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艺术资源需要社会共享

作为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是中国当代艺术最重量级的推手，他的身份在艺术馆长、策展人和艺术家之间转换。本月5日他来汉实践三年前在武汉美术馆开馆前许下的承诺，《中国美术馆馆藏路德维希捐赠作品展》如期给武汉市民带来毕加索、安迪·沃霍尔、利希滕斯泰因等大师级珍品。他与记者坐在美术馆孩子们的手工艺品中间闲聊，讲话时有艺术家的激情作派，更有美术史家条分缕析、思维缜密的一面。对于涉及到他自身“抄袭门”的风波，也全不避讳，而是很坦率地说开庭后有消息了，会在第一时间告知记者。
记：你策划了不少国际交流的美术展览，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2月刚落幕。作为中方总策展人，你最深刻的感触有哪些？
范：国际社会有一种特别迫切了解中国、尤其是通过文化了解中国的愿望，这就把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这样的命题突出地提示出来。视觉艺术或者说美术，有一个如何正确分析当前国际交流的方式、方法、效果、效益和对策问题，
记：以你的体会，欧洲人对中国艺术的认识是相当不足吗？
范：我自己的体会是：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对视觉艺术的中国文化了解，长期以来是有偏差的。第一存在着很多盲点，整个视觉艺术的国际传播相当不够，信息也相当滞后，甚至很不全面，所以一个西方人包括知识界中的人，要让他了解中国美术的来龙去脉、基本特色，处在无知和半无知状态。当然有两个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二是长时间中国视觉艺术进入西方社会的主渠道、主平台、主要场馆展示机会不多，所以导致了他们的盲点。我觉得在此时，向西方介绍中国视觉艺术，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建立在填补他们的文化盲点和纠正他们的文化偏见上，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艺术交流不是一般的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建构起一种文化的对话。这些年我们注意跟国际上著名的博物馆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因为西方艺术博物馆很专业，有基本固定的观众群，有比较稳定的观众量，跟这些机构合作，使中国艺术更多地介绍出去。
范迪安，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等。从事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当代艺术批评与展览策划、艺术博物馆学研究。2000年以来，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艺术，策划了许多重要展览。央视《人物》专栏、美国《时代周刊》等为其作过专门报道，被美国《艺术与投资》杂志评为“影响世界艺术的50位名人”之一。
美术馆要保持规格，放下架子
记：你是美术界的重量级人物，2005年底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以来，提出“以公众为中心”的办馆理念，美术馆放下了“殿堂”的架子，“亲民”政策不断，各个方面的反响都不错。你认为与过去相比美术馆有什么新变化？中国美术馆免费吗？
范：美术馆不仅仅是展示功能，同时兼有要收藏好艺术作品、为国家增加艺术总汇，开展各种多样化的教育活动、建构美术馆与公众的关联，美术馆既保持艺术“殿堂”的规格，又放下架子成为民众的审美家园。美术馆界形成了很好的界内联系，共同使用相互资源进行各种项目的交流与探讨，包括这次“路德维希捐赠作品展”，武汉也是国际交流丰富的大城市，展览为市民提供了新的审美内容，路德维希捐赠作品是国家的资源，由此，我提出“国家资源大众共享”。
记：馆藏的艺术品来源于哪些？公共收藏和中国公共艺术展面临着哪些难题？
范：藏品是美术馆重要的立馆之本之一吧，我们千辛万苦跑到国外去看艺术博物馆，是要去看那几件珍藏。中国美术馆由于很长时间是唯一的国家级美术馆，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着相当强历史优势，积累了一大批20世纪以来的名家和代表作品，藏品构成了很好的对中国美术历史性检视。今天人们已把艺术收藏当作一种投资手段、增加财富一种渠道，整个社会多种力量、多种资源、多种奖金，来争夺优秀艺术品，这种态势已摆在馆长们面前，所以我们在收藏上要采取多种方式，依靠艺术名家和艺术家亲属的支持，向美术馆捐赠作品，通过平时流动性展览从其中有所选择，形成常规性收藏，根据建构艺术历史的需要，做一些专题收藏，收藏领域甚至扩大到与美术历史相关的文献、图像、影像。我认为，好的艺术品应该放在公立美术馆。古话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很多作品经不过五世，可能藏来藏去，就找不到了，或者藏来藏去，就真正藏起来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呼吁社会，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收藏家，社会力量都要有这种共识，应该把艺术资源更多让社会共享。
记：人们在网络上展开视觉的阅读，出现了新媒体艺术的创造。你对新媒体艺术前途怎么看？
