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卡传承历史及其特色

　　“唐卡”汉语称卷轴画，多是在布上绘制而成，并用各色绸缎镶边，也有刺绣和绸贴丝缝的工艺。面上罩有薄绸和装饰飘带，下端有用白银或铜装饰的木轴，以便卷展。画幅大小不一，大者几十平方米，小者不足0.1平方米。多以矿物为原料，虽历经千百年而色彩如新。许多“唐卡”作品是作者用数年时间精心绘制，有“布谷鸟叫三遍的作品”之说（即用三年完成一幅作品）。因此，寺庙或收藏者把“唐卡”视为珍品，只在每年特定的日子展观一次便收藏起来。所以它较之壁画（藏族壁画多数是在画师指导下，由许多画匠集体绘制而成）更易于直接看到藏族历代名画家本人的真迹和研究藏族绘画发展的历史。

　　《丹珠尔》藏经里有“工巧之明”，是传统佛教绘画的依据和仪轨。藏族美学家丁增格列巴、永登降错、门拉邓朱、布登仁布庆、呷玛米觉多吉、米庞巴等都先后著有《忽巴造像量度经》、《比例学》、《轴画法》、《坛城尺度》、《智者绘画史》、《绘画者哲理》等著作。其中的《都科》和《当江》造像比例论，是每个画师必读之书。这些著作为丰富藏族美术理论做出了贡献。藏族绘画的各种画派竞相发展，相继成熟。但由于“唐卡”艺术直接为宗教服务，内容都是宗教题材，并用《造像度量经》、《比例学》等法定了各种神像的构图比例等，画家不得越雷池一步，这就极大地束缚和限制了“唐卡”艺术的更好发展。

　　到公元11世纪中叶，“唐卡”艺术也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教义内容的不同而在题材上有了区别。先后出现三大流派即：《门尼》（古典派）、《门萨》（昌都派）、《噶玛贡》（康巴派）。《噶玛贡》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盛行于西康地区；《门萨》倾向印度、尼泊尔画风，盛行于西藏昌都地区。《门尼》则吸收了一些外来艺术，但是主要仍以最具藏族特色的原始本土艺术著称于后藏。

　　《门尼》画派的创始人是藏族绘画史上最负盛名的多巴扎加和门拉邓朱，其中门拉邓朱被誉为西藏绘画的祖师。据传他是西藏山南地区人，年轻时各处流浪，在亚朱刀隆途中得一画，因而想做画师，并决心走遍前后藏寻师学画，后遇大画家多巴扎加学得绘画技术以及诗词文学。他的艺术造诣很高，创立了西藏古典画派《门尼》派。他还根据藏医药绘制图形，著有绘画量度《意西那布》，所以人们称他为“门拉”（即药神）。

　　门拉邓朱的同学韦则青木和席巴活佛在绘画技巧上也达到很高水平。他们以画风俗画著称，画风与门拉邓朱不同，形成门拉邓朱（门派）、韦则青木（青派），席巴活佛（席派）总和而成的藏族古典画派（门尼）派。这一画派与前后藏具有尼泊尔画风的古典绘画迥然不同。

　　《门尼》画派的艺术特点是：单纯、概括、厚重、拙朴；构图朴实以神韵为本，宽衣大度，简要明确；构图朴实无华，不追求过多的图案和装饰；色彩只作浓淡变化，不重渲染，善于运用颜色情调衬托主题内容。现存的巨幅《唐嘎 向巴布》就是这一画派的代表作。作品中人物体态庄严而生动，面部表情温和平静，表现出一种寂静自在的内心世界。这一画派是从尼泊尔传入的佛教艺术与西藏本土文化结合而成，形成了最具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

