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我和佛门是一种机缘

史国良：我和佛门是一种机缘

　　Interview 采访/ 本刊记者 郑鸣

　　关于出家

　　《机遇》杂志：你为什么会选择出家这条路？

　　史国良：我就是自己想出家，是在一种完全自在的状态下，我不是遁入空门，遁是逃避，我没有逃避，我是投入空门。




　　《机遇》杂志：会不会是你太喜欢美术了，被某种艺术的东西所感动，比如你觉得袈裟的颜色真好……使你向往？

　　史国良：不完全是这样，袈裟颜色对我的诱惑太次要，佛门的整个形式、意境和文化等等一切一切都诱惑我。唯独我没有想到的是诱惑以后还会有规矩，要被管起来，要克服人性的很多欲望，这是我没有体会过的。

　　《机遇》杂志：是否可以说是一次很浪漫的投入。

　　史国良：对，是一种浪漫的、冲动的，或者说是一种激情，完全是感性的东西。

　　《机遇》杂志：在这样完全自在的状态下，受到艺术浪漫的感召而投身佛门？

　　史国良：有浪漫的感召和冲动，但不能说是为了艺术入佛门，我就是喜欢，被佛门里很多形式的东西、文化的东西、精神的东西所感动，我进去以后想用这些东西解说佛教的很多道理，换了一个法门，我在里面重新发现了我自己。

　　《机遇》杂志：这种“发现”与你第一次获国际大奖的作品《刻经》取自佛教题材有什么关系吗？

　　史国良：那只是一个基础，是我接近佛教信仰佛教的一个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勇敢，还没有烧到沸点，当时就是喜欢，慢慢接近。

　　《机遇》杂志：当你进入佛门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体会：门外有的事，门内也有，门外没有的事，门内也有？

　　史国良：你说的很对，确实有很多是我没想到的，在没进入佛门之前，你可以做很多正常人的事情，人应有的欲望你都可以施展或者说发泄，但在宗教中，这都受到了约束，当然，最根本的是对心灵的约束。

　　《机遇》杂志：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特别是搞美术的，一般说来对美的事物非常敏感，当你进入佛门以前，美对于你来说是可触摸的，可感知的，进入佛门以后，这些会受到影响吗？

　　史国良： 不会受影响，比如欣赏一个美人，你依然可以觉得她很漂亮，你可以欣赏她，看她，但这只是欣赏，不能占有。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她美在哪。美就是美，你要勇敢地面对美，关键是你要懂得美，懂得欣赏。佛门除了“真”和“善”，在美这方面展现得还是不够的。如果说以前我作为画家是很有情的，那么我现在是很多情的，因为我的情感不能直接释放。所有的触觉都在感知，越是感知就越要约束，放出去要收回来。

　　《机遇》杂志：饮食上也是自己控制的吗？

　　史国良：当然，做就要做得规规矩矩的。

　　《机遇》杂志：如果有女孩子诱惑你呢？

　　史国良：我会婉言谢绝。因为宗教有这样的心灵约束，不能出轨。法是约束人的肉身的，宗教是约束人的心灵的，两者配合起来人才会活得比较自在，比较轻松。

　　《机遇》杂志：你作为一个艺术家投入佛门，和那些在寺庙里修行的和尚有什么区别？

　　史国良：如果真的让我到庙里去，我可能就不是我了，弘扬佛法有很多方式。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痛苦，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尚，觉得就应该到庙里去，让香火熏一熏才是出家人。后来我发现没必要，佛在心中，其实到处都有佛，体会到这一步，心里也就真正自在了。

　　《机遇》杂志：前一段对陈晓旭出家的问题也有很多说法。

　　史国良：像李娜、陈晓旭和我这样的文化人、艺术家等等，出家的时候会引起很多人的评说，大部分人是用一种世俗的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你一定是有什么事了，一定是为了逃避什么，先从最坏处想，从最俗、最烟火气的地方来看待你的出家行为，唯独想不到你是有一种信仰，其实这件事很简单，一旦人找到一种信仰的时候，他会不顾一切。但大部分人没有这种体验，所以只有少数人才会知道，这些人早就该出家，完全可以理解。

　　《机遇》杂志：你最初是被宗教的形式所吸引吗？

　　史国良：对，所有的艺术家都会被这种形式所征服，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他所从事的这一行其实已经是一门宗教了，当达到痴迷忘我、不顾一切这种境界的时候，它已经是一门宗教信仰了。与宗教最相近的就是艺术，而且它们都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丰子恺说人有三种境界：一是正常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宗教生活。宗教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为社会，当你找到这种境界又回到人群的时候，就是一种大境界。

