐的世界观对当今我们所面临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要想挽救地球生态，就必须首先颠覆这种破坏地球、把地球一天天引向毁灭的自然观念。
重新评估自然，重新调整人对自然的态度，重新审视自然在文学作品中的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拉夫说："在我们的思考中，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超越这样一种观念，即人类是如此的特殊，以至于地球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我们感到舒适，承载我们的垃圾。因此，环境文学研究就要提出修正我们看待非人类自然的态度。以往的批评阐释整体上将自我意识作为文学与批评的至高无上的现象，而在自然倾向的作品中则以生态意识为内核，进而淡化人类中心主义。"
"我们在哪儿生存？我们为什么而活？" 梭罗曾经从实体存在的意义上拷问人与自然环境的整体关系。答案显而易见。然而人类文明却一直朝着与答案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利奥波德以大地伦理为理论架构，从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出发，进行自然写作，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类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看作一个整体，表现本体论回归的倾向。生态哲学家提出整体主义观念，是对人与万物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生态整体，人类文化与自然界互动统一的整体观而言。整体主义的哲思就是要揭示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揭示人类是整个生态整体中平等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与自然绝不可能割裂开来的事实。事实上，人类与地球是共存亡的生命契合关系。因此，向实体性的转向就是要关注自然的生命性特征。自然的生命性特征一直处于沉默的不在场的状态。人文主义在忽视自然生命性特征存在的语境中越走越远，而且籍着只注重在场事实的科技的力量，脱离了与自然的生命联系，并极力擦抹任何与自然生命特性有关的有机论，有灵论。目前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生存危机要求我们不能继续忽视我们不可言说的那一部分世界，而应该对我们无法言说的那一部分世界重新表现出我们应有的敬畏。本体论回归意味着承认与接受世界（人类在自然之中）是一个有机整体，展现着万物合一的图景，强调在永恒存在的前提下，自然万物内在的互动联系，把自然看作是有生命的机制。本体论回归构成与认识论不同的理性思维方向，构成不同的文化理念。生态批评的本体论回归强调在生命的维度重新追问人类自然本性，思考人文主义与实体性的联系。

三、从语言中心的文本解读向生命中心的文本阅读转向
生态批评从生态学的视角将自然视为有生命的实体。文学中自然的再现需要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体现，而不是以语言为其意义体现。语言只是描述生命轨迹的工具。在泛灵论的文化传统中，自然世界与人类一样被看作有活力的生命有机体。不仅人类有语言，动物、植物、甚至石头、河流也被看作是能够进行表达，并常常表现智慧的主体，能够与人类进行交流和互动。"将自然看作是有生命的、能交流的主体在社会实践领域产生了相应的结果。它是有关自然的知识得以延续的条件，它也为如何系统地将知识用于实践提供了条件。" 然而，正如福柯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表明，受人类理性支配的语言只代表特权阶层的利益。沉默的自然与人类社会弱势群体一道，同样受到压抑和使役。理性的机械主义自然观将万物有灵视作迷信的或与理性相对立的现象加以清洗。机械主义自然观统治了现代理性社会的发展。进化论和现代生态学则发现人并非是唯一的主体，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互相依赖、相互关联。深层生态学提出生命一体性和生命共同体的伦理理念使人类理性重新面对自然的生命性特征。英国大气物理学家拉夫洛克提出盖亚假说，指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与地球共同形成一个生命统一体。他用地母--女神盖亚的名字表现地球的生命性特征，这个以女神命名的假说从自然科学方面提示着文学研究的审美活动与自然生命性的联系。
直觉、想象是文学审美活动中与自然尤其是与自然的生命性相联系的基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生态批评家卡尔·克鲁伯尔认为生态批评是研究"自然与文化及其发展过程的联系"，"它具有播撒的功能，在文学艺术的欣赏中寻求文化体验与自然事实之间的联系。从整体论的观点出发，考察作品的个性和读者反映的个性。因此，生态批评在文化转向过程中，张扬一种对世界性的差异和特性的宽容的精神，抵制以牺牲文学艺术的感觉、情感、和想象为代价的学术理性"。 人类作为能够言说的物种，其言说的生命力来自对自然生命的感觉、情感与想象，这是人类与自然生命相联系的中介。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这样论述19世纪的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对于宇宙生命论所关注的原因："人们试图使主体与客体之间，个人体验这个有生命力、有目的、充满价值的世界与人们假定的具有广延、质量和运动特性的死的世界之间的疮口治愈，从而克服人对于世界的异化感。树立人与自然共存的观念意味着让物质主义的死的宇宙复活，同时也能最有效地使人与其生存环境重新结合在一起。" 文学创作与自然一直保持着某种天然的联系，生态批评在研究田园作家、浪漫主义作家以及自然写作作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对自然进行再现时，有必要从作家的想象与思考中体悟和想象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以及自然生命的有机性。
柯尔律治在论诗和艺术中说：
什么是美呢？抽象地说，是许多种事物的统一，是不同的事物的结合；具体的说，是样子美好的东西与有生命的东西的统一。……如果艺术家只临摹无生气的自然之物，那是多么无谓的努力！如果他从美的概念的既定形式着手模仿，他的作品多么空虚、不真实！……请相信我的话，你必须掌握住本质--这就先在自然与人的灵魂之间有一种结合。
柯尔律治把对自然生命的本质的把握看作是艺术美的本质。他的具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文学理论观点为生态批评力图站在自然的角度以生命为中心而不是语言为中心阅读文本提供了支撑。
生态批评以生命为中心阅读文本的努力就是要在想象和直觉的基础上复活自然在文学再现中的身份。布依尔在论述环境倾向的文本构成时指出："非人类的环境不仅仅是作为背景工具再现的，而是作为一种在场再现，表明人类的历史是镶嵌在自然史之中"。 从这一点看，布依尔倾向于深层生态学的思考，自然与人共同属于一个统一的生命共同体。在以生命为中心的绿色阅读中，自然将从一个背景的身份转变为一个在场的角色。将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考虑，从而使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自然观，并向生态中心主义移动成为可能。文学既是再现艺术，又是具有某种目的性的中介。文学在联系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潜含着变革的力量。梭罗在瓦尔登湖的生活实验，埃德华·艾比在与自然接触中对自我意识的剖析，万代尔·百利（Wendell Berry）田园生活的回归都是在寻找人与自然重新修好的途径，在寻找中调整自然观，转变把自然看作机械客体的自然观念，建立有机、整体、健康的自然观念，从中寻找充满家园意识的自我；保护生态、保护地球的自我，确立自我是自然的一部分的新的人文主义的整体观念。
总之，生态批评呼唤着某种乐观的生存态度。"拒绝绝望已经是生态学发出的指令"。 西奥多·罗扎克（Theodore Roszak）指出：以城市文化为核心的主流艺术已完全失去或遗忘了它的生态根源，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的异化让艺术家们内心充满了恐惧、颓废、麻木乃至绝望的情愫。随着地球环境的不断恶化，我们必须承认文化不能再继续与维持生命的整个生态系统分离。 因此，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新视野--生态批评，虽然不可能立即彻底逆转工业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生态造成极大破坏的潮流，但却可以和生态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携手，转向对生存本体的追问，对自然实体性的关注，呼唤以自然整体的生命性为中心的文化理想。在文学生态学的纬度，消解人与自然对立、分离的世界观，颠覆机械自然观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肆意挥霍滥用自然资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唤醒人类在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驱动下沦为功利目的工具的麻木意识，重建在工业文明中遗失的天人合一。


（此文刊载于《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