　　16世纪，昌都大画家萨托罗松在继承“门尼”画派的基础上，创立了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画派中的一派——门萨。其后继者有珠巴 普布泽仁，他技巧新颖而高超，作品构图宏大，形象生动，色彩绚烂，人物造型夸张而不失准确，色彩强烈而不失和谐，作品画面比前辈更有气派，深得各喇嘛寺院和高僧活佛的喜爱，被赞为是佛化身的画师。这一画派的艺术特点是：在艺术处理上，人物形态夸张变形，体态多曲线扭转，极尽窈窕妩媚之势，神态奔放；构图讲究疏密关系，追求图案和装饰；线条豪放有力，色彩对比强烈，只在裸露的人体、云彩、花卉、文纹等装饰图案上略加明暗渲染，构成鲜明生动的艺术风格。萨托罗松的《拉爸》便是这一画派的代表作。黑底唐卡《金刚撅》、《金刚大威德》、《莲花生大师》则是门萨画派另一著名大师翁呷于19世纪末所作。画家画的《金刚大威德》形象夸张变形，人体呈深蓝色，与暖色桔色为基调的火纹形成对比；在深黑的底色上用金线勾勒，效果更显绚丽统一。又如《莲花生大师》，画家抓住他微笑带思的神态，富有印度人特微小胡须的头略偏一旁，姿态庄严而又生动，人物四周的黑底上，画有装饰风味的花卉，用金线统一勾描。画面采用“磨金”，达到明亮、突出。整个画面充满一种神怪的气氛，富丽堂皇而又光彩夺目。昌都大画家普布泽仁所作《呷通》也是这一画派的代表作。

　　在康区颇负盛名的画家朗卡杰，善画佛教故事画。他画风工细流丽，风格清新，有时一幅画常创作数年，他的杰作《释迦牟尼传》以勾金镂玉、丹碧交映、山峰回绕、楼阁连绵，画中人物大小不到一寸而须眉毕现，使这一画派又现生机。此外还有昌都的泽巴拉绒、朱巴才根、呷马多吉、村玛格列等画家在门萨画派中也颇有成就。

　　元代以后藏族“唐卡”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则更多的受到中原艺术的影响。特别是西康一带，因为在地理上与内地临近，受中原艺术影响更为显著。其中最明显的是公元16世纪初，康西地区白教中心地八邦寺的七世呷马巴曲让降措和八世呷玛巴米觉多吉创立了旧卡玛贡画派。其后，白教高僧呷玛巴十世清尼多吉又亲自专程去云南等地学汉族绘画，雕塑及金银首饰等手工艺术。他的画广泛吸收了汉族绘画的特点，以山水花鸟见长。18世纪八邦寺的高僧、著名学者和绘画大师多倾觉、曲吉牛勒继承了门萨和旧卡玛贡派的艺术风格，并有所创新，形成了既有汉族工笔重彩特点又具有藏族绘画特色的新卡玛贡画派。这一画派的特点是：重明暗渲染；追求华丽精致；色如朝晖而不露笔痕；特别重用纯金画衣饰花纹图案；人物以写实为主；云、水、树常用重彩烘染（不勾线），拼图强调情景结合，以景衬人；线条用蓝叶描和高古游丝描，纹如丝线而无疙瘩。此画派擅长肖像画，如师多倾觉、曲吉牛勒的《麦拉热巴》，画家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艺术形象，使麦拉热巴优美绰约，神态逼真，动态坦荡豪放；色彩以绿色为背景基调，人物的金色纹衣服与红靠垫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典雅和谐而又富有生活情趣。是藏画“唐卡”艺术中不多得的肖像画珍品。

　　“唐卡”艺术经过千百年无数画师和民间画匠的不懈努力，吸收了盛唐以来的中原文化和尼泊尔、印度的绘画技法，形成独具风格的绘画艺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佛本生故事画。如《释迦牟尼传》、《莲花生大师》用“割肉贸鸽”，“舍身饲虎”等因果报应，轮回流转一类抽象教条用具有民族特点的“之”字形图形表现。这些作品在描绘人间苦难时，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的苦难。虽然他们的艺术才华受到死板的宗教画规的束缚，但工匠艺术家们仍用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来判断善恶，表达思想情感，使“唐卡”艺术反映了深刻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第二类是历史风俗画。画师多采用鸟瞰式的构图方法，把历史故事分成几个片断在一个画面上表现出来。如《文成公主入藏图》（此类画在“唐卡”中较少）。画家在这些历史风俗画中，突破度量经上的局限，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和人物通过巧妙的构思，以宗教题材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真实。如通过佛经故事表现古代藏族人民的生活风俗、节日歌舞、藏戏、驰马、竟射、垒墙造屋等，表现了画家独具的艺术匠心。

