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算不得书香门第，但从小受外公的熏陶，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趣兴。外公是一位民间画师，善画花鸟，对古诗词有着浓的化不开的情结。据说满周岁的我在“抓周”时竟然抓的是毛笔，仿佛我与书画有缘，可惜我只念过小学便当了童工。
当学徒是在上海，学画玻璃器皿，这期间有幸认识了谢之光、程十发、唐云、吴青霞等海上大家，受到一番熏陶，只是太小，年仅十五六岁，能领悟的，也仅仅是皮毛上的皮毛，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不知又拜访了多少老师、受过多少前辈的关爱，终于才走上了以设计为主的职业，但仍不死心，依旧梦想成为画家。在我的眼中，东方文化精深博大，中国绘画至高无上，一句话，传统至上，水墨至上，笔墨至上。
八十年代中期，因工作去了东欧，而后的数年内又去了西欧，西洋艺术、特别是西洋绘画给我以极大的冲击与震撼，我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宽更广阔的领域，并开始对中国画产生了许多的疑问。一段时间，我尝试用油彩，水彩乃至于版画来寻求艺术的多元表现，再后来，我身边的朋友对现代艺术，当代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渐渐地抛弃了传统绘画。面对这些变化，我茫然不知所措。是啊，已经到了二十世纪，我们还停留在历史的圈子止步不前，中国画何处去?那些远离时代的绘画该给谁看?我们的历史责任在那里?…
特别是近十年，现代艺术越来越引人注目，甚至是红极一时，也在这十年来，我走近了三十个国家，不管是先进的，发达的，古老的，滞后的，各种博物馆美术馆看了不少，最后我发现，几乎所有优秀的，震撼人心的、能传世的作品都不产生在本世纪。当然，我也承认本世纪的确出现过许许多多的佳作，但与浩瀚的艺术长河相比，的确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国内，现当代艺术的代表似乎在重复着欧洲文艺骚动时期的梦……
在这以后，我才更深刻的认识到，在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民族绘画艺术才是我寻求的归宿，今生我再无法离开这片有着鲜明印记的精神家园，因为我毕竟是华夏子孙。我所期望的，是让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瑰宝，成为时代流传的文化经典!
我喜爱“文人画”或是“新文人画”，对这些名称或是称谓的介定，我不大关注，我只欣赏那些给我东方情结，带给人舒畅，清心，甚至反思与玩味的东西。我无法去扩大这些作品的社会功能，我知道，这些画是画给少数人看的，画给少数能在精神上于之共鸣的人欣赏的。作画的人一开始就明白，这是无法面面讨好的事，这与社会的高速发展风马牛不相关，画家既不管更多的人如何看待这些作品，更不奢想历史作出什么结论，只要一抒胸意，酣畅淋漓，便是大自在，大快活!这境界，很令人羡慕!
