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F4也有生老病死

岳敏君背后的笑脸人已成为他的标志符号。

　　在一千年以后的人眼里，暖壶是存钱罐，篮球是通过放气引人发笑的道具，而奥迪车则成了捕鱼工具……这就是被称为当代艺术F4之一的岳敏君带来的“公元3009之考古发现”展览。他将雕塑、油画、算盘、可乐瓶等看做1000年之后的古董，而展览现场则被布置为陈列这些“古董”的“博物馆”。


　　目前，该展览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岳敏君毫不犹豫地将此次新作仍归于笑脸人系列，而且表示对笑脸人这个形象会一直坚持下去，“也许失败，但我要做实行者。”

　　- 人物名片

　　岳敏君

　　1962年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1985年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1987年，还在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求学的他和四个同学一起受到“85新潮”的影响举办了第一次展览。

　　1991年春节他就住进了圆明园，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艺术家生涯。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画后来成为标志符号的“傻笑”，第一张作品叫《大狂喜》。从2000年上拍以来，岳敏君的作品在拍卖中一直处于几万到几十万元的区间价位。从2004年开始，价格持续攀升。2007年，纽约苏富比拍出的《金鱼》成交额1081万元，佳士得香港拍出的《画家和他的朋友们》成交额2048万元，岳敏君跻身千万元俱乐部，也与方力钧、王广义、张晓刚并称为当代艺术F4。

　　新作 颠覆文字、文化和信息

　　新京报：为什么你的思维跳跃到了千年之后？

　　岳敏君：看《历史研究》时，大部分讲的都是文化。可能我们社会选择的方式、为人处世都是文化的原因造成的。这些文化需要新的更新或代替，都没有进行过。所以我关注的文化的东西更多。

　　新京报：上次我听你说起这30年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就是《历史研究》，此书对你此次展览有什么启示作用吗？

　　岳敏君：大约三四年前,当时不是看完这本书后就想到要做这个展览，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心理需要吧，想找到问题的根本。

　　新京报：整个展厅的设计按照博物馆的陈列模式，作品解说也仿照了博物馆的说明方式。为何要借用这种博物馆参观方式来做你的作品？

　　岳敏君：通常(博物馆)是绝对能获得正确知识的地方。而我所做的那些东西都是不正确的，这种张力够。我要颠覆的是文字、文化、信息带给你的东西。借用考古方式，其实在说文字、文化的作用和力量。

　　新京报：“吉秃”、“新亚”、“狗春”等奇幻概念是怎么来的？

　　岳敏君：就是自己杜撰、想象出来的。整个前言根据非常正式的、描写中华大地文化的前言，只不过更换成“新亚”、“狗春”这些词。

　　新京报：油画《公元3009》，“新亚人”指着天，是在反讽传统文化中夜郎自大的症状？

　　岳敏君：这个动作是佛诞生的动作，是惟我独尊。借用传统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形成，也表明我杜撰的这个民族并不是没有文化的。

　　新京报：你好像一直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

　　岳敏君：所以在《公元3009》中的新亚人，就变成不是一个真实的佛像，而是一个个体的我，和一个虚假的民族背景。

　　新京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从何时开始？

　　岳敏君：比较有意识的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去西方做展览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发展也是步履艰难，问题挺多，那时开始思考。

　　新京报：思考的结果呢？

　　岳敏君：所以我一开始画的都是场景系列，将名画的主要人物去掉。有一种缺失感，不在场。引起大家对文化的认识。

　　风格 坚持有副作用的符号创作

　　新京报：你希望此次展览成为你的一个里程碑吗？

　　岳敏君：不应该吧。还是延续了很多过去的东西。我也感到有些困惑，我过去画的形象本身、思维的定势和模式，自己也很难跳出。人不管怎样思考，总是有思维的边界，这是很苦恼的事。

　　新京报：在展览中，依然看到你那招牌的笑脸人形象。在“宋庄出土”的展品中，你给出的解释是：祭祀用品，长期饥饿形成合不拢嘴巴。这与你早期创作笑脸人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岳敏君：这种饥渴不就是对物质的一种饥渴吗？这一阐释跟我早年创作的动因有潜移默化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期，觉得什么压力都很大，知识又那么弱，自己又没有很准确的知识，所以想胡来一下。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创作的笑脸人形象依然存在，但你所想要表现的状态是否已经改变了？

