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 女人 摄影人

蔡焕松：你是一位军人摄影记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又是一个摄影家，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是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情志。这二者之间充满矛盾，你是怎样处理这对矛盾的?
冯凯旋：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会有。但从大的方向上讲，在摄影追求的目标、拍摄的对象、表现的内容上是一致的。我是为了中国军队的发展履行摄影任务，军队是我摄影追求的永恒主题。因为我是军人、女人、摄影人，但首先是军人．遇到矛盾的处理我是按这三者的排序考虑的。
拍军队题材．有时往往会有矛盾。采访中会碰到一些自己想拍摄的内容．而且有一种艺术创作的；中动。每逢这种情况都需要冷静地思考。比如很多好的内容是保密的。不能宣传．尤其一些尖端项目以及从事这些项目的幕后英雄们，特别值得报道，但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暂时不能公开；还有一些存在的问题．很想把事儿说出来．让大家接受一些教训，能够把事’隋做得更好。但是我们的军队是国家机器．是有特殊要求的。不过，现在全党全军也在慢慢地发生着一些转变．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等理念也在影响着我们。
蔡焕松：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女人、一个摄影人，你整天在以男人为主体的部队里采访、拍摄，与男同志相比你觉得是优势还是劣势，会觉得有些不方便吗?
冯凯旋：不方便确实有．但是这么多年来，我已经非常喜欢这个职业，而且特别喜欢到部队—线去采访。但我的一些领导出于对女同志的关心和爱护．使我丢失了一些创作机会。他们为我担心，怕不方便，有些地方就不让我去而派男记者去。后来他们也了解我了．比如汶川地震，地震当天我就要求到前方采访．领导说女同志先不考虑。看领导没有让我去的意思，真是心急如焚．我想来个先斩后奏。第二天一早我随救灾部队上了飞机，在飞机上给领导打电话．没想到领导硬是把我拽下来了。随后两天我把家伙什儿(一个摄影包、一个生活包)就放在家门口候着。女儿都知道我要干吗门口两天我穿着迷彩服，转来转去地和领导磨，只要领导一松口，我拿着东西就走．图的就是一个快。结果领导说：“你穿着迷彩服和我示威呀”其实领导考虑的就是怕我到了震区不方便。终于在震后的第五天我到了汶川，在震区呆了22天．基本上是单兵作战，拍了大量图片。因为有思想等各方面的准备，生活方面没觉得有什么不便，平时下部队采访尤其是到边海防，条件也很简陋．所以再艰苦
的环境．我都能适应。
蔡焕松：这也就像你说的，你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摄影记者，但更重要的你是一个战士，是一名军人，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的。
冯凯旋：对，是这样。我在战士当中，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女性，大家也没把性别看得特别重，共同战斗、一起参演、摸打滚爬、亲切自如。比如在2002年中吉联合军演中，我随同吉方参演部队采访，体格健壮的吉方特种兵跑速快、动作灵敏。我使出浑身解数跟着他们。下山的时候．吉特种兵抱着枪像小孩坐滑梯一样就渭了下去．我立刻模仿此样．抱着照相机滑下山去，和吉方士兵一起到达集结地。结果迷彩裤毛裤全划破了。吉方的指挥长发现我是个女的．伸出大拇指夸我了不起．并拥抱了我，要求和我照合影。在他们中间，我感觉自己就是个士兵。
蔡焕松：有些不方便会不会是女性天然的心理特征所造成的，你在自己的摄影生涯中，是否也有一个如何战胜自己心理弱点的过程?
冯凯旋：是啊，1998年我到抗洪抢险第一线采访，晚上在抗洪大堤上．看到战士们把绳子拴在间隔排列整齐的汽车上，蚊帐挂在绳子土．一边是将要漫上堤的洪水．另一边是排列整齐的蚊帐．我脑子里马上出现一幅“日出江面堤为床”的画面，心想．第二天一早日出的时候，拍一张这样的照片。当晚我一个人睡在军车上。第二天我起个太早，等待日出的时候。谁知道哨子一响．战士们整齐地站在江边方便(撒尿)!看到这个情景．我自己先傻了，立刻猫下身躲到车里。等我经过思想斗争后再站起来拍摄的时候．战士们已经在收拾帐篷。说起这个情节．同行们都说我没用．替我遗憾，一幅很生活的画面丢失了。这确实是心理弱点，使我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拍摄瞬间。
蔡焕松：作为女性摄影记者，有时是否也带来很多采访的方便。我看了一个材料，你在刚果(金)采访我军维和部队的时候，曾与叛军司令相遇，并面对面交谈了近1小时。能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吗?
