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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核实中..2012-07-12 15:55:00 来源:中国国画家网
母亲说我属马，又是娘娘诞那天出世，必是“阿妈”带来的，凭这缘份，怎么不有个好命水!所以年年“娘娘诞”，总是分外地欣欣然，面上光彩几分。又加之天天来门口叫卖通菜的老婆婆，见我就说这孩子将来有官做，更惹得母亲喜逐颜开，一直唠叨这祥瑞的祝愿。其实，娘娘那层关系是母亲一厢情愿，至今还未有落实。而卖菜婆婆的好话，本只为菜好卖。但，母亲竟一直都当真。想来，我的家一直三代都是单传，曾祖父只生祖父一男丁，清末最后一科中了个秀才，小城里也算个事，就进了金山书院谋个职，这之前，他年年在乡下设馆授童子课。只可惜壮年之际被瘟疫夺去生命。只留下父亲和二个姑姑。父亲幼孤失父，又碰上黄绿医生，把扭坏的足踝治跛了。跛了就只能学不行路不站立的行业。父亲就拜师学画花鸟，并终于成了潮汕第一代抽纱设计师。母亲十六岁嫁到林家，一连生下四个女儿，到了三十岁，才生下我这个属马的，那份如愿，那份高兴，自不必说。
我一直生活在祖母、妈妈、姑姑、姨姨、姐姐等女性的呵护之下，童年总泛着女性的柔光。祖母在祖父的影响下，竟能看读，只是不写;她有灵巧的手，能作各种潮汕妇女的手艺。她那针线碎布竹篮，是我小时心爱的聚宝盆。几个小小的泥人戏剧头，找段麻杆作身腰，再从那竹篮找出各式碎布，贴来剪去，加上鸡毛、香烟锡纸等废物，一个个武生、花旦、忠臣、白鼻丑就相继出现，玩起来就总有些时日。逢年过节，祭品供果，都要有剪纸美化。祖母就会叫我到身边边剪边教我，花鸟之类，很快就上手。中秋节到，柚子要套上花纸，花生堆要叠上花纸，这种种，除了祖母的物迹，就有我的学绩。偶尔有了几个废马粪纸盒，就会拆开铺开，用笔略描一下，剪成纸影人儿，手脚另剪，再用线打结卯上。夜晚在倒放的椅腿间贴上一张白竹纸，端来油灯，我和祖母演纸景戏。口中自不免要咿咿呀呀又叫又说一番。而姐姐们，当然是观众，她们很会叫好和助阵。如今想来，她们当时怕是更爱看我得意的样子多于看我的纸影，那叫好，本就出自爱心——不扫我的兴。元宵时节，祖母定会找来一扎细竹蔑，用纸捻丁细心扎起来，裱上白纸，由我找父亲的颜色涂画一番，几下子，就会有鲤鱼灯，石榴灯，红桃灯出来。耐心等到天黑，点上蜡烛那时刻真迷人，那份心醉至今还新鲜着：九九重阳，秋风初起与韩江的水退涸下来，露出了大片片溪沙坝。这是放风筝的季节。祖母又会操起锥剪竹蔑，扎糊出鱆鱼或八卦筝来，与精致的制作一比，虽是最简单的一种，而我的本领也只能放得飞这样子的风筝呵!