　　岳敏君：我自己没有梳理过这些。梳理这些无异于自掘坟墓，对自己不利。过去的东西就过去了，这样也许更自由些。

　　新京报：你2006年创作过《寻找系列》，是对“傻笑系列”的一个摆脱吗？

　　岳敏君：其实，寻找系列是笑脸人的大脑。笑脸人感觉到很迷茫，而且不知道有什么出口，所以表现出一种迷宫的感觉，这是笑脸人系列引发出来的。

　　新京报：这次展览也是笑脸人系列中的？

　　岳敏君：也是，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笑也隐藏在这个展览背后。大家看展览时也许没特别觉得人物笑是主要的内容，反而成了一种背景。

　　新京报：是觉得这个傻笑没有必要去改变吗？

　　岳敏君：这也是一种困惑。人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范围，很难逃过自己设置的逻辑。所以我也不想挖掘过去，我也希望在某个时刻突破自己的逻辑。一直坚持画这个笑，是我想知道它的背后是什么，到底能够发展成什么样，转变成什么样。

　　新京报：当代艺术被视为高度商品化的东西。你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不变，是否会给人以生产线作业、模式化消费的感觉，纯粹投艺术市场所好？

　　岳敏君：它的副作用就是这样。但不能因为有这种副作用就不去坚持了。

　　新京报：但这种副作用有没有使你受到很多批评？

　　岳敏君：我倒没思考。我不管，也许这样做是完全失败，但我要做一个实行者。

     热炒 那是西方带着情绪的投资

　　新京报：北野武去年拍了部电影《阿基里斯与龟》，是讲艺术家的。里面有个小细节，一般的画，经过画廊经纪人的包装可以被当成大师级的画，真的存在一个“画坛”体制吗？

　　岳敏君：绝对不可能，这是想象的。我原来在上海看一部法国话剧，是徐铮他们演的。艺术家在白布上什么都没画，但收藏家买了。大家就说其实这就是皇帝的新衣。这个法国导演绝对不懂艺术，不懂白布的意义。

　　新京报：那真正的艺术规律是怎样的？


　　岳敏君：如果说有100个艺术家，大家都在抱着不同的观念创作，不是说这100人都有价值，也许只有1个人，也许是0.1个人。这需要时间、知识不断地淘汰和比较对比，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选出最有价值的。不是每个人弄出一个什么东西就行了。

　　新京报：现在西方热衷于追捧中国当代艺术家，数量上我们看到的不止是0.1个艺术家、或者1个艺术家，而且时间也并不长，里面有没有炒作成分？

　　岳敏君：你说的都是投资，有判断和情感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中国当代艺术最后发展成什么样，还需要很长时间。有很多人抱着很大的希望，觉得能创造很大的未来，于是对这些艺术家抱着一种情绪去收藏。

　　市场 F4应该接受生老病死

　　有观众认为岳敏君的新作对千年后生活场景的想象是现成品，对此他表示如果对所接受的文化有批判，就会与他站在一个角度来看。

　　新京报：你和画廊之间好像一直采取比较松散的合作方式？

　　岳敏君：画廊的寿命还没我长呢。它已经倒闭了，我还在创作。我觉得我还能凑合着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感觉，这个挺难得的。

　　新京报：去年下半年以来，因受金融危机影响，当代艺术市场显现颓势，这种市场变化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岳敏君：中国的创作环境导致了需要更广泛的接触。画廊的历史比艺术家短，你有时还要教画廊怎么办。它也帮不了你什么，反而会帮倒忙。画廊的状态要完善，我觉得不比一个艺术家成长简单。

　　新京报：十几年前一幅画几千几万元，今天已是天价。你现在的画价那么高，是不是很高兴？

　　岳敏君：全国的老板、收藏的人都高兴，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而且由于价钱的原因，社会对艺术的关注程度获得了空前的高涨。要这么说，作用还挺大的。对我个人也是如此，过去哪有人管我啊，也没有人采访，我说的东西也没人听，现在有人听。

