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对艺术历史的追溯，让我们回望了东西方艺术发展的渊源。今天，“凤凰艺术”将再次邀请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批评家、策展人吕澎带我们继续东西方当代艺术史的探讨，挖掘隐藏在历史迷雾背后的真相。
今天，大多数学者同意欧洲中心主义已经并且必须寿终正寝【1】。不过，由于缺乏全球艺术史的理论框架，所以，欧洲中心论的惯习仍然潜藏在日常的观看、描述、分析与判断中【2】。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像新表现主义绘画一开始给西方当代艺术打了一个强行针但很快也退潮了一样，西方国家当代艺术的神话终止了持续产生吸引力的魅力，艺术史研究者越来越感到困惑，难以达成关于当代史写作的哪怕是相对的一致性。问题还不在于艺术的“高雅”与“低俗”之分，出现了像安迪·沃霍尔这样将普通商品转换为艺术品的波普艺术家【3】，基本的情况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的范围与规模、占有人类当代生活的时间长度以及艺术本身的差异性，决定了全球艺术史写作的范围必须扩展到非西方艺术的领域，企图用原有历史逻辑去归纳，或者忽略那些眼下的现象已经变得不太可能。
由于新艺术现象的出发点和在形式、材料、观念的特殊性与偶然性，使得艺术史家们只能通过借用不限于原有艺术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观看今天的艺术结果，借用阐释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甚至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大大地伤害了有经典主义癖好的艺术史家的自尊心。这样的心理现象不是没有道理，用“泛文化主义”来表述的新艺术史也许同样存在着问题：在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艺术史的写作开始被似是而非的“视觉文化”这类词汇所代替，艺术领域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得大学的教授们非常自觉地随时准备放弃之前的艺术史观念，这样的结果是，艺术史被持续地逼迫要宣告自身的终结——就像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一开始就提醒过的那样【4】。
但是基于我们前述对冷战以来的人类历史的结构性变化的判断，可以说，面对1989年以来的全球艺术现象，使用“艺术的历史”一词仍然是让人放心的，大量关于当代艺术的著作与读物并没有将当代艺术与广告和时尚的事件混为一谈，事实上，那些具有批判性影响力的当代艺术仍然通过不同的展览呈现出来，即便是使用了电影与电视设备与手法的作品，也让我们能够立即判断出其主要的功能特征。
在1989年之后，1992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市场经济”的概念广泛地出现在中国官方的媒体上。之后，尽管基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中国的确已经开始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没有节制地发展。事实上，正是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也随着市场经济导出的空间从90年代初开始进入全球艺术范围。1993年，阿基莱·伯尼托·奥利瓦（Archile Bonito Oliva）将十三位中国艺术家带到威尼斯双年展，之后很快，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在世界各个城市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展出，并不断获得影响力。事实上，全球艺术的地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艺术史”的知识系统，就必须重新设置新的知识坐标以及相应的判断基础，以便对西方国家以致全球艺术史的发展有一个重新观察。
毫无疑问，全球艺术史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大而全的历史，相反，她是建立在一个全球艺术史的基本学科逻辑基础之上的呈现。对不同的研究主体和对象，应该将它们放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进行，只是，当我们要向普通的人们，尤其是对今天纷乱的世界感到应接不暇的人们，提供一个近三十年来的全球艺术史的基本形状时，就必须对不同的资料与文献进行选择：哪些资料需要或者不需要放进这段历史中；哪些文献应该充分或者略微策略地对待；哪些艺术现象（包括艺术家以及作品）必须详细地或者简略地给予分析与判断。
我们当然清楚，正如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一样，全球艺术史也存在着不同的书写视角，一部单一的全球艺术史的教科书是危险的。不过，在全球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对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的全球艺术的历史的观察、描述与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注释：
【1】在中国学者眼里，“欧洲中心主义”也几乎等于“西方中心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文明的影响。但是，这不等于说西方影响是一种单一的思潮、观念、文化或者思想模式的影响，而是一种复杂的各种各样的西方影响。只是文明在讨论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时，有时会侧重西方影响的同质性特征。
【2】例如，作者丹托（Arthur Danto）在《艺术的终结之后》的中文版序言里的言论。
【3】按照丹托的说法，“60年代早期的前卫艺术家要努力克服两个界限——一是高级艺术与低俗图像之间的界线，一是作为艺术品的物品与作为日常文化一部分的普通物品（但是后者在那时为止还没有被认为是艺术）之间的界线——这个艺术定义变得非常紧迫。”（《艺术的终结之后》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的中文版序言）这个前卫课题当然似乎对通过视觉来进行是否艺术的判断逻辑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但是，这个观念的理论表述没有太多的革命性，因为早在很多年前，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已经提出了这个课题，战后的理论不过是一些延伸性的阐释与补充说明。
【4】贝尔廷的《艺术史的终结》初版于1983年（慕尼黑），在新表现主义绘画的寿命还受到人们普遍期待的时候，出版这样的书当然有冒让人感到扫兴的风险。事实上，80年代是宣布历史已经死亡的喧嚣时期，这个由后现代哲学搅动的思想混乱表面上看是对形而上学、尤其是本质论的嘲笑与批判，而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新问题的一种表现方式：原有的体系不能解释新问题的时候，什么是未来的可能性？1989年这个“历史终结”的年份回答了这个问题：全球历史的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