当今难忘的还是跟祖母到寺庙进香礼佛的那些情景。我七八岁，祖母，她老，已六十开外，缠的小脚，走路小碎步，提不动香篮。这差事，就落到我头上。又何况，她之入寺进庙，所祈所祝，本就冲着父亲和我而来的。我每每提着盛着供品的香篮，佇立在她旁边。看她跪祈时，反复听到的总是她祝父亲发财及我平安长大的喁语，而最开心的是她要念念经文还还愿，让我走开去玩玩的那时刻。我就可以绕着释迦牟尼佛的全身来看看个究竟，佛低垂的眼帘总望着我，走到哪也盯着，慈祥里带有威慑。周围的罗汉，倒是奇趣横生，那时总不解为什么一个个罗汉要那么愁眉瞪眼，蹬腿拧手，合掌弹指，只觉得他们反而不紧望着我，而是我紧盯他们来遐想。檀香在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念经的声浪轻一阵沉一阵，与气息相合。匆匆的人流，匆匆的气色。人们的脸在这种场合，总是真诚地坦露着，毕竟他们在向神佛说知心话呐!童年之际，能有这种场合确构成了我今后的艺术积累。我家隔壁就是天主教堂，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老姑娘，穿着白衣，把一群小孩招进旁边的小厅，排排坐下来，发几块饼干或几颗糖果，听着故事。至今已全忘了是什么故事，当时怕也不知是什么故事，因为我一心只奔那故事讲完才能发放的小画片，印得美极了，有很多有对小翼的小人儿飞在天空，还有穿长袍的胡子者，神情静穆，云呀雾呀，真真实实。每每得到画片后，我就用我那份饼果与人对换，以求多得几种款式不同的画片，小哥们大都慷慨大方得很。这教堂的美妙处还有那唱诗的风琴声，歌起处，怎么那么柔顺恬适?绝无寺庙的沉森。那宽大的有着蓝彩玻璃的窗户放出清新的气息。牧师的浑厚虔诚声调不论说什么，都显得美好顺耳。再加上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手势，简直不能不信服。寺庙给我神秘的压力，教堂给我愉悦的欢跃。和尚念经专注，牧师讲道热情，逛寺庙觉得做人很辛苦很沉重，坐教堂觉得做人很轻松很有活力。
寺庙教堂之外，要说说潮州的城墙。那是我心爱的去处。反正不知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实实在在就是戏中画中那模型。潮州东畔是韩江弯绕着，这城墙，高高的城墙，其实也就是堤!韩水春涨，水漫过湘子桥面，城门就要关闭，船桅过，在城中望去，竟如天边行云。而在城墙上有只生铁铸成的水牛，静穆地守在那里，牛身被摸得闪亮，牛眼睁得大大。
入得城来，有个开元寺，寺中有二大金刚四大天王，释迦大殿，观音阁，六祖堂，藏经楼等等，而最吸引我的是石刻的华表，石雕的通栏，尽是飞天的人儿：不是教堂的小孩儿，却是低垂眼皮的好姑娘。寺中沉沉的檀红色与白白的麻石色全浸在供香的檀味中，钟罄大鼓木鱼的音调包孕了这一切。出了寺门，是一溜的纸扎铺，人间一切的人物用品飞禽走兽，全可在这儿的师傅们的手中扎出来。大红大绿的调子引得我眼花缭乱，一站下来观看便可以大半天，粗浅的扎式还可来两下子呢。绕过开元街，入义安路，就是铜匠的天下。叮叮当当，整日敲个不停，而金闪闪的铜锣及器皿就一一上架。须知潮州大锣鼓靠的就是这铜锣，二排一溜几十面敲起来，着实让人血气升腾!那锣音如今还时时浮在心头。与义安路交叉的后巷，则是顾绣抽纱的铺位，用绒线绣在锦缎上面，再加上箔垫，绣出浮凸的效果。其中还有几间木偶戏服店，则是迷去我最多时间的地方。浮洋的泥人头在这儿一一配上了华丽的装束，与戏台的上样。我外婆家的宗祠，就在附近的铁巷当中，就是满是石雕、木雕、陶塑的名建筑“黄公祠”。今天已变成了古城保护办公室。
潮州古城的风情唤起着我童年的艺术饥渴。精巧明丽，秀美鲜艳本就在我的血中突突奔流。从来，我绝不敢评说别人的家乡不美，但我敢说，我的家乡是美极了，美得我直至如今还沉醉着，美得我直至如今还怀念着。人人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于是都去寻找龙根，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黄河长城!而我，却怎么也拔不开脚根。十五年潮州生活，三十年珠江生涯，我的两脚陷在南国的水乡了。灵魂儿就泛着南国的气息。想改魂换魄，不只不可能，更是不情愿。也许壮士豪客已不来叫我“同去!同去!”但即使来叫，也是叫不动的。毕竟无可救药。我爱我的南国境，我有我的南国魂。
