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何应辉曾嘱咐我：“努力发掘并驾驭汉代艺术精神的内涵与形式含藏，以为发扬新的时代精神服务。在对汉代的学习和把握之中，必须是一个主动者，是驱使者、控制支配者、活用者。”这无疑是对我的鞭策与鼓励，更为我今后的学书之路指明了方向。“驭汉”是我日后书法之路的追求、目标与理想。
我对两汉文化、艺术颇为关注，尤其是对汉代隶书青睐有加，但“驭汉”于我而言显然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而又充满艰巨挑战的课题。游刃有余地驾驭手中纸笔已非易事，要驾驭一个时代的艺术精神内涵与形式含藏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面对这一充满挑战的课题，我认为应站在宏观的层面对两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深谙其精神文化内涵、本质、特性。汉代文化艺术有着独特的气象和审美旨归——古朴、厚重、沉雄、博大……纵观两汉诗文、碑刻、书画乃至建筑、服装、音乐、舞蹈等无不彰显着大朴不雕、豪迈高古的气象、格局。究其深处，汉代的艺术精神与审美特征与汉代的宗教、礼仪、制度、文化、经济、军事等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两汉文化的璀璨绚烂离不开中华文明的滋养，想要真正驾驭，必是要立足两汉，追源溯流，上下求索。
对“驭汉”有了宏观上的认识后，我认为在方法上不妨从微观入手，以与我联系最紧密的两汉碑刻书法为切入点展开。首先，我认为应在深挖汉碑艺术价值的同时关注其所蕴涵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众所周知，汉代碑刻是书法史上的瑰宝，别具艺术价值，令无数书法工作者、爱好者心摹手追，与此同时，其还兼具有重要的文字史料价值，记录着两汉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科学、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然而其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往往为书写者所忽略，或者说重视程度还不够，这也是当代书坛常被诟病的地方，即“重技轻文”“重技轻道”。因此，在日后的汉碑研习过程中我在不断汲取其艺术审美、淬炼书法艺术创作的同时，将更加关注其文字背后的故事。其次，我认为应拓宽视野、冲破书法专业的桎梏。随着当下书法日益学科化、专业化，确实推动了当代书法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书法工作者总是习惯性地局限于聚焦本专业相关的事物、问题，诗书画印兼擅的传统已渐行渐远，更遑论与其他艺术、文化的结合。因此在今后，我将以汉碑为基点，从关注其姊妹艺术开始不断延伸到整个汉代的艺术。
若想成为汉代艺术精神内涵与形式含藏的驱使者、控制支配者、活用者，便应当与时代同频共振。当下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展，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正大气象。两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等领域取得的辉煌固然可敬，造就的璀璨文明自然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借鉴，但若简单地、狭隘地、孤立地、局限地对其进行观照，抛却大历史观对古今之变视而不见、沉醉于古之斐然成绩而止步不前，则容易泥于古、囿于汉。因此，对汉代文化艺术的研习要以为发扬新的时代精神服务为目的。当下对于书法工作者而言，出版业的繁荣、印刷业的发达、新材料的不断出土，无疑为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江苏徐州是我的家乡，近几十年来，徐州境内便陆续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大批汉代文物。其中新发现的汉碑刻石中，数量最多的是画像石题记铭文，这些碑刻表现出率真自然的风格、质朴浑厚的气息；西汉楚王墓出土金、银、铜器上的铭文，书刻精美绝伦，如汉碑、墓志铭、汉画石题记铭文、黄肠石刻铭文、砖文和汉代玉器、金器、银器、铜器等器物上的铭文，以及汉代简牍墨迹等原始资料，极具汉代独有的艺术特色，令人耳目一新。简牍书法作为20世纪出土的宝贵资源，更是为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其资料之丰富、风格之多样、笔墨之淋漓、表现之精微、书写之率意，都为我的隶书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相较于汉碑、拓片，简牍则是鲜活的墨迹，极具书写性，丝毫毕现。如何对二者充分地开拓汲取、融会贯通，最终为我所用是我今后需要着重关注、思考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