冯凯旋：2004年夏天．我来到刚果(金)采访中国维和部队，在两军交战处的一个咖啡馆．遇到与政府军对抗的叛军司令，当他在持枪的士兵们簇拥下走进咖啡厅时．其他人都将退出，而我却慢慢地走进咖啡厅．与他打招呼。也许我是女性，他友好地邀请我坐下．我们用手势和双方都不太懂的英语交谈。他说他喜欢中国，特别喜欢毛泽东，并用中文说出了毛泽东三个字．尤其喜欢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说他很幸运有一本这样的书．就放在他的床头。他很向往中国．有机会一定要到中国看看。分手时我将一枚烫金的毛主席像章送给他．他激动得眼睛都要蹦出来了。我没想到他们如此
崇拜毛主席，当我让人拿相机为我们照相时．他没有反对。
蔡焕松：我听说你为了拍摄到好的镜头，把警察打了?
冯凯旋：1998抗洪的时候．朱镕基要到哈尔滨广场看望部队。记者和部队都等候在江边。大家井然有序，当时我的位置特别好。不知何因．一阵涌动，一个警察从人堆里冒了出来．他不由分说乱拽一气。忙乱中我把位置丢掉了，一怒之下我拿着大军包照着他的背抡了两下。我这个动作虽然简单，但在场的许多沈阳军区领导看到了．冯凯旋跟警察打架就这么传开了。
蔡焕松：作为一个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坚决完成任务这是职业操守，为此你才不考虑女人的顾忌和警察急；作为一个摄影家，不给历史留下空白，就是你的摄影理念。这两个理念矛盾吗?
冯凯旋：有时会矛盾。比如说拍多国联合军演．红蓝军对抗，尤其是外军活动我都想参加。但是六国联演规定很多．你想采访的内容不能去．不想报道的事规定你必须去，那时就只有服从啦，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嘛，留下遗憾不等于没有尽职。回想自己的摄影历程。我的理念是清晰的，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尽可能不留有空白。
蔡焕松：2003年非典时，你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击非典第一线，你拍李小红的感人场面，这是以服从为天职，还是不给历史留空白?
冯凯旋：非典时期我们的规定是尽可能不出去．纪律严谨．但是对摄影记者稍微有一点点松动，我们就在有一点点可能的情况下出去。作为一个在北京的摄影人．北京发生了震撼世界的非典，你不到一线去上几次会终生遗憾。我在医院工作过，知道在传染区应该怎么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为此我三进小汤山非典病区，两次到武警医院。
蔡焕松：拍到不容易，害怕吗?
冯凯旋：是的，像拍到的李小红，还有一些抢救的场面以及逝去的人……都是近距离抓拍的。但是不怕．因为心里有底，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蔡焕松：你参加过好几次抗击自然灾害的采访，当你碰到老百姓需要抢救、群众需要帮忙的时候，你是先拍照片还是先帮忙救人?当善良的人性与工作的理性产生矛盾时，你是哪一个放在第一位?
冯凯旋：如果是需要我，当然先救人.人性要放在第一位。我觉得，不管我们是谁．在哪个岗位工作，首先应该是做人。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成长的一代人，人命关天不冲上去，自己的良心会受到谴责。哪怕拍不到这张照片，也要把人救上来．这样做是值得的。我在抗洪的时候遇到过好几件事，比如说小羊掉到水里，我赶快找人把羊捞出来，然后再拍照片。几次难得的瞬间都错过了。
蔡焕松：汶川地震的时候，有的新闻记者，为了拍到有震撼力的照片，让已经死去的孩子手上硬夹一支铅笔，拍一张照片并发表，引起了争议。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冯凯旋：我对这种做法不赞成．我不会拍这样的照片。一是在部队长期养成了用正面的东西教育人的习惯；第二是从心灵来讲，我不忍心让一个已经死去的孩子还去充当说教的角色。我也是一个妈妈，怎么忍心呢，从—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看那是制造伪新闻。
蔡焕松：有名家这样说——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你在抗灾现场拍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是拍摄中的激情使你不知危险，尽量地拍摄?
冯凯旋：名家的话有道理，在拍摄中遇到危险的时候确实有．有时自己往往没意识到，事后知道挺后怕的。“9日抗洪”的时候．我天天上直升机航拍，飞机门一打开，我就坐到门口拍摄．腰系一根保险绳．有时鞋一脱，腿耷拉在门外。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地
拍摄．一个副驾驶员快速地用背包带把我缠到凳子腿上．而后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什么话都没说，只见他头上的汗—下就冒出来了。我觉得奇怪．见他轻轻一拽我腰间的那个保险绳就开了，原来保险绳是坏的。
蔡焕松：你才明白是生命危险?
冯凯旋：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把我五花大绑！
蔡焕松：你在汶川拍摄时那么艰难，有时生命都难以保障，你在拍完后怎么保护影像不丢失?