1958年到1966年，我就学于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和学院中国画系。三年附中，学了素描和水彩。全是苏式的契斯恰可夫体系，水彩也是苏式学院派。这段严格的写实锻炼一直给我带来自信，使我充满着毅力和果敢，走着以后的历程。而在那时，是学得很虔诚的，虔诚得带宗教意味。耳濡目染中，以为我所崇奉的是世上唯一高层次的艺术信条，巡回画派的形貌成为我追求的一片彩云。尽管不大知道底蕴，但也跟着大流爱列宾和苏里柯夫。而自个儿对克里玛申的水彩，费迅的素描却更为热衷。列维坦的风景和赛罗夫的人物心爱得不得了。星期天，学校只有早晚两餐，漫长的一天要用青春的朝气来忘记饮食的需要。但一清早，五时多就爬起床，跑到天台去画晨色，光芒虽则慢慢笼罩大地，却还是蛮冷的!吃过早餐就夹个本子，挂包中有调色盒，手中拎个旧铁皮罐跑到校外的田野中去。日影从这边过到那边，色彩从蓝紫转到白亮再沉入橙黄……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夹子中多了三两张小水彩。那心情，却仿佛夹着宝贝。回来挂到床头上，可以望上好多天的。下了晚自习，夜来躺下之前，大家传阅的是“初升的太阳”——一个早逝早熟的苏联美术少年的真实故事。
入了学院中国画系，心中欣欣然，觉得这个系有个中国的名字在前头，怪有意思的。于是也勾起白描，临摹宋画，学敦煌，学撞水撞粉，学浓淡干湿，学疏密聚散，学抑扬顿挫都很带劲。古典艺术一切直觉的美完全征服我面前的一切，都显得如此完美，我有什么必要思考呢?熟习它，学会它，拥有它的这种欲望在无限的膨胀!我完全沉进一种愉悦的吸收，简直就是享受。要学的是那么好，是那么多，真紧张。但紧张得甜美。星期天不外出了，也不拎个罐子满地跑了。坐着，在教室坐着，临着一叠叠的画，读着一本本书。为了描一个鼻子，可以废去十多张纸，为了咬通一个字，必须翻查儿本书。工具性能的掌握就须花去不少时间。毛笔、宣纸、水墨就象俏丽调皮的女孩，既可爱，又可畏，爱那美感，畏那脾性。学院严实的教学就像胀满的气球，要细心地捧着，一不小心碰上锐物就会破裂。而唯一可以解闷的是，我到乐队中去拉二胡，每星期三两次文体课，就在乐队中过过瘾，这瘾一直从附中到大学过足十年，到离开学院为止。
学院学习给我一个写生与默写的扎实锻炼，炼就了当今的功夫。每周正课二十多节的写生练习自不必说，而每周要交十五张速写默写的课外作业更不轻松。四周一次的创作构图作业更具挑战性。实际上这课外作业又更可以发挥自家的才智，往往投入了更大的精力。看一部电影，紧紧地想着如何默下那场景那人物;下乡劳动，一心在记着周围的男女。刷刷地画，紧紧地默，也就练就今天的白纸对青天的习惯。看到才画与想到就画的训练本就很有差别又很有联系。那时节，我有机会就看着实物画，但倘若无机会就随想随信手画来。我从很早起，就从工匠师傅那儿秉承了勤快的手脚——不精熟，怎叫艺?一直到今天，我们把制作的精熟当作标尺之一。我绝不相信热情和祝愿就可造就艺术。芭蕾的足尖和汗水才换来“轻盈”二字。绘事倘不精习扎实技能，那来醇醉!
学习生涯中，每学年总有二三个月的下乡下厂实习机会。事实上下乡更多。这真是难得的好时光!离开学校的围墙，闯荡到有着活生生的人的地方，那份新鲜劲，万分诱人的。又何况，即刻就有了多少可画的东西，自然，免不了三分之一时间参加劳动，亦好，力气本就有，更何况不去劳动，怎能结识别人呢?不结识又怎么会让你画呢?这么一来，近十年磨炼下来，倒是养成了很喜欢和实实在在的百姓相厮混的习气，甚且画起画来，就要想起他们来。生活、生活!本就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生活正在人间。活了半辈子，我始终离不开活生的人群，从不作离开人们的梦想，更不发离开人们的梦呓。
五年学院课程，由于全国文科学业停课下乡这专制和武断的决定，只学得三年，后两年全在沸沸扬扬的政治风雨中过去了。这人类史上罕有的事情被我们轮上了。我们成了最老的在校学生，在疯狂的岁月里，我倒是重新再学解剖知识、一本格里曼兄弟的著作临到能背默出来。又热衷于搞黑白画，把油画、雕塑画册都拿来作黑白的实验，厚厚四大册近千张的业绩很令我自慰。无聊时节，就读些被禁绝的书。疯狂久了，人也麻木，麻木到茫茫然。在这茫茫然中，我的手总不敢怠慢下来，总寻些可以试磨手艺的好去处。麻木地画，总比麻木到不画好——那时节只能这样。
