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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核实中..2010-08-28 11:41:07 来源:中国国画家网
生意社04月06日讯
“我在故宫呆了四十多年,一直搞杂项陈列工作。”
“没有专门培养,靠自己摸索。”
“那时我们工作都不甘落后,想尽办法增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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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79岁的李久芳先生,虽然行动有些不便,但是精神矍铄、身体康健、气色红润。一进门,李先生便跟笔者聊开,他几句话便把自己的鉴赏人生高度概括,令笔者心悦诚服。
李久芳,杂项玉器鉴定专家,1930年生于河北抚宁。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鼻烟壶研究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曾主编《故宫博物院藏元明清雕漆》、《全国出土文物珍品选》、《中国玉器全集清代卷》、《金属胎珐琅卷》、《竹木牙角雕刻卷》、《清代鼻烟壶卷》。他在杂项和玉器鉴赏方面颇为了得,堪称是一位大鉴赏家,让我们一起分享李久芳先生的鉴赏人生。
李久芳编写的著作
初来故宫,与玉结缘
195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将“三反”运动推进高潮,故宫也由此陷于旋涡中,当时甚至有谣言称要火烧故宫。作为保护故宫周围安全的警卫队成员,21岁的李久芳同杨臣彬、李辉炳等一批人由部队调往故宫。一年多以后,李先生又被调往故宫工艺组陈列部,从此,便朝夕与陈列工作为伍,四十多年如一日。
“陈列工作牵涉到文物的方方面面,各种东西都有,所以各方面内容接触得比较多。”李久芳回忆着说道。李久芳被分到工艺组,工艺组接触的内容也比较杂。在故宫,青铜器、陶瓷、雕塑等几个方面由一个专业组负责,其它杂项归到杂项组,另外有专门搞漆器和珐琅器的。漆器、珐琅器主要是由故宫收藏,内容比较集中,在故宫以外是比较少见。故宫收藏是一项复杂而严谨的工作,从库房提货到展厅布置,都有专门分工。工艺组的杂项方面,还有些归属于工艺部分的,如玉器、牙角雕刻、漆器、珐琅、景泰蓝等,这恰恰是他一直以来所从事的陈列工作对象。
“相材取碗料,就质琢图形。剩水残山境,桐荫蕉轴庭。女郎相顾问,匠氏运心灵。义重无弃物,赢他泣楚廷。”清代乾隆三十八年,皇帝把一块和田青白玉的下脚料送往苏州雕刻,遂得到一块描绘着迷人的江南庭院景致的玉饰。此玉巧夺天工,乾隆不禁为之着迷,这首诗就是他在玉器上部所题的诗。这块玉饰叫桐荫仕女图玉饰,是根据油画《桐荫仕女图》册改制而成的,惟妙惟肖,堪称艺术瑰宝。
六十年代,李久芳把这块玉雕从故宫的库房提到古代艺术馆展览。这块玉雕因其意境幽美,精雕细琢,活灵活现,以及从下脚料到无价之宝的神奇蜕变,理所当然受到时人的热捧,当然也深受李久芳喜爱。这件事,也是李久芳在故宫陈列部工作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这对他以后从事玉器鉴定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这件玉雕促使他与玉器结缘近半个世纪。
不甘落后,自学成才
在故宫的陈列部,总有这样一个身影来回奔走:他时而出现在库房,时而出现在展厅,时而拿着笔来回穿梭……他就是李久芳。原来陈列部的工作流程是:在展览前,先到库房里面挑选文物,一类一类地遴选,然后办理一定手续后提出来,最后摆放在展柜陈列。每一次陈列都有一个陈列主题,根据这个主题确定哪些文物可以用,哪些不可用,然后拟个提纲,最后按照这个设想去陈列。
过去,陈列部并没有专人研究这些工作。李久芳这个从部队调过来的年轻小伙并没有名师相传,所以,除了向故宫里的一些老人学习保管和陈列的能力外,主要还是凭自己学习,靠着个人努力。陈列部项目比较杂,事务性又比较强。
李久芳编写的著作
没有老师带,他的优势主要在于看的实物多。故宫经常从全国各省市调来各类文物供展览用,展览完了,陈列部的人就要负责送到原地去。若东西是故宫里面的,也要负责送到各个组。负责陈列工作,进出库房很方便。在故宫的库房接触到了各类的实物,每一件实物都有卡片标志,有账册核对上。而当时工作都不甘落后,都想尽办法在这方面为自己增进知识。李久芳也是如此。“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专人进行培养,都是自己在摸索,干哪方面就在方面用心。我记得当时工艺组有个乔友声,有几年都是跟在一起,后来他身体也不行了,我也只能靠自己学习了。”他回忆道。在工艺组陈列部工作之前,李久芳是在群众工作部做讲解员,负责对文物进行解说,几个月的解说经验也使他陈列部的工作入手相对容易了。
1954年参加文化部、考古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举办“考古训练班”(第三期),李久芳作为故宫派去的八九个代表之一参加了此次专业学习。当时给考古专业讲课的都是相当著名学者、专家,比如北京大学已故的苏炳奇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唐兰、鉴定家徐邦达,他们主要讲授考古知识。
这次学习有整整一个暑假,全天讲课,然后根据需要到全国各地去考察,在实际工作去发掘。当时因为工作李久芳没能去参加实习,只能在课堂上很用心听讲,学到一些理论知识之后,回到故宫向同事传达知识。这是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把他在故宫实物里学到的点点滴滴给系统化,丰富的内容给他奠定了良好的专业基础。