冯凯旋：其实往往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己反而没感觉到，我已经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有一天在北川部队正在抢救一个还活着的人，突然有人大喊山上的堰塞湖要决堤，全体人员马上撒出北川！大家哄着就往外跑，我当时边跑边拍照．结果乔天富老师在前面气急了冲着我喊；”你不要命了！还拍什么呢厂因为我们要跑出5公里才能到达安全地带。看着人潮水般地往外涌，我忍不住还在拍，乔老师喊我急得噪音都变了。跑出去后才意识到，堰塞湖真要灌口命就没了，还拍什么呀！
蔡焕松：有人认为你摄影有成绩，是因为在《解放军画报》这个特殊位置上，有些特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凯旋：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部队摄影记者本身就少，画报是部队的权威摄影基地，我作为画报建社以来唯一的女摄影记者，
当然是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不怕别人说什么．关键是你要无愧于这个职位。
蔡焕松：相对于男性，女性是柔情的。作为以男人为主角的军队，刚毅、坚强的内容是主流，你认为部队的这种氛围会不会
改变你的性格?
冯凯旋：不会。比如一个家庭．你不可能在丈夫每天的影响下变成男人性格，你还是女人，依然柔情似水。如果一定要说变化，那就是变得老咸了、自然了、稳当了，变得更能包容了。
蔡焕松：每一个成功的摄影家，都有自己的影像倾向，你认为自己的影像是偏柔情的多，还是刚毅坚强的多?
冯凯旋：这要看拍摄的题材，比如拍演习，刚硬的元素就多，我拍的士兵．看上去不像女同志拍的；如果拍事件，可能柔情多
一些，尤其是拍妇女儿童．我的构图尽可能养眼。
蔡焕松：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拍部队和战士的时候，是以一种女性欣赏男性的阳刚的角度去捕捉你需要的影像；当你回到普通生活中来，你是用女性那种阴柔的天性去体验唯美。
冯凯旋：可以这么说。
蔡焕松：你的职业跟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使你的作品含有很强的新闻性，新闻摄影多数也是蜻蜓点水式的东西多，你出发之前如何做好案头工作?
冯凯旋：我们是部队．很多时候不是自己选题目．是部队和上级给你命题．让你去作文。首先要尊重上级的意图．根据任务需要，做一个采访大纲．同时还要了解和掌握一些相关资料。其实和其他拍摄所做的案头功课差不多。只是内容和手法有所差异。
蔡焕松：你多次参加联合军演，接触过其他国家的部队摄影人，他们跟我们部队一样吗?
冯凯旋：我是作为一名战士去拍摄，他们多数是雇佣的，部队自己的摄影记者很少。有些地方，雇佣的摄影师是禁止去的。我们在拍摄手法上也是有区别的。
蔡焕松：有什么区别?
冯凯旋：区别就是我们什么都想拍，而他们要取舍，可能他们有规定吧。比如不允许拍摄的我也要悄悄地想办法拍，尽可能多留一些资料．这方面的差距最大。他们作为军方的雇佣，以完成任务为目标．叫拍什么就拍什么；不过外国记者工作很认真．有些外国记者也是很玩命的。
蔡焕松：器材上有差别吗?
冯凯旋：器材上没什么差别．都挺先进。
蔡焕松：他们在器材的选择、价值观的判断上，跟我们有差别吗?
冯凯旋：有的。
蔡焕松：主要体现在哪里?
冯凯旋：他们是有什么器材干什么活儿．让拍什么就拍什么。他们的拍摄手法也和我们不太一样，尤其是所反映的内容不一样，绝对有区别。
蔡焕松：我看你的工作应该有两大任务，一个是领导下基层你跟着采访；还有就是到连队和基层去拍摄。这两个任务使用的器材一样吗?
冯凯旋：对，我的任务有大半是资料留存。在器材使用上也有差异。跟领导开会活动，我一般只带一个标准头就够了：下部队
器材肯定会多带，起码会带三，四个镜头。根据不同需要带器材。
蔡焕松：有一段时间，摄影界有人批评部队的摄影是军事沙龙摄影，也就是说记录类的题材拍得太唯美了。你怎么看这种声音?
冯凯旋：不是太唯美了，而是部队的特性决定的。你下部队拍摄．可以说80％都给你准备好了，许多新闻变成命题作文，那么沙龙的味道就比较浓了。不过我们现在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在采访中尽可能维真、维实。多拍一些正在进行当中的活动．尽可能少拍后组织的内容．特殊情况就特殊对待，比如要宣传的典型就必须去。
蔡焕松：换个角度说，其实部队是从宣传的需要出发为拍摄者提供了很多方便，这种方便往往带来了一种影像导演，摆布
的弊端。
冯凯旋：所以我们部队现在也提倡干什么就拍什么，但这样的话．因部队有特殊性．不少人往往又拍不出东西。
蔡焕松：你现在所处的位置，对部队的摄影整体状态比较了解，你觉得军中的摄影水平与全国总体水平有差距吗?