1968年踏上了社会工作。反正只要能画画，就算有点意思了。南海边沿的斗门县文化馆是我离校后的第一个栖身之处。厨房隔壁的一间小房子里，四张木床中有一张是我的卷睡之地。作为一个文化馆的小干部，我什么都做，抄写、油印、收发、画报头、出墙报、剪花边、制布景、挂横额、扎纸花、导演话剧、二胡伴奏等。实践使我成了百家子弟，也即是万金油。斗门县城井岸镇小得很，人口不到二千。三年前不外乎是个只有几个生产队的山下河边平坦去处，决定建县不久，即有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做做停停，零零落落的建筑物之间还未形成马路街道。事实上，整个县城的二千人口全是外来干部，只是极少数的老人小孩算是居民。夜来，全无去处。早晨，全城静悄悄，谁只要在阳台上大喊一声，全城就都听见。尽管同事都是好人，但惶惑得很。不过，这所谓县城原本就是珠江口外的沙田区，稻蔗不待言，鱼蟹是特产，基围竹层，茅棚小艇，墨衫黑裤，上紧下宽，眉毛被绞成细弯弯一丝，头发刻意梳得光亮，刘海直刷刷、耳环两圈圈，赤脚走来，噗哧有声。不用下乡了，本就在乡下嘛：就算下乡，反比县城热闹些，父老们很淳厚，尤其知道我会画画，更加热乎。
1970年春节。我结了婚。妻子本就是在一起同窗八年的同学。一经相爱倒少去了客套，省了互相探询的时间。1971年女儿林蓝来到世上，头光光的，肤色黑黑，眼大得很，很有光泽。原先就没想到那么具体，一经出世具体化，倒很有想头。此后，女儿一路长着，我一路提前想着她的样子，真是幸福——作父亲的幸福。妻子总担心女儿的一切现状，我却总预祝女儿的未来。只可惜，妻子和我不在一块，妻子在阳江县漆器厂工作。到了女儿三岁时，妻子父女算聚到一块儿。这一段辛酸忙碌的时光中，我一直在画着巨幅的中国人物画。只要下来一个题材，我就千方百计地画好它，几十平方米的巨构，六七十个物反都成了我画好它的动力。纪念馆、展览厅、故址等所在，有了我不少制作。朋友、同行十分嘉许我的业绩。我也沾沾得意。
这时节，我日想夜想的是创新，创新!创新这个名词对于未知人味画味的，更具诱惑力和煽动性。仿佛活着就为创新而来似的。我设想我的国画人物创作要与油画放在一起而不逊色。为此，我无师自通地用木板撑底，裱上大纸，框上厚重的大框框!为了与油画的满彩对抗，我也涂满底色。人物无份量，我就皴素描，要黑有多黑，要具体有多具体。高光闪辉，色调平刷。厚涂起来，比油画还狠。不解恨时，干脆更用刮刀刮上一簇油画颜色，墨彩嵌在其中，也不是不好看的。大致是由于来看的本就不太知国画是怎么回事，也就很赞美。我尝到创造的乐处，真妙不可言。这种美好状态，一直保持到我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创作历史画《八路秧歌进村来》，是个高涨期。这幅五米长的人物画画了一年，刻画了六十多人物。我用上了彩色铅笔，炭粉等物品。为了效果，不择手段。这创新劲头直至1981年创作《记住!》历史组画时还未收转，二米见方的大头像推到了特写的局限，沙面惨案历史事件中的姑娘临死时的眼神使我倾入了全部的激情。“文革”过去了。随着历史的翻转，我终于看到我殚精竭虑所作所依据的，原来这么地脆弱。闭目想起来，才有了忧虑!忧虑之下，读了点书，听人说一说，终于感到除了新旧外，艺术的天地本就挺大——比如真与假、高与低、精与粗、雅与俗，就都可以干一辈子的!一想通了，就拨转思路来做。
