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白木刻版画这种传统、经典的艺术形式与"现代性"这个充满包容，争议的含混概念相碰撞的时候，无形间正构成着对"现代性"的一种阐释。
追溯现代性的辞源，一百多年前，波德莱尔对它曾有过一种诗意的直觉般的解读，至今仍被反复引用和争议——现代性是短暂和永恒的统一，它的一半是过渡和偶然，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他试图从文化和审美层面揭示现代性所呈现的流动的属性和双重魅力。另一方面，在社会学家眼中，从对历史、社会的理性表述来看，现代性则是一个复杂的多重构建的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没有优先选择权的交互作用中，呈现出来。
对于黑白木刻版画而言，它发展的历史既显示出现代性中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间相互构建的一面，同时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诠释了变化与经典的统一；现代存在和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黑白木刻版画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渊源与雕版印刷术的出现有着密切的相关。它脱胎于一种作为传播载体的新技术，并与社会生产之间发生了具有变革意义的碰撞，也因此，对同时期的宗教、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的影响，并随之在社会生产的要求下被继承和发展下来。在早期的历史阶段，它所承担的记载、传播的技术性功能远大于其独立的审美印象。转眼至近现代，黑白木刻版画的深入人心，与一场具有革命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不无关系，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黑白木刻版画成为了具有启蒙与抗争精神的文化"武器"。它自身所具有的朴素的艺术语言，与黑白色块中强烈的色彩对比，所构成的激进地情感表达，在革命的演进下被尽可能地放大。此时的木刻语言，成为众多艺术形式中被注目的焦点。它的简洁和力量与时代的决心不谋而合，在与传统断裂的历史进程中，它的创作推动着革命思潮的传播与发展。因而，在黑白木刻中被放大的革命的战斗性成为了历史情境的选择。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黑白木刻无论是以技术形式还是以一种文化力量的身份出现，都曾经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在与过去和传统依依惜别的历史节点上，“黑白的现代性”都表达了革新的诉求和主张。然而当我们今天再来谈黑白木刻的时候，并不是怀旧其曾经的时代光环，而是在社会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处于不断发生裂变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再来看当今黑白木刻所具有的独立的审美意义和文化价值。首先，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当下的黑白木刻版画，拥有了更大的艺术独立空间。脱胎于技术载体又告别了文化工具性，发展至今的黑白木刻始终保持着一种纯粹的手工、工具的创作方式。在工业化大生产形成的今天看来，则有一种强烈的批评精神。一刀一刀地在木板上进行个性雕印，所呈现的是一种与生产模具化截然不同的态度，它不仅是艺术家独立的审美表达，同时也是对标准化的一种反思，它拥有回归于手工的个体创造也拥有纯朴地追求永恒的精神。因此，在一味向前的现代社会中，回归于对黑白木刻版画自身艺术形式的探讨，也是换一个喘息的角度，关注当下社会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空间。
此次展览选择王文明、宋光智、刘庆元作为木版画状态的案例研究。这三位艺术家之间既呈现微妙的师承关系，可作为现当代黑白木刻版画发展脉络的梳理，同时，他们又共存于当今的时代语境下，即提出了黑白木刻发展的三种不同可能性和三种对现代性的解读方式。
王文明的木刻，坦率而充满力量和情感，朴素的木纹和刀痕将古典与艺术的偶然性结合起来，在刀和木交错之间，释放自然状态下的印痕和材料本身的纹理，并最大限度地在继承木刻版画刀味和木味的特点上施显了自己的情怀。换言之，他继承了木刻板画经典的艺术语言和美学形式，统一了偶然和永恒。作品凝练，有一种山江情怀和孤独的气质。与之不同，在宋光智的作品中，材料的语言特点让步于对内容的理性思考，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清晰而规律性的线条和象征性的符号，呈现出一种秩序感和理想主义情结。在现实之外，在理想之上，他的象征符号建立起的归属感继承了黑白木刻中思想者的内在感召力。有呐喊，也有节制。而在刘庆元的作品中，看到更多的则是一种无处不在地对生活的关注和思辨。他继承了传统木刻的叙事性，在他的作品中，有故事，也有态度。版画，而不是木板或者刻刀，成为了他自身表达的一种语言形式，他用它记录，也用它尝试着不同的可能性。黑白木刻版画至此成为了一种日记，一种碎片化的观察、叙事独白。他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当今黑白木刻更为广大的自由。
广东美术馆一直以来关注于对版画的收藏与研究，尤其在黑白木刻方面，一则源于黑白木刻的历史意义，二则是因为近现代时期，广东木刻在版画运动中曾产生的积极作用。为此，关注现当代黑白木刻的发展，在原有基础上将此研究延续下来，也是为此块艺术史的发展梳理脉络。在王文明、宋光智、刘庆元三位代表艺术家中，我们看到了对于黑白木刻传统的不同层面的继承。看到了经典美学、看到了理性思考也看到了个性化地书写；看到了这个碎屑化的时代对个人的影响，也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坚持。正因为有这种坚持，黑白木刻才会在今天有了长足的延续，也正因为有这些变化，才呈现出黑白木刻版画今天多元与经典共存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