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山茶会图（国画） 22×67厘米 明 文徵明 故宫博物院藏
自15世纪苏州文人社群初兴之时，雅集便常伴随游览胜景活动，旋即便有了纪游图。就文人社群中正在形塑的生活风格而言，胜景游览已成为其中之要项，清楚地标示着文人行事的特殊面貌。
除此之外，16世纪起在文人社群中逐渐流行的饮茶之风，也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文人画家经常绘作的茶事图亦成为观察其社群形塑过程的一个有利切入点。这两个切入点的选择自然无法穷尽当时文人生活的所有面向，但其各自代表着一动一静之形态，且呈现出过去罕见的新主题。
苏州文人的游览活动大都限在邻近地区的胜景，而非长途跋涉的探险之旅。苏州地区充满历史记忆的山水景点才是沈周、文徵明等苏州文人各种雅游的理想目标，既无危险，亦不费力，通常一日来回即可，不需费心大作准备。苏州城西北距市中心才五公里的虎丘很自然地成为他们雅游的首选。沈周的《虎丘十二景》基本上就是文人们雅游后的产物。画中文人皆着长袍，且作二三人以上的聚集，可以想见其中必然也伴随着赋诗活动，不单只作郊游而已。
雅游更有趣的地方在于文人针对风雅的刻意经营。夜游虎丘就是如此佳例。虎丘之胜景早已知名，至15世纪末时更是吸引了大量游客，沈周曾在词中批评大量游人在梁代高僧生公讲经的千人石上，列酒为席，歌舞喧哗，简直像闹市一般。为了避去这个大众化的干扰，沈周的对策即为夜游。他可能一生中多次夜游虎丘，其中1493年的一次夜游邀集了包括名士杨循吉在内的数位友人，赋诗起兴，众人相互唱和，他自己制作了一卷《千人石夜游图》，当时的诗作则集合附于卷后。这件千人石夜游中的诗画合卷因此成为文人雅游的特殊标志，除记录当时情景外，亦凝聚了群体情感。
雅游进入文人生活之后，也影响到其他方面的文化活动，使苏州的文人文化多了一些新的可能性。文徵明作于1530年的《江南春图卷》后接沈周、祝允明、唐寅等九名吴中文人以“江南春”为题的诗作，各自时间不一，但都属针对元末倪瓒所赋内容的追和。追和前人诗词之举常见于文人圈中，苏州文人社群亦好之，尤喜追随同乡前辈的诗词作唱和，好似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雅集。
此卷与藏家许国用有关，沈周所书该词乃系对许家所藏倪瓒《江南春词》手迹而来，后来追和的诗作越来越多，文徵明的好友袁袠（1502—1547）曾收集三十八家之作刊行为《江南春词集》，并请画人仇英补图。因此文徵明1530年的图绘可以视为这风气中的另一种唱和。过云楼卷中的文氏绘图基本上是台北故宫本《江南春》立轴的手卷版，都作一河两岸的江南清丽山水，但细节非常丰富。作为一系列江南春词作的补图，文徵明除了绘出一幅春日江南外，还为词中人新添了一个更生活的界面，好似大家陪着倪瓒一起郊游江南。
文人生活风格中追求幽趣之意亦见于品茶一事。品茶在唐宋已经兴盛，自然不能说是明代苏州文人的独创，但追求更深层次的幽趣，并在社群同仁间蔚成风气，则是文徵明等吴中文人逐步营造而成的。在此过程中，图绘也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文士饮茶的相关题材在此时的文人绘画中大量出现，值得特别注意。如果从这些苏州文人的茶事图来看，品茶之重点不仅在于茶事本身所及之物而已，以茶会友应该也是其中的要目，这与苏州文人追求社群感的取向有直接的关系。
由此角度观赏相关画作，文徵明作于1518年的《惠山茶会图》就直接展现了茶事与雅集，甚至胜游间的亲密关系。据当时文徵明挚友蔡羽所写的序文来看，此次在惠山所举行的茶会参加者共七人，由王守王宠兄弟提议，在清明节那天由苏州出发到达无锡的惠山，以品试唐代陆羽所赞美的天下第二泉。他们环坐在二泉亭下，将泉水注入鼎中，“三沸而三啜之，识水品之高，仰古人之趣，各陶陶然不能去矣”，最后甚而达到“岂陆子（即陆羽）所能至哉”的共识。惠山之会所使用的“煮茶法”固与陆羽者不同，但成员们自以为高出前人之处恐怕也在于茶会所能为此小群体增添的凝聚力。文徵明对此茶会所绘的图虽使用较大尺寸的人物交代与会成员，且仅作五人（另两人为童仆），似未针对实况，但其亭中二人作品论状，亭左一士向右方前来者抬手作揖，有欣悦之意，皆符合蔡羽序中所述，尤其是后者，正呼应了蔡羽使用许多篇幅所交代各与会人士如何费心调整行程方得以在惠山聚首的难得。
由此观之，蔡羽序文、文徵明作图与其后诗卷的有机组合，即是对此难得之会的最佳纪念。这件纪念物的完成，不仅可供参与者追忆，亦是向其他文人同道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