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石窟后甬道顶部飞天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应以怎样的学术视角、方法和态度对敦煌、龟兹等历史文明进行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工作坊”（2024）日前举办学术座谈会暨第七期“博望论坛”，邀请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副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苗利辉和在京高校、研究机构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多重视角中的克孜尔石窟”为主题展开跨学科对话，涉及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观念和方法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召集并主持会议。
苗利辉介绍了龟兹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和前沿问题、克孜尔石窟保护和研究的成果与困境，并从“文化润疆”、新疆地区文旅融合等角度对龟兹石窟保护利用问题提出看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四龙认为，以往记述的佛教传播路线可能并不全面和精确，佛教的传播未必是单向度的，也未必是直线的，有可能是多向和点状的，还有回流的，在这个问题上，艺术史层面的研究可能会更加有效，如对克孜尔石窟的考察，可以明显地看出佛教东向传播及其回传的复杂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张建宇指出，从克孜尔石窟能够看到印度、波斯甚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痕迹，所以研究者也应该从多重视角去考察，这种多重视角、跨界的学术合作如同重唱，重唱可以唱得很好听、声音更大，但应该是以独唱为基础，每个声部都要唱准，在保证专业性的基础上互相激活、互相补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纪认为，今天的西域研究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敦煌、龟兹等被作为中西文化早期的连接点来看待，但把它作为连接点的时候，就容易将研究对象工具化，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是，不能把它们仅仅视为一个桥梁，而是以之为中心去看西方、印度或者中原王朝，这可能更加逼近历史的事实，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综合的视野看待研究对象。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张雪松提出，古代佛教对于民族间加强认同起到很大作用，我们不仅要从“血缘”“地缘”等角度理解中国，更要从文化角度理解中国，民族国家范式下的中国佛教史不仅是佛教史，更是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廖旸强调，德国有关龟兹的图像志研究非常领先，很多成果能促进中国的佛教研究，对克孜尔石窟的新认识也会不断影响我们对其他地区石窟艺术的认知，事实上，龟兹文化、西域文化多元的意义令人深感震撼。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孟嗣徽表示，相比敦煌壁画中的连贯叙事形式，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佛传故事多数是独立表现的，其菱格山形的分割形式并不见于敦煌，这个现象值得注意，学术界以前较多研究佛教的东传，西传没有受到重视，假如把克孜尔石窟、龟兹和南疆作为一个中心，就会兼顾两个向度的传播和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宝玉从敦煌研究的立场出发，认为敦煌研究应该与西域史研究深入互动，如为之提供文献资料和佐证，敦煌保留了很多“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不同学科完全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好敦煌文书。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王征指出，龟兹音乐并非是佛经的简单映现，古代龟兹作曲是跟当地生活相结合的，不完全是受西方的、佛教的影响。
苗利辉在题为“殊庭挹梦化胡归：龟兹石窟的特点及价值”的“博望论坛”学术讲座中对龟兹石窟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进行了详细介绍，借助大量图像和文献，用跨文化的视角对龟兹石窟的特点、价值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苗利辉认为，龟兹石窟是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龟兹石窟艺术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龟兹石窟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