　　第三类是历史人物画。画家依据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创作出艺术形象。藏族画家造像，重内在特征和神态感情，不拘泥于外表的真实。如《米拉日巴》，表现他深山苦修，坦荡豪放的性格。《宗喀巴》，强调藏族特点，直挺而宽大的鼻子，饱满的额头，慈善的笑容，显得宽厚而大度。《唐东杰布》则表现这位博学多才的学者须眉夸张，目光如炬，智能过人的神态。

　　第四灯是装饰图案画。“唐卡”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常将描绘须弥山和四大洲等富于幻想的宇宙结构成图，又有描绘仙间极乐世界的富丽堂皇的天堂图。还把吉祥、行善祈祷、放咒术等佛教内容组合在装饰和几何形图案中，把《六道轮回图》、《世界模式图》等人生因果、宇宙绘制在圆形图案中。把佛“三部主”组成莲花（代表观音），宝剑（代表文殊）和金刚（代表金刚手）巧妙组成图案，显示出藏族画师卓越的艺术才能。

　　第五类实用性教材画。这一类表现在藏医挂图。如“曼巴扎仑”中的如意树，通过如意树的根、杆、枝、叶，形象地说明藏医对人体构造、经脉气穴的认识，成为藏医学上生动的教材。

　　第六类装饰欣赏画。这类画以山石流水、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亭台楼阁、吉祥八宝、莲花牵枝、飞天伎乐、皓发寿星等为主。以及将《五供仙女》夸张变形成上身赤裸，分红黄白蓝青五色，手持“五供”（铜镜、琵琶、海螺、果实、绫缎）象征声色香味独五妙欲，体态婀娜多姿，环形莲花累帙的围绕，显得极其优雅。又如将龙凤、孔雀、雪山狮子、仙鹤、羚羊、大象等通过变形处理成独具特色的景物画，增添了画卷的民间艺术情趣，显示出鲜明的民族风格。

　　第七类文诗画。这是诗画结合的别具一格的文体形式画。它将“六字真言”“密咒”等文字用在图案装饰中。如《贡桑珂罗》，在方形的若干小方格中有一个字，由若干图案组成一个诗句。它的最大特点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上到下，不管从这里读到那里，都是一句完整而不同的诗句。周围还有莲花累帙或蟠龙金殿加以装饰，风格新颖别致。

　　“唐卡”艺术强调在画面上看得多、看得全、看得远、看得细，即所谓在画中有可行者、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智都绘画史》云：“不宽咫尺中，三界坛城绘”。构图别致，不受太空、大地、海洋、时间的限制，即在很小的一幅画中，上有天堂、中有人间、下在地界。画中突出中心佛教人物，其它则用“散点透视”手法。画家把情节众多、连续性强的故事，巧妙地用变形的山石、祥云、花卉构成边续图案，将情节自然分割，形成一幅既独立又连贯的画面，构图充实丰满。

　　一千多年来，藏族绘画艺术画师们，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创作出各种绘画形式以表现浩繁的佛教题材。这些众多的“唐卡”作品，由于历史的变迁，多散失在民间，不如藏族壁画在寺庙里能得到专家、学者的研究，著书介绍，“唐卡”画中许多精妙的作品也很少为世人所知。为了使藏族“唐卡”绘画遗产得到更广泛认识，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发掘、整理、研究，使我们民族的美术工作者“知之深，爱之切”，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