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则引发艺术界热议的消息，不过倒是一个很好的观照文化商品以及文化消费的例子，那就是大黄鸭现象：大黄鸭继在香港维多利亚港展示之后，9月6日正式进驻北京，相继在北京园博园及颐和园亮相展览，之后大黄鸭又前往台湾高雄。这一公共空间装置艺术形式引发多方关注的同时，2013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为大黄鸭展出及衍生品维权的消息，又使得人们的关注焦点从艺术的边界问题扩展到文化产品的版权和商业山寨，以及国内文化产品创意不足的问题。这一件作品借助了现成品的观念，创造了一种情景，即一个由特殊媒材与生活环境构成的空间，让观者投入到其制造的体验之中，但就其在公共空间中的观光消费后效，以及它与商品模式的关系，更多地体现了文化作为商品的特点，以及消费文化商品的基本机制。
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算出涵盖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复杂过程的文化行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部分，并且预言在20世纪下半世纪文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正如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汽车来拉动经济发展，而在19世纪的下半叶铁路运输则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文化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从人对商品的物质“拥有”关系向着商品对于人的“显现”关系转向，在这种意义上，人对于商品的消费其实是一种表象和幻想的消费。文化商品正是物质化的幻想，而且被普遍接受。从这一点而言，大黄鸭区别于其现成品原型的一个特点即是：以其巨大的尺幅突出了物的显现，从而强调了观看中的幻想。这就是为什么它会受到某些年龄段的成年人的追捧，从而成为想象中的文化消费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是演艺、娱乐、动漫、游戏，还是文化旅游、文化会展、创意设计、数字传媒等文化产业，基本机制都与提高生存状态的丰富幻想有着密切关系。
进一步而言，文化商品的交换价值成功控制了使用价值，或者说，使用价值在文化商品的消费中地位不断下降。商品社会的商品丰裕，不再来自于商品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对商品自身价值的认识来寻求。在这种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文化成为了宗教之后社会的另一种取代形式。对特定产品的热爱通过全部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迅速散播开来。电影引发了时尚热潮，演艺娱乐塑造了媒体明星，网络媒体成为了时代的新宠。单从这次大黄鸭在北京展示所引发的聚集效应以及一哄而上的商业山寨，文化消费的幻想在一层层如涟漪般扩散开去的交换价值中扩大、增生，交换价值正成为这一现象中的关键。在正常的模式之下，那是文化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交换价值;在非正常模式之下，那是山寨复制的错位和无序。如果说文化商品通过系统地以表象和交换价值取代具体物质和使用价值而改变着社会，那么如何适应这一消费机制就成为了文化产业竞争和创新能力的核心。
另外，文化商品也改变了消费社会的整个空间想象，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地理学。也就是说，城市不仅被地理和经济要素所决定，而且还被其居民和邻近地区的人们关于这一城市的想象所决定。这一次，大黄鸭的全球之旅将相当大的地理空间都纳入其影响范围之中，当然它在不同文化圈的影响有所不同。而在这里，它凸显了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消费。这至少说明了文化消费空间边界的拓展，文化商品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的相互渗透使得文化的大众消费转入新的形式，它将诸如文化旅游、博物馆、个体的个人想象等转换成为另一种商品流通形式的副产品。目前在新一轮经济发展周期的启动初期，金融改革、土地改革、人口政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对宏观经济持续增长有重大推动作用。而文化商品的消费机制与城镇化的驱动力相结合，后效将会逐渐显露出来。借助于城市对乡村的覆盖，新的文化消费所带来的空间想象将体现在文化中心、观光胜地以及商业住宅群的开发。
如果说大黄鸭这件作品并不是一件好的艺术品例子，那么倒可很有趣地从中略窥文化商品的某些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