1978年末到1979年初，我作为中国美术家友好代表团成员之一，跟随亚明到巴基斯坦访问。在巴十来天，我被奇异的风物迷得神魂颠倒，大画特画，回来后整理出二十多幅国画和一百多幅速写。被岭南出版社看中，出版了《巴基斯坦写生》，又在广州文化公园举办访巴展览。没想到这一本《巴基斯坦写生》画辑，被巴驻中国大使馆看到，他们惊异于有这么一批反映巴基斯坦的东西，购了一批寄回国内。反应的热烈完全出乎意料，巴国防部长写信给我，说他看了我的画辑，才真切感到自己国家原来这么美!巴驻中国大使来到广州家中找我，代表巴国新闻文化部和巴航，邀我第二次访巴，并建议第一、二次访巴作品收集起来由巴出资印成画集。我欣然同意，与妻子在1981年二次访巴。一部汽车，从北到南，边走边画，二十几天的历程带回来几十张画稿。经过二个月的整理，合起来以前画的，一部一百五十幅的画集终于问世。画集在1982年底为齐亚·哈克总统见到后，又邀请我再次访巴，这样，1983年又重访故地，到了阿富汗难民营与克什米尔。回来画了四十幅画，计划出版访巴第二集。1983年7月，齐亚·哈克总统代表国家授予我和妻子各一枚“卓越勋章”，表彰我们为中巴友谊所作的贡献。1984年4月在北京巴驻中国大使馆大厅中授勋。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访问巴基斯坦画展”。这段巴基斯坦创作经历使我感到真诚的可贵，并且使我找到人道主义的支点。自然，这种因画画得勋的殊荣，也激动了我一阵子。
1982年以来，我安排了不少时间来重新读书，读点野史，读点笔记，读点哲学，读点宗教，时时作些笔记。凑合了自1980年以来的文章，也就合成了十五万字的《南蛮语画》，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自1984年起，我陆陆续续为南方几家报刊杂志写杂文、散文，羊城晚报海外版及晚报版有了我的专栏，一直写来，就又有了十五万字的《林墉奇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并于是赢来的个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的会员证。
近十年来，我访问过巴基斯坦、泰国、新加坡、日本、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走不出亚洲这个圈。原因是我总想看看东方文化是怎么回事。我对于西餐及洋式适应不了，尤其怕穿西装，仿佛被勒住似的。倘能够到印度、埃及、印尼、夏威夷走一趟，我就愿遂矣。
这几年来，画了一些中国画人体画。只想到这是少人问津的所在，倒不是想在此范畴逞能。时至今日，总有人持“国情”说来规约事物，今人做的总要先人做过的才行。这么看来，用中国画形式使用人体艺术语言，就显得是是非非了。姑无论如何，事总是要做起来，才显出做的诸种利弊的。这样想，几年来就相对集中了一些时间来思考来实践这中国画人体画。我很想留点“国情”，就算我画不好，而将来画好的才有个凭藉——先前有人画过呀!再者，画倘有内容，其实就是人性。人性，担负着历史给它的荣辱恩怨，一直就这么过来。人类之所以这么硬撑着活过来，并将活下去，无非就是还持着人性这玩意罢了。至于艺术，实际就是人性的具体化形象化而已。而表现人性，人体艺术语言应该有其直接与贴切的优势。不过，这些都也只是想而已，是须看画才算的。
这几年来，画了一些小品。我想的是小品中，小虽小，能不能是大的淡化?少虽少，能不能是浓的集炼?巧虽巧，能不能是智的凝聚?快虽快，能不能是重的沉缩?小品倘无一点警意，只是甜美的点心，似乎可惜了。这些都也只是想而已，是须看画才算的。
悠忽就将活了五十个年头。上街买菜，人家呼你“阿伯”了。与年轻人一起，总感到他们虎虎的，大致他们看我，尤如三十年前我看五十岁的人那般地以为老。而在真正的老人面前，我们又何尝长过!不是总有着先前的缺点和遗憾么!同辈混在一起，打打闹闹，浑噩一番，更是着实地没长大过。不过，只能是不过，确确实实是老的看你未长，小的看你已老。这一夹，就难做人。既然难，更要小心做。时间不那么多，回头路不能老走，是要数着日历来做事情了。
既然属马，就得跑着，不跑就失去马形，失去马性。好在我喜欢跑，是自觉地跑，不用人来鞭的。更由于性急，做事总是风风火火，蹄子就踏得更急切。又因为是马，马背自不能老空着，所以时时总要有些重负来压一压，又何况伯乐们有空还要来相一相呢?这么一来，不日行千里，哪能有出头之日?好在俗语说，老马识途，我是很快就成老马了，自会识途的，这也确是很可慰的事情。
跑着的那马，是我。
就算不是马，也应该永远跑着。
1989年元宵记于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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