范：随着计算机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时代的到来，通过数字方式来进行图像阅读，已是越来越广泛了，这对美术馆而言也构成了挑战，人们习惯于看三屏图像，上班看电脑屏幕、下班看电视机屏幕、平时看手机屏幕，这三屏图像极大占据了人们图像欣赏的空间和时间，我不得不担心到美术馆的人少了。另方面要看到，社会成员有很大审美的需求，对图像新知的渴望，这又是很好的基础。一方面媒体时代带来了媒体阅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呼吁不断构成原作阅读方式，这就是吸引更多公众走进美术馆，来欣赏原作、阅读原作，在和原作的对话中，能够产生与视屏图像阅读不同的一种感受。我仍相信，美术馆不会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而失去魅力。新媒体艺术可广义地看，艺术方式跟新媒体的联系，包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对媒体运用。一些专门艺术家，利用媒体技术和媒体语言，进行的艺术创作，如果作为狭义的新媒体艺术，美术馆肯定要关注、举办专门的展览，来推动发展、检视状况，整个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图像阅读方式，美术馆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记：波普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在中国发展很快，市场也很好，从艺术和市场角度怎么看待这种艺术潮流？
范：波普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都是艺术评论家对某些艺术现象的个人化表述，但是艺术现象不见得只有一种表述方式，波普艺术就是大众图像或者说流行图像跟艺术生产与创作的一种关联性，玩世现实主义更多指涉的是艺术家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是艺术家精神生活特点，中国当代艺术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发展，跟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矛盾、焦虑，社会共性问题当然有关联，艺术家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作出自己的表述，这也是正常的。
欧洲人不知道齐白石
记：你策划“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在比利时展出时，有个新鲜观点：传播中国文化要会讲故事，书法在国内热在国外冷，对于书法和绘画艺术向海外传播都是这样吗？
范：不仅仅是指关于书法和绘画，只要是对外交流的文化项目，我认为都应该学会讲故事，就是说要了解对方的观众，更要把自己展示的资源、内容，创造性地编成新颖、吸引人的故事，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外有多少人能认识中国画坛名家呢？连齐白石欧洲人都不知道，何谈当代这么多画家呢？但反过来你把一个故事讲好了，你不见得是名家，但人家通过这个故事认识你，你就开始成为名家。一个山水画展，你要告诉人家中国山水画追求是什么，这个山水画展构成什么特色，当代艺术也是这样，不管你是体现对女性的关注、社会某个群体的关注，甚至包括个人画展，哪怕是当代大画家的画展，也要告诉别人他的创造性在哪里，这就涉及到展览的策划。
记：你曾说过中国拥有数千年连绵不断的视觉艺术历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中显出独特的体系性特征，你当时指的体系性特征强调的是哪些方面？
范：中国的造型艺术，从上古时代彩陶、青铜文化开始，就具备一种创作主体即艺术家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紧密地关连，这种关连通常是建构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上，这种传统一直贯穿中国画、写意画、文人画，到今天仍然不变。
记：这些年来，中国通过各种“文化年”、艺术节等形式来推销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的角度，你觉得中国文化大规模地走向世界还需要在哪方面努力？
范：当代艺术家生活在中国社会这样快速发展、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的心灵感应和感受是非常丰富的，这里面所萌发的创作生机、创新的冲动和创造力，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双年展不是特别多，关键要有特色
记：双年展已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你是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对中国和世界的双年展这种当代艺术展览制度的走向和未来如何把握？
范：一方面,双年展是不是能成为艺术发展的风向标？不见得，很多有可能是走过场。另一方面，在中国来说，双年展也不是特别多，只有若干个品牌，总量来说，我不认为是多，因为中国之大、城市之多。严格来讲，双年展应该把握的最重要特点是以城市为依托的，以城市文化为基础的一种固定的展览机制。双年展关键是办出与自己所处城市的文化联系。
记：今年上海双年展适逢世博会，你说双年展剧场将成为一个多领域、跨媒介的公共现场，这是什么概念？
范：今年上海双年展主题是根据它自身的学术逻辑来派生出来的，它紧紧围绕着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和取向来构思自己的内容。这届双年展特别注重跨媒体、跨界别，之所以定为“巡回排演”为主题词的构想，策展小组认为，“排演”能够体现一种可变性和可塑性，既有流动的、现场性的，又有通过这个过程提示形成某种趋向，当然更加强调观众的互动性。
“涉嫌剽窃”怎么办？等法院宣判
记：近来，各地媒体网站都在传播消息，称因涉嫌“剽窃”文章，你和台湾雕塑家萧长正及相关网站被自由撰稿人黄以明告上法庭，并表示将索赔100万。你发声明说是“被署名”，从未写过此文，把网站的过错视为你本人过错，这严重违背事实，也是“莫须有”的指控，进展如何？有网友质疑会不会是一场骂名家“博出位”的炒作或者说对你构成了名誉侵害？
范：他从文章中扒拉出来五段文字，又不是我写出来的，吴冠中就曾到画廊把署名是他的假画撕掉。法院正在受理过程，在法院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决时，我不再谈论这个问题，我也很坦率。相信法院的公正，判决之后，媒体和社会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愿意参与讨论。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