冯凯旋：各有所长．但是在多元表现上我们是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非常想参加一些地方的摄影活动．与地方的摄影家老师们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多汲取一些营养，无论拍摄手法还是编辑手段，我们都需要学习，取长补短。
蔡焕松：部队的摄影人对照片的评判标准跟地方摄影人有差异吗?
冯凯旋：我个人认为有，比如我们搞一次展览，评判人员80％都来自机关．是领导、是上级．他们对照片主题的要求很明确，必须鼓劲儿。这样评出来的作品在评判内容、形式特别是对影像的要求上不完全一样。
蔡焕松：可能部队考虑比较多的是主题的需要，对影像本身的特征相对要求少一点。
冯凯旋：对。
蔡焕松：你在军中摄影的位置有些特殊，你觉得自己在摄影方面跟一些名家相比有差距吗?
冯凯旋：和一些摄影界的前辈相比还存在差距。我一直在想办法缩小这种差距。我很愿意参加地方的活动．比如你们《中国摄影家》杂志的“大PK”活动．觉得很有收获。但是我在这个位置有时身不由己，从时间上讲一年有半年是在拍资料，隔一个月还要值一次班，值班期间要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还有半年时间．除去整理资料，其实一年当中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在拍摄部队，参加地方活动的时间更是难找。
蔡焕松：理解。作为一个军人你必须服从部队的工作安排，作为一个正在拍摄成熟期的摄影家，我也为你惋惜。从纯摄影拍摄的机会来讲，你会羡慕部队基层搞摄影的同行吗?
冯凯旋：太羡慕了，比如沈玲、贾明章等．他们身在第一线，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信息。他们能贴近战士，跟部队沟通快捷，拍摄中就能得心应手，真实率高。
蔡焕松：我从有关材料了解到，你是从部队基层单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做摄影也是从业余走向专业。在服从部
队安排和自己对摄影的爱好追求方面哪个作用更大。
冯凯旋：我是从部队基层一步步走过来的。当兵后在医院工作．院领导知道我会画画．会写美术字，能写个稿子办板报．当时还不怎么会摄影。参军前跟爸爸玩过洗印照片．爸爸有一台禄来，我多少会一些。爸爸曾经花80块钱给我买了一台海鸥折叠照相机．到部队我就拿着它给自己的小伙伴们拍照片．拍了很多雪景。这事被政治部门的干事发现了——有个小女孩能拍照片．还会洗印、拍雪景，还能把人脸拍白，那会儿他们拍雪景．因为反差大，脸都是黑的。我能把人脸拍白是爸爸专门教的——拍雪景的时候不能按正常值曝光。
蔡焕松：你用父亲教你拍雪景的方法为战友拍照而引起单位领导的注意，可以说是偶然的机会把你推上摄影这条路。
冯凯旋：是的，第一次用照相机的时候也是有故事的。那次姬鹏飞到我们医院看望伤病员．还有一个大型汇演．不巧搞摄影的老师病了。领导说新华社来了记者，他们拍完就走．肯定不会给咱们留照片．听说有个女新兵会照相．叫她来试试。能行就让她拍，总比没人拍好。我一看那相机跟爸爸的禄来一样，我说会。“闪光灯会吗？”其实我没有用过那样的闪光灯．我也说会。我就把照相机装上胶卷，试了几张。就这样我第一次拿相机工作，就与新华社的记者站在一起。新华社那位老记者特别好．一看我是个小女孩，就让我跟着他照。还不停地喊我傻丫头，听着挺亲切。后来他怎么照我就怎么照．结果拍出的片子还相当不错。那时候都是黑白照片．自己冲洗，我整整洗了两天两夜。领导看后高兴极了．就让我到政治处帮助工作。这件事让我爸爸很失望．他希望我当医生．他觉得摄影就是玩物．不能作为一个专业．但我一步一步愣是干成了专业，自己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蔡焕松：什么机会使你成为解放军画报社唯一的女摄影记者?
冯凯旋：1995年《解放军报》改版后，需要一批记者和编辑，那时候画报和军报是一家，说要调一个女摄影记者，全军扒拉来扒
拉去，感觉我比较符合条件。我们30多个人经过考试，留了七个认，我比较幸运。成为画报第一个女摄影记者．对军报来讲也是第一
个到现在。女专职摄影记者还是我一个因此我很感谢部队对我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