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泛彼无垠——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历代书法精品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开展。作为广州艺术博物院新馆落成后首次以院藏书法为主题的展览，该展精心遴选出94件（套）院藏书法作品（实物154件），包含16件一级文物、28件二级文物。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陈献章、董其昌、王铎、傅山、邓石如、吴让之、康有为、于右任等历代名家的作品均在展出之列，其中不乏与广东地区息息相关的名家。
展览以“唐人写经”“明代书法”“清代书法”“近现代书法”四个单元呈现。展出作品形式多样，篆、隶、草、楷、行五体俱全，文辞内容涉及佛教经典、诗文辞赋、文房楹联、往来书信、书评画论等内容；书写形式包含中堂、条幅、长卷、扇面、册页；风格则从放浪豪迈到规整严谨，从古意盎然到新风迭出。
唐代书法与佛教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唐人写经的大量出现即是重要表征之一。唐人写经一般出自经生、书手、书法家、僧人、居士之手。经生和书手虽名不见经传，但均具有较高的书法造诣。“唐人写经”单元即通过不同风格的经文作品，体现出唐代楷书在风格上或是严谨缜密，秉承“尚法”之习，用笔刚劲峻拔又不失丰腴；或是楷中带行，略具洒脱之意，熔雄健与飘逸于一炉。同时，该单元还展示了唐代经文抄写与书法艺术、佛学思想之间的联系，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千年前古人的书写状态。
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吴门书派崛起，摒弃了台阁体的浸染，其中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被称为“吴门四大书家”，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被称为“吴中四名家”。明代后期，受个性解放和禅宗思想的影响，书法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两大类型：一类是以邢侗、米万钟、董其昌等为代表的帖学正统，秉承古典帖学精神；另一类是由徐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等开创的帖学新风，以强烈的创新意识涤荡书坛。
“明代书法”单元聚焦于明代中后期书法艺术的繁荣景象，特别是以沈周、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书派”的书脉传承及明代后期“帖学正统”和“帖学新风”的并蓄发展，展现明代书坛的地域特色与名家风采。如祝允明的《草书怀知诗卷》、唐寅的《行书题松崖图诗》、王铎的《草书杜甫秋兴诗卷》等。
碑学与帖学的起伏是中国书法史上非常重要的篇章。所以，此次展览的“清代书法”单元和“近现代书法”单元都聚焦帖学与碑学之间的起伏与融合，呈现这两个时期书法艺术的独特风貌与变革历程。从展出作品可以窥见，古碑上那些古意盎然的书迹对于历代书家的重要影响。
金农是清代著名画派“扬州八怪”中的代表人物，也是早期碑学派代表人物。他从《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天发神谶碑》等汉、三国时期的碑刻中取法古人笔意和气象，加上个人的强烈表达，独创“漆书”浓墨渴笔，古穆苍厚，极富个性。而且他善于触类旁通，将自己在隶书方面的突破引入到楷书和行草中，形成引人入胜的韵味。此次展览展出了他的一组楷书诗文，从中不难品味其书法大巧若拙的独特面貌。
展览中，康有为的一幅《行书五言联》取法北魏摩崖石刻，以篆籀之笔写行书,张扬的线条带出结构的动荡，避免了四平八稳的死板，其开张之势，尽显沉浑大气之美。这位碑学派代表人物的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在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基础上，吸取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最新成果，以6万余字的篇幅总结了清代后期的碑学理论和实践。他在书中首次使用“碑学”“帖学”的概念，堪称创举。而康有为在大量的书法实践中创造出的魏碑行楷“康南海体”，也与他的书学思想相得益彰。
如果说清代后期碑学成为书坛主流，那么到了民国初年，帖学则呈现出复兴之势。商周甲骨和青铜器等的大量出土，促进了近代古文字研究和篆书创作，孕育出罗振玉、章太炎等篆书大家。现代帖学名家辈出，如沈尹默、吴玉如、白蕉、林散之等。而碑学也继续流行，广东作为碑学重镇，有康有为、梁启超、易孺、林直勉、胡汉民、吴子复、秦咢生等碑学派大家。此外，现代碑学集大成者于右任与帖学旗手沈尹默合称“南沈北于”。现代书法还呈现出碑帖融合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新格局，可见于郭沫若和沙孟海的作品中。而王福庵、邓尔雅、容庚等人则在古文字研究和篆书创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代名家书法佳作齐聚一堂，从豪迈古韵到自然出新，无不展现出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及其所承载的巨大文化价值。为了更好地展示中国书法艺术的“活力”，展览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多处打卡点，一是运用书法作品延伸出的几处特色展览陈列设计，二是新增以书法为主题的公教盖章角。让观众在书卷氛围里欣赏跨越千年、内涵博大的墨韵之美，探索其中的艺术韵味和精神内核，如泛舟于广袤无垠的浩瀚之海，目之所及皆是书法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