我新结识的朋友周伟钊，大概便是这样一位“高人”，伟钊供职于报社，算是新闻战线的老兵，对政治的敏感，对现实的关注，自不比常^差，何况他还兼任市上的美协主席，某书画院院长，九、十届美展获过优秀奖，2002年获联台国世界和平美术大展“银奖”并出版过多部著作。他也曾从事过油画，水彩画，连环画的创作并获特荣，为何他也转入了新“文人画”，并全身心的投入到“古典情结的诗意挥写”?难道这是传统文化或是民族艺术的精神回归?我说不清。
作家聂鑫森先生曾多次撰文介绍伟钊的艺术，他在文中写到：周伟钊蕴藏于心的古典情结，在他的刨作中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他往往以古代的文人、仕女、志士、仁人、义侠作为表现的对象，以他们富有诗意的日常生活来组织画面，从中阐释一种超尘脱俗，儒雅高拔的胸襟和气度。”这番评价十分精道，引发观者诸多联想。先生与伟钊不仅共事三十余个春秋，且相知甚深，他深知伟钊“骨于里蕴涵的是馨郁的传统文人气质，永远恪守着一种文人的理想和抱负，于是便生发出智慧的光辉。这种智慧之光，——投射到他的彩墨人物画里，以一种无拘无束的笔墨，对他心中古典情结进行特意的挥写，队一种高远的境界，一种纯粹的精神空间，一道绚丽的人文风景，这是更加精彩的诉说，让我在感受艺术家作品带给^美感的同时，也看到了画家更深层次的人格魅力，坦率的讲，我有些被这种纯真的艺术情结所感染，并深深的陶醉在伟钊为我们重新展现的永恒之美，东方之美的艺术天地。
于是，我想起唐诗宋词的千古绝唱，想起彩陶文化，青铜时代，想起莫高窟的壁画，想起了那些土得掉渣的艺术，它们过时了么?他们为什么没有被遗忘?难道他们仅仅是历史的匆匆过客，难道未来的社会没有给他们预留席位，我们常谈的与世界艺术接轨，与时代台拍，是什么含意?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我真的弄不明白。说肤浅一点，我知道的是散发者气土芬芳与包含着民族意蕴的艺术才耐看，才经得风吹雨打，才经得起世纪变迁，最终也才能真正受到人们的喜爱。
傅抱石曾说：“我常喜欢用人们唾弃的‘文’ ‘人’ ‘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这番谈话，对“文人画”作出了内涵清晰的演绎。尽管好些年来对“文人画”孰是孰非的争论已久，但似乎却没有影响到“文人画”的发展，更没有影响到伟钊这样执著为丰富传统文化而献身的艺术家。“文人画”始终有着发展的空间，这无疑又是令人欣喜的事！
对伟钊的作品，我无法用过多的文学描述，因为他的作品极富人情，人性与哲理，通俗易懂。特别是画上的题辞更是充满了书香与夸张的文化意趣。既显得亲切活泼，又耐人寻味。有些作品，初看平平，细看却气象万千。他的作品概括起来是人物造型洗练，色彩淡雅，用笔简约，构图虚实相生，浑然天成。特别是落款，更是别具一格，极富装饰韵味又与画面环环相扣，意味无穷。正是这些创作要素不仅使他作品的与众不同，也成为他个人风格鲜明的例证。看得出，画家不仅在文学上下了不少功夫，在吸收民间艺术的精华上更有了新的发现。
我认识不少以画“文人画”人物一科的画家，象徐乐乐、王盂奇、刘二刚、马小娟、周矩敏、王生才、戴雨樵等朋友。可他们的画与伟钊也大不相同，想不到极易撞车的题村与受表现形式局限的创作仍然有那么多的发展空间。总之“文人画”的天地仍然是非常之广泛，仍有乐观的前景，好象工业越发达，人们对自然，对历史的怀念更加深切，似乎只有在宁山静水的世界，才能远离功利的纷争，心灵才有真正的净土!
一位旅美的朋友托我求一幅伟钊的《荷韵》，说画中“雨过清香发，吹笛到黄昏”的诗句时生发了无限的思乡情结，荷塘毕竟离他太久远了，更何听笛。他说“那画中穿古装的女子虽不令人惊艳，可今人又哪有那般情致?这是天外之音么?为什么两朵红莲都如醉如痴?那画中两尾小鱼分明品中了笛中清音，那么幽雅，那么含蓄，又那么自在。这是富有超越时空的美感，好多令人无法向这梦幻般的诗意走近……人们真的越变越世俗了吗?我茫然无语。
此时，我又想到朋友们介绍的伟钊。说他“少言寡语”，说他“谦和沉静”可又说他“酒量惊人，颇有燕赵豪情”。他曾探武夷，揭遵义，走新疆，且作过乐山峨眉游，可惜我无缘与他早日相识，要么早与他无言对坐，即便不胜酒力，也要与他开怀畅饮。人们不是常说，与高人过招，虽败犹荣么?我到极想试试。
来春，我定要七上湖南，去会会这位君子，亲身体验一下在他创作环境中遨游的无限乐趣。
二零零七年大雪前夕于川西《梅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