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参观一个书法展。时至今日，墙上挂的，基本忘了，地上印的，还清楚记得。那是一个现代化的展览馆。进门，书法气息扑面而来。门口来宾签到簿，笔墨纸砚伺候；进了大厅，正前方大幕布上的会标赫然入目，是名家题字；再看两厢，一幅幅装裱精美的真行草隶篆，姿态横生，一眼望不到边。已有知名书法家和不知名的书法爱好者三五成群，寒暄、谈笑、低语，看样子，所言皆不离书法。这里是书法的世界，书法可谓无处不在。当我低下头，发现苏轼《赤壁赋》、王羲之《兰亭集序》、米芾《苕溪诗帖》，都印在青蓝色塑胶地板革上。清晰精美，是大字版。按鞋码目测，小字可达三七，大字可至四三。我有些惊讶，有些恍惚——这些字，通常被众人以手临摹，今天却被我们以足“临磨”。一位老友从“永和九年”向我招手奔趋，我踏过“山间之明月”，与其在“半岁依修竹，三时看好花”双手相握。我们要一起欣赏展览中的作品，于是迈过“崇山峻岭”，踩入“茂林修竹”，随后“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仰头欣赏当代书家的龙蛇走笔、气韵生动。
将诗文铺于地上，这个书法展绝非孤例。近些年，偶尔可见唐诗横陈于街衢，宋词伏卧于广场，古代先贤的生平简历平躺于纪念馆入门之地，常不能免于行人游客不得已或不小心的践踏。我们不怀疑设计者心中的善意、热情，乃至文化责任感——他们力图让美好的诗文和文化经典融入当代日常生活，形成“举头望明月，低头读诗文”的浓郁氛围。但是，他们忽视了垂头不便阅读，也不利健康，更忽视了土地除却宽广、稳定、厚德载物等种种优点之外，还可能有别样的意味。钱锺书先生曾提出比喻有“两柄”乃至“多边”，即“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同而旨则异。”我们脚下的大地亦是如此。“地”对应尊贵的“天”，为卑；人类直立行走，“地”的空间位置，为下。所以，“地”在某些语境中便意味着“卑下”。《易经》中的谦卦，上坤下艮，以巍峨之山伏于低卑之地为“谦”之意象；《论语》中称“文武之道”尚存人间，以“未坠于地”来比拟；白居易《长恨歌》描绘杨贵妃之惨死，用“花钿委地无人收”的细节来烘托。日常口语中以地为卑，如“肝脑涂地”“颜面扫地”“天壤之别低到尘埃里，更是不胜枚举。至于古印度以“五体投地”表示礼敬者无以复加的谦卑（《楞严经》），古希伯来人“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用于贬抑自己，表达对身处患难的朋友的极度同情（《旧约·约伯记》），说明世界上其他民族，对大地也有比喻的“另一柄”。
韩愈以为：“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那么，那些经历千百年时光淘洗至今为人景仰的文辞，是不是“精之精者”
，更加值得珍惜？其实，在我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中，非止“精之精者”，即便普通的文字，也是享受“特殊待遇”的。我国民间曾长期存在许多“惜字社”或“敬字社”，社中成员相约对废弃的字纸妥善保管，不能乱丢，不能踩踏，不能包东西，不能做手纸。如果某些字纸必须毁掉，须深埋于净土或郑重地焚化于周边洁净的“惜字亭”（多为石砌的塔形炉子）。这种对文字的崇拜，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中就已出现：“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后来，以圣贤文字代表圣贤本人的观念，在民间竟然演变为因果报应。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中，书有扬雄《长杨赋》和政治奏议的纸张，如果被哪位“秽用在厕中”，就会遭到“陷身五百劫，常作厕中虫”的诅咒。除了威胁恐吓，还有“正面引导”。民间流传因为敬惜字纸而得到高寿、中举、得嗣、富贵、健康的“阴骘显报”，屡屡记载于地方志、劝善书。今天看起来，这些观念和民间禁忌似乎有些迂腐，甚至可笑，但是，谁又能说先民于此体现出的对文字、文学、文化的尊崇态度毫无价值呢？中华文明保持数千年的连续性，这种扎根于普通百姓心中的小小的朴素的“敬字观”，何尝不是一种支撑的力量？