　　新京报：你会去关注自己作品的拍卖结果吗？

　　岳敏君：在场的认识我的朋友会打电话给我。所以没办法，我马上就知道了。

　　新京报：现在经常在讲艺术家的画作卖出了天价，但这个天价中，艺术家究竟能分到几成？

　　岳敏君：艺术家是这个链条中最弱的。就像农民生产粮食，这个价格不是农民自己定的。是由这个社会供求关系定的，还有别的国家有没有发水灾。他想自己卖两块钱，是不行的。他只是最初级的生产者。

　　新京报：现在市场成了惟一的判断标准，这是当代艺术发展的幸还是不幸？

　　岳敏君：幸和不幸需要时间来回答。从最表面现象来看，过去关注个体思想现在已经扩大了。多少年轻人抱着一个状态去独立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比过去那种大家都画一种风格，或追求某一种所谓正确风格的时候要好多了。

　　新京报：媒体将你与张晓刚、方力钧他们并称为当代艺术F4，你自己知道吗？

　　岳敏君：知道。别人也会告诉我。

　　新京报：前不久英国“艺术战略”调查公司对当代艺术市场进行调查，指出“F4”成员已跌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前10位信心指数之外。你在意这样的排名吗？

　　岳敏君：这也是正常的。应该接受生老病死的状况。你要是不死的话，没有新的人来。

　　批评 对自己所接受的文化要有批判

　　新京报：开幕那天，跟圈内朋友聊起你的新作吗？

　　岳敏君：都喝多了，交流不起来了。

　　新京报：我能反馈一些观众的看法吗。有人认为你现在的新作都是现成品，再加上自己的杜撰。这种千年后生活场景的想象是小学作文就有的命题。是你现在没什么东西可做吗？

　　岳敏君：也许他说的有道理。其实我两年前在做这个展时就想到逻辑关系。但最后很多观众没有看到文字、逻辑，这些我真正要说的东西。他们只是看到表面的感觉，所以他看到了鞋啊这些现成品。他们不思考啊，这哥们为什么要用现成品。

　　我不用这种现成品的话，我无法来回答文字的作用和力量，和这种错误的状况。没法说清楚，所以只能运用现成品。

　　但是大家没有看到，也没有反照自己平常所接受的知识，对自己有一个批判。如果对自己所接受的文化有批判，就会与我站在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接受的东西都是正确的。所以看这种东西就不知道怎么看。

　　新京报：2008年上海双年展上，你的恐龙雕塑作品也遭到了观念匮乏等批评。

　　岳敏君：我觉得他们的知识系统完全有问题了。他们看艺术品时不是从艺术本身，社会背景出发。当然我觉得这样说也不是不可以，但大家要觉得那哥们说得有道理，就有问题了。也许要过很多年后，大家才知道我所做的作品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状况。这需要社会转换。

　　时尚 他们热衷艺术是因为需要想法

　　新京报：你和你妻子都成了时尚界的宠儿。为何时尚这么热衷当代艺术？

　　岳敏君：因为过去没参加这些东西，抱着好奇的心态去的，一看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现在热情减弱了。

　　岳敏君：他们需要想法，需要启发他们的东西。比如一个服装，也需要有感觉的人给他们一些反馈。

　　新京报：类似村上隆都已成了时尚品牌的御用“艺术家”。

　　岳敏君：他借用时尚的很多方式、方法，把自己的艺术注入在里面。他利用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艺术带给更多的人，这是他的聪明，也有能力做到。

　　新京报：那你能做吗？

　　岳敏君：我的东西可能还不适合。村上隆的东西更强调唯美的因素，他天生自然与这些东西结合得比较好。我的东西，还有点悲悯，放在时尚里有点破坏那些时尚。也许苦哈哈的(时尚)还可以合作一下。

　　新京报：你妻子是位舞蹈演员，你们俩平常就艺术的交流很多吧。

　　岳敏君：有讨论。类似去看舞蹈，她可能从技术的角度，我可能从观念角度看得多一些。对于舞蹈，我在北京生活时间很长，我知道怎么选择。凡是政府间交流的文化项目就好一些，商业的一般水平低些。

　　新京报：听古典音乐吗？

　　岳敏君：我听过两次，但有一次还睡着了。她听得多些。

　　新京报：你和你妻子是看展览时认识的吧。

　　岳敏君：这不是很正常嘛。有点像办公室恋情。

　　新京报：对啊。展厅就是你的办公室之一。这样看来，你好像落入了俗套。

　　岳敏君：生活就是庸俗的。

　　采写/本报记者 李健亚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