李久芳编写的著作
1962年,李久芳深感自己知识严重不足,不甘落后的他利用工作之余,在北京市广博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四年,取得本科学历。四年的学习中,他所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文化的内容,而这些与文物鉴定是相通的。凭着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1964年,他转为从事陈列部的陈列研究工作。至此,他已从故宫的普通陈列工作转化为研究工作。对他而言,这是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命运的重要转变时刻,这一却源于他不甘落后的性格。
说玉器道杂项,著作等身
“故宫里有一个历代艺术馆,其中有玉器部分,展览的比重比较大,展出时间长达近十年。那时候,我开始大量地接触玉器。”如今被称为资深玉器鉴定专家的李久芳老先生,追朔着当年与玉器的邂逅。
从故宫玉器的收藏看,玉器主要开始于商代,出土的并不多,后来考古发现越来越多。接着便发现了红山和良渚两种文化,历史被提前了,到六十年代,玉器才成体系地出土。良渚文化在浙江,玉器比较精致。在这之前,故宫里原来有一些属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都不认识,这批玉器发现后才确定,是乾隆那时候遗留下来的东西。
李久芳编写的著作
六十年代的某一天,李久芳在清理漆器时,发现一件漆刻的漆器底款,仔细一看是时大彬三个字,这是明代做紫砂壶很有名的大家。当时,时大彬只有在外边的几个博物馆才有他的东西,经过反复比较,发现跟名款完全符合,这不是漆壶,而是在紫砂壶底下涂了黑漆,有釉的地方涂的比较厚。后来又找了专门研究紫砂壶的同事看过。发现了这确实是紫砂而不是漆雕,这是一把时大彬制作的无价之宝紫砂壶。于是他了写《明代漆器和时大彬的紫砂壶》这篇文章,引起了业界的轰动。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这是一把壶嘴已断的紫砂壶,壶嘴是用接的。明代晚期,被人为在表面涂着一层漆,改成漆壶,以弥补壶嘴断裂的瑕疵。
李久芳编写的著作
“故宫当时跟香港的商务印书馆签定协议出六十卷书,十年的时间要有人负责编这些书,编哪些书由我们自己来选择,我编了其中《金属胎珐琅卷》、《竹木牙角雕刻卷》、《清代鼻烟壶卷》、《故宫博物院藏雕漆》四本。”李久芳指着自己编著的书本说道。
李久芳因其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被任命为故宫工艺组组长。他在鉴定界声明鹊起,不但著作等身,还先后应邀为国家文物局文物培训班讲授“中国古代玉器历史发展及时代特征”,为天津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讲授“中国古代漆器历史及辉煌成就”,为国家文物局文物总店讲授“中国古代漆器鉴赏”。
对话李久芳
问:您经常出去给地方博物馆鉴定玉器或杂项吗?
答:在故宫里接触到的都是过去皇家遗留下来的文物,群众性可能跟外边的东西不太一样。其实前几年,我有一个机会,那就是国家文物局请我到外面去审查一级文物,全国各地博物馆的藏品,我都去看过了,增加了不少知识。只是去审查一级品,审查是不是符合一级的要求,全国各主要省市都去过了,除了西藏,一年差不多去两次,春天和秋天各一次,每次需四五十天,总的约四年。收获很多,了解各地方的特点。
问:您现在还给人家看东西吗?
答:还去几个地方,身体行动不大方便,一般是老伴陪着一起出去。现在主要给人家看玉器和漆器,哪个时代的都可以。
问:请跟我们谈谈这些年您的鉴定心得。
答:鉴定其实就是见多了真的实物,真的见多了,就会比较敏感,能够较快地察觉出对错。
问:请跟我们谈谈杂项鉴定需注意的内容。
答:早期的漆器故宫收藏的少,学习起来比较困难,幸好我工作当时到湖北湖南一带去参观过,出土了以后,脱水泡了有什么特点。不过这个东西相当少,特别是北方。待鉴定漆器数量很有限。所以现在研究漆器的专家也少了。明清的时候主要查雕漆,雕漆在外面很少看到,主要收藏在故宫里,社会上流传并不多。
珐琅从元代开始有。现代社会上流传得很少,这东西最早是从宫廷里发展起来。也是各个时代都可以看。珐琅没有经常看,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要是经常看这些东西,你就知道得从哪几个方面看。珐琅有几个颜色,像粉红颜色,粉红釉,就是清代出现的,在清代以前出现的粉红釉,都不是桃红的颜色,是有一点带红点,像珊瑚那种颜色的色彩,那是早期。但是明代的釉色跟清代的釉色不一样,现在有些人让我看东西,但是那个白釉的颜色仿不出来,过去老釉不能呈现像墙皮一样的灰白色,它是甜白色的,上面挂着一层釉一样,显得白颜色特别亮,原因是配料不太一样,所以成色不一样。
竹木牙角雕包括竹雕、牙雕、木雕、犀牛角雕。福建的金漆木雕很有影响,竹雕用竹子雕刻各类器物,木雕基本是两类,硬木(紫檀、黄花梨等硬木):软木主要是黄杨木,仿古家具不属于木雕。
瓷鼻烟壶属于瓷器类,角类竹木类主要看它雕刻的风格和它的特点,很讲究风格,都一个派别关系。比如南北方牙雕的差别主要是颜色,南方牙雕讲究漂白,所以广东的牙雕是白色的,而北方则是牙黄色。
问:您是什么时候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答:我是第二期当选的,当时六十几岁了,还在故宫工作,是以杂项专家的身份进去。1990年被聘请为国家鉴定委员会委员,当时我任故宫工艺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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