从前述角度来看文字贵重，土地卑下，书字于地，焉能不慎！冯梦龙《智囊》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历史小故事，值得玩味。话说明代成化年间，有一个神童，名叫洪锺，年方四岁，随父进京述职。他父亲在船中与人下棋，他看了一小会就弄懂了，随即开始支招儿，“导父累胜”。途经山东临清州，他看见牌坊上的大字题额，就索来笔墨临写，一下笔，便惊人，纸上字体，几可乱真。到得京城，这小家伙居然“设肆鬻字”，靠写字来赚钱。神童之名，京城大噪，很快传到宪宗朱见深耳中。有一天，他特意召见这个小童要考考他。皇帝出了几个“生字听写题”，洪锺随听随写，在宫殿地上顺利写出正确的笔画。皇帝想，得来点难度大的，就说：“‘圣寿无疆’四字，你写写看！”只见洪锺握着笔，久久不动。皇帝问：“你是不是哪个字不会写呢？”洪锺伏身叩头，回禀道：“臣不是不会写，只是不敢将这些字写在地上。”宪宗听得此言，心有所悟，暗自赞叹，于是命内侍搬来几案和一个小踏凳。只见小小的洪锺攀上踏凳站好，将“圣寿无疆”一挥而就。皇帝对小神童十分欣赏，命翰林院拨出经费供他读书，还给他父亲升职。五百多年过去，今天的我们仍会惊异于这四岁小孩子的早慧——他怎么知道“圣寿无疆”这样的词句，写在地上会不恭敬、不庄重、不得体？
话说回来，小神童在写“圣寿无疆”之前，也曾“即地连画数字”，说明在某些情况下，书某些字于地，并不是必须严守的禁忌。欧阳修幼年丧父，他的母亲“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无人指摘这位教子认字的伟大母亲。《红楼梦》中伶人龄官单相思，偷偷以金簪画地，写出几十个“蔷”字，没人认为这个为情所困的少女有贬低贾蔷的意思。至于当代一些老年人手持耐磨海绵制成的“地书笔”、蘸着桶中清水，在公园、广场的地面施展才艺，不啻一种风雅的健身运动。而公路地面上“注意行人”“前方学校”等指示语，纵然常受车轮碾压，也没有人认为这些忠于职守、勇于献身的“文字哨兵”有失体面。但是，那些内容重要、风格庄严、为大众尊崇、展示于公共场所的文字，诸如祝福赞颂、经典诗文、古今贤达姓名简历、名家书法字帖、体现公序良俗及国家意志的词句，无论印制，还是雕刻，都不宜置于地上——昔日小神童的分寸感即在于此，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曾在沈阳的地铁站里看到“仁”“义”“礼”“智”“信”的大幅篆书高高贴于墙柱，红底黄字，多重组合，美观典雅。我曾在西安街头看到一首首唐诗印在仿古路灯的淡褐色罩子上，等红灯之时，稍稍抬头，便可以读完一首七言绝句。我曾登上安徽宣城的敬亭山。暮年的李白曾与之“相看两不厌”，一任众鸟高飞、孤云独去。在一个游人休息的亭子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白色石台，距地两尺，高低起伏，如同迎风铺开的手卷，上面刻着李白在宣城所作的诸多诗句，隶草行楷，书体多样。台端高起，数尺见方，有一童子雕像，俯卧、支颐、跷脚，怡然自得，似乎在吟咏眼前的诗篇。这些设计，巧妙地把美好的诗文和文化经典融入当代生活，同时还保持着它们应得的尊严。大概这些设计者更为坚信，所有流传久远的文字，都出自一个个高贵的灵魂，凝聚着值得我们这个民族骄傲的元素。一如千百年来把不朽的文字雕刻在石碑、匾额、高山崖壁上的先辈，他们一定知道，每个文字都寄居着一个精灵、留存着一粒火种、闪耀着一颗星辰，它们是天生贵胄，不会与足印、污泥、浊水、落叶为伍，而只会迎接崇敬的目光，映射夺目的光华，自由翱翔于人类精神的高远天空。
（作者系辽宁文学院文艺创研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