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美术学院童中焘先生的晚辈同事，作为一名艺术暨历史、理论的研究者，我还要对童先生的展览表达由衷的感谢。这次的“映道——童中焘中国画笔墨传习展”现场，我仔细学习、观摩了两回。先生的专著《映道——中国画笔墨的实践与思考》（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我更完整拜读过，均大受所教。
必须说，展览中有个关键的地方对我触动最深，就是童先生作为重量级的水墨和界画大家，坚定、明确地在如此的重要场域，首先高扬了艺者的人格，将其排在学养、意境、笔墨和形式之前进行论述。我实际做过相当长时间的近现代艺术家个案研究，以我所见，谈画论艺第一位先讲人格的，在当代艺术家里边可算是罕见的。我更要为先生和他提到的这两个字鞠躬，真是令人敬佩不已！
我自然也明白，童先生在继承宾翁笔法“平、流、圆、重、变”之上，复又提炼出“力、厚、重、变”的“用笔四要”，其中先生格外强调作为人生刚正情貌的笔法象征——“骨力”，继而再升华出墨法的“清、润、沉、和、活”。循此，据我看来，山水之笔总归要依赖文人之墨的氤氲，方能得着承载、延续，并藉此体系与机制生化出实际属于心灵、心境上高度抽象的意念画幅。这便是先生所云，以“内与外相吻合”的“笔墨记忆”，实现具有“气骨与气格”的“物的生命状态”。故而，宾翁“五笔”可谓中国画的实践观、方法论，童先生的“五墨”则指导了以人格为前提的，思想理性活态着的，感性理念跳荡着的画家的创作精神。
再用先生的词汇论述，即要实现“生命气化”的“物理”表达。此乃大道，非是自然主义浅陋的人生观，要在“从自然生命的状态，上升到‘人化’的审美品评”，最终更是将“技巧、性情、人格、修养，归而为一”的“生化不息，生命向上”的作为。
童先生作为各位学友的大前辈，以一种纵横捭阖的果敢，用一种坚毅不拔的勇力，引领着我们传承、变化，一道来构筑胸中的山水大画。如此，方令创作本身绝非仅只戏耍几个简单的构形、敷色技巧便可交待（《关于中国画的若干问题》）。目下，更有论者自相矛盾地以为，虚玄的精神话语完全不必多提。惟创作者，尤是以非具象的工细抒写见长的水墨画家，倘胸中全无外人看似不可见的浩然之气，那么属于其主观化的视觉图像的生成，无不俗媚如“掉书袋”般的孱弱，或夸傲如呓语般的“自我表现”，终其一生都将难以领悟先生说的“意境出性情，笔墨显高度，形式见创造”。
我也曾为童先生工作的中国美院国画与书法学院，策划过一个在读研究生的联合展览，并撰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在前言中，我更有这样一种理解，即中国美院，特别是国画、书法专业，实为“书画名门”的“名门之学”：
触物比类方有书画之盛，这是亘古的法则。而书画写心乃个中求索的根基，更系我校国书院执教、习艺各同道坚持不懈的努力重点。此非被动的自我观，因其重在施化至善，要与人群同步、互赢，并以佳构逐诐辞，终得启惕而不辍。那么，书画名门不应是庶务的冗屑，其宗旨乃殚见洽闻且权达悠游的师友之修业。此类创作，思辨外独有清乐，正为历经这种锤炼的俊彦，在他们张磔擪拓，攒聚勾描间，逐步托起承望的又一的证，须谓“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这，即是芝英、垂露塑就的丽瞩大观！
这里提及的“名门”，断非“名利之门”，而是“名节之门”。凡有大名节，当称高节，我以为童先生所展现的正是如此，其艺学因之吐纳灵妙，其创作由是奔凑爽畅，以致得节信，成创化，确是“风规自远”。
我听到各位前辈所说，皆异常动情，作为一名“新国美人”，十几年前我从北京到杭州工作时，就开始玩味，到底什么才是这所学校独有的特色。近年，我逐渐感受，也是被童先生和这次的展览所启迪，意识到支撑中国美院的根本脊梁就是“名节”二字。我在做理论研究的二十来年中，正像我已经提到的，目睹极多的艺术人都在凸显形式、笔墨、意境，最后可能才议及学养，极少数的愿意再略略提出人格。更有甚者，乐于同某些几乎不事真正创作的搅合在一起，声称讲人格便是在阔论“艺术的虚无”。殊不知，“人格”乃童先生所坚持强调的“从事中国画的人一定要有理想”，由此方得以彻底落实“作品皆器，笔墨是道”（《前言》页）的终极创作暨生命追求。故而，中国画“写形达意”的理想非为空谈，其关键在敢以肉身之丈量来实现，用先生的话说，这才是“物质性”的“人性化内容”的根本！
研习《映道》这场展览，得见童先生，我更加清晰地知晓，先生为我们中国美术学院事业的“有序传承”，又立了标杆、再塑了丰碑！于我，一种感佩油然而生，也愈发强烈地意识到，此系非营私利者的真心，而这就是“士”。所以，我要说，“名门之学”当乃从不虚无的“名士之学”，非仅一时笔墨趣味使然，保守、自大而苛求片面声气相投的狭隘的“门户之学”。
童先生在展览开幕座谈会上的简短讲话，其实也提出了这样一类“名士之学”的基准，即在新时代能够切实做到心与目、手与艺的主、客观结合，决不溟滓漫漶，亦不支离灭裂（第65页），力求将笔墨功夫修炼成为一种“阴阳平衡之道”。微观地看，先生据此还批驳了当前对线条造型及表达上过度看重西洋方案的毛病，提醒了一批连近现代美学基础概念都掌握得全不精道的惯用者、迷失者，讲明了“谈笔墨，不仅是谈点画之美，也是在谈成‘形’结‘体’”，所以中国画线条是有其标准的，即以“目视心感，出于性情，由心造境，以意凝象”，最终汇聚成“笔墨之道”。
当然，童先生早前已谈及成就中国画的五个要件——“整体性、意会性、功力性、主体性，‘极高明而道中庸’”。此节，我同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孔耘老师有过切磋，我觉得品先生的画卷，读先生的文字，乃体悟一类精妙的笔墨提炼，更似在当代纷繁、聒噪，以至惹人憔悴的气氛中，服了一帖汤药，它令你猛然舒怀！尤是先生取《礼记·中庸》彼句殿后统摄，确为童先生人格的关键写照，更系其儒士精神的核心投射。
《中庸》开篇，子思即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矗立在所有士人及其共同体的生涯行旅中最根本的里程坐标。那么，童先生和他的创作，本质上具备了“超现实而又不脱离现实的要求和境界”，更藉天命般的率性修习，实现了对其之呼应——诚所谓得其道而“情态于此见，远近于此分，精神于此发越，景物于此鲜妍”（清·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山水-用墨》）。
必须说，是童先生的奇伟和高蹈，将书画的“君子之学”推仰为“名士之学”，先生因之做到了孔丘所云的“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而在我，又因先生，明了一所学校与一个人的相互成就。
（本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