　　《机遇》杂志：所以说你这样的出家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艺术活动。

　　史国良：也可以这样说，对我来说宗教和艺术是混在一起的，艺术就是宗教，宗教即艺术，这才是我的状态。我觉得好的艺术家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操，它是搞不好艺术的，一个好的宗教家、一个高僧，如果没有好的艺术修养，没有艺术家这样的心态，他也是做不好的，达不到境界的。

　　《机遇》杂志：你出家的时候父母是什么态度？

　　史国良：当时派出所的人找我母亲谈话，她被吓住了，她对我讲：“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当特务去了？可不能把咱们国家的秘密告诉人家啊！”呵呵，多朴实。

　　《机遇》你怎样面对你妻子和孩子？

　　史国良：当时我已经不顾一切了，因为喜欢所以想要出家，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太太和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不能理解，怕我，也恨过我，但他现在长大了，也开始绘画，我想他已经理解我了。

　　《机遇》杂志：街坊邻居怎么说？

　　史国良：他们看我穿这身衣服，以为我去拍电视剧了。呵呵。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可以以这样的形式干些事。通常人们传播宗教的形式比较单一，现在我可以用绘画这种形式，用美这种形式，告诉人们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如果只是简单的善，简单的美是不够的，要有一种感悟。人性是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东西，是大家都能读懂的东西，都能感受到的美好善良和温暖，这是一种理想，一种真正的自由。

　　关于宗教与绘画

　　《机遇》杂志：在西方，最高的艺术形式往往就是宣传宗教的，像拉斐尔的画，中国的敦煌壁画也是这样。

　　史国良：为什么叫人文主义呢，为什么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像拉斐尔等等的作品比中世纪的宗教画要好呢？他是把圣母当成人来看，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把神的光环减弱了，更人性化了，西方在处理神人关系的时候提升了一个境界，把这个权利，这个自由还给了人，把人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我在墨西哥看过一个博物馆，叫人类酷刑博物馆，中世纪各种各样的刑罚，刑具把人强制禁锢在宗教中，文艺复兴就是把人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心灵就打开了。这是当时艺术家们一个大的功德，这个功德不但影响到了艺术家自己，影响当时的社会，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影响全球的人。这种人文主义的空气太沁人心扉了。历史对我们性格会有某种影响，像“恨人有，笑人无……”在我们很多人心中都有，历史影响着我们，也扭曲着我们。最近去墨西哥参加一个名为“感知中国，同一世界”的画展，感触特别多，和当地艺术家交流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他们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文化，有时比他们自己知道得还多，但当我们下意识地问他们是否知道我们的艺术家时，在场的那么多人都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熟悉，他们知道长城，李小龙，天安门广场，但不知道中国的文化。我们在文化上引进太多，输出太少，引进了别的民族的文化，而输出的往往是具有政治色彩的民族主义，这是有问题的，不会被别的民族接受的。我们输出的应该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而不是民族主义。当然很多事我们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我自己去努力，在我自己的范围内做到一个极致，其他只能随缘了。

　　《机遇》杂志：你的画在市场上拍卖的最高价格是多少钱？

　　史国良：那都是市场给的，不值一提。这些价格跟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只有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做拍卖这种事情，仅此而已。钱太多也没有用，我也用不上。

　　《机遇》杂志：你在出家以后，绘画上的色彩有什么样的变化？

　　史国良：色彩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形式，形式是为主题服务的，主题需要这个色彩它就是这个色彩。通常我们在绘画中运用的色彩更多是为社会服务了，为了画中的“我”所需要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主题色彩很少，我现在找到我自己了，我就会运用我自己的色彩。

　　《机遇》杂志：有没有计划进行大型宗教题材绘画的创作？

　　史国良： 我一直在计划。藏族同胞为找到一种信仰常常会完成一个人类的壮举，比如像磕长头，可以一直磕几年。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盏灯。有一种意志，这是一种精神。我想把这个过程画下来，包括在大昭寺的所有仪式，添灯油，上香，都很人性化的，是人和宗教的和谐，是人找到宗教后的安详、自在、满足。

　　《机遇》杂志：你是怎样看待机遇的？你出家是不是也是一个机遇？

　　史国良：机遇属于每一个人，但你要有能力抓住这个机遇，需要有预见机遇来临时的那种智慧。我和佛门是一种机缘。前世有愿，今生有缘，乘愿而来，随缘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