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第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王林老师。王林老师欢迎您好!今年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是第二届，创始初衷您是怎么理解和看待的呢?
王林：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其实是酝酿了很久的事情，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做四川画派那个展览(何桂彦策划)，在文化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帮批评家都去了，在席间谈到感到中国美术批评应该有三件事把它做起来：一、批评家年会;二、批评家杂志;三、批评家网站。
当时已经有了批评家网站，但是觉得它的力度不够，比如说它还不如雅昌艺术网，也不如现在的“艺术国际”。
由于它的投资、网站的建设不够，还有对批评家的吸引力和组织力度可能也不够，那么当时谈到了组织批评家年会，这个事情光有批评家的愿望是不够的，因为一开会就要钱，最重要的能够做起来，当时得到了宋庄艺术促进会洪峰先生的支持，他当时一听很兴奋，而且说我们出钱来做。
所以当时定下来依托宋庄艺术节把批评家年会做起来(07年的时候)，07年做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是组委会主任贾方舟先生。
从一开始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是要把批评家年会做成中国美术批评家自发，自由联合，而且是一个民间的机构，还有在开始这个阶段，它只是一个会议组织，不是一个协会、也不是一个学会。
当然我们有想法是通过希望通过批评家年会逐年的召开，慢慢地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学会”。不是一开始要组成一个学会，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就这样去推动，这是在去年和批评家提出的。今年来说感觉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变成一个“学会”的程度，批评家年会这样一个民间、自由联盟的会议组织，主要干这样几件事：第一，开会;
因为中国的美术批评家在全国各个地方，如果一年有这么个机会，大家能够在一起就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流、互相探讨，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往次批评家的聚合都是出于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上海双年展要开研讨会请批评家去，但是它的主导是上海双年展，还有西安的文化产业论坛，批评家也去了，但是主导是人家文化论坛，批评家自己关心的问题，中国美术批评界存在的问题是自主性、独立性没有一个会议的机会来进行探讨，所以这实际上是中国美术批评家自己的一个平台。
既然要开会就相应地有规矩，怎么去组织。首先是在宋庄艺术促进会的支持下面建立一个组委会，这个组委会主要起得作用也就是把这个会议组织好，我们一开始就定了一个规则：组委会主任就是会议的轮值主席，称为轮值主席的意思是轮流的，由轮值主席邀请研讨会的主持人一到两名，由他们去构想今年要研讨什么话题，然后再把这个话题通知与会的批评家。作为一个会议组织要有基本成员，所以就有了学术委员，邀请了一批在中国美术批评界比较活跃的批评家、策展人作为学术委员，但不是学术委员会，没有这个委员会，学术委员的意思就是开会的基本成员。
因为我们既然要去研讨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当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那么就要有一批人持续关注这些问题，学术的意思就是比较活跃关心当代艺术创作的情况，批评的情况等等，就形成会议的基本队伍。
除此以外，会议要邀请其他的人。比如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化学者，不是美术批评家的其他人文学科学者，还有一部分不是学术委员的年轻批评家，因为批评家年会有一个很根本的宗旨就是要推动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的研究，同时要推举年轻的批评家、年轻的学者，有志于中国美术批评和中国美术的策展人这一部分人。
第二，文集;每一年召开年会之前编辑一本文集，编辑我们年会这一年(学术年)中国美术批评家自选的一本文集。大概每个人选一万到一万五千字之内，主要是这一年度里自己所撰写研究美术现象、美术事实、美术家、美术作品的文章。这个集子的编撰除了学术委员以外，也邀请很多年轻的批评家把文章送来，2007年的文集已经发行了，2008年也会在年会上印出来送给大家。这个文集有一个意义，起码大致能够反映这一年来中国美术批评一些主要的成果。当然，这毕竟只是一个会议组织，还有一些批评家没有参加，也许有一些批评家选的文章不完全能够代表自己的学术成果等等，当然我说大致能够代表，如果一年一年编下去，起码一份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文献就会成为一个系列记录下来。
如果一个研究者要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状态、发展变化，那么就有了一个基础文献，如果再收集一些其他漏掉的东西做起来就要容易一点，起码我觉得有这个意义。文集我们采取的是自选办法，这个方式也比较好，因为自己选的文章应该是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代表自己的观点，不是别人帮你选的，你的批评思想、思路，应该说对自己比较有代表性。
第三，评选。从一开始(去年)就有这个打算，评选的主要目的通过评选的活动、相应奖励的办法实质性地对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有所推动。这个考虑可能和一些媒体所做的评选活动不一样，可能媒体是为了造声势、影响，意图不太一样。因为批评家年会有一个宗旨就是推出年轻人，另外也要把中国艺术和批评的成果通过这个评选表达一种评委的选择。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选择，批评在本质上就是对艺术现象作出选择，然后进行判断、进行价值判断。
当然，这样一个评选的考虑是经过了比较长的酝酿，因为批评家都是自由联合的，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看法等等，本来是准备去年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但是关于评选的规则、奖励的办法、奖项，这些东西的意见的分歧比较大，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磨合、协调，去年(2007年)没有进行评选。去年我们从构思到召开这个年会差不多就有两个月的时间，所以时间比较紧张，那么就把这样一个评选活动大家决定拿到今年来做。
批评家年会设置了四个奖项：第一、年度批评家奖;这个奖指44岁以上的批评家，为什么有这个界限呢?因为青年和非青年，从来就没有一个界限都是大家凭感觉，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根据，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界定，44岁以上含44岁称为“青年”，以上就不称为青年了。我们觉得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这个说法比较合适，因为要评选青年人怎么评选，谁在青年范围里面，所以我觉得就定下来。年度批评家奖的奖励办法是由年会支持者(宋庄艺术促进会)提供机会到国外考察一次，费用三到五万凭票报销，当然只能评一名。
第二、年度青年批评奖;这个奖项年龄是44岁以下含44岁，主要还是用来评选那些年轻批评家当中有显著的成就，而且很活跃这样的人，它的奖励办法就是在第二年的宋庄艺术节上，邀请他(她)策划一个重要的展览，这个奖项也是评选一名。
第三、年度艺术家奖;当然年龄也是44岁以上含44岁，评选一名。
第四、年度青年艺术奖。当然也是评选一名。
后面两个奖项的奖励办法都是由批评家年会为这两位获奖的艺术家召开一个专题的个人创作研讨会，然后由会议的主持者为他们写一篇研究文章。开研讨会以后为他们专门撰写一篇研究个人创作的文章。其实从这样的奖励办法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了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有一种实质性的推动。
主持人：作为美术批评这一块，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八十年代以后才起步，批评家年会是民间的姿态，也有网友问以后批评家年会会不会稳定下来、官方化?
王林：怎样才能不成为官方化或者半官方化的机构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关键问题：第一、它是自由联合这样的一个会议组织;这个自由联合包含着每个批评家都是独立的，所以你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你可以对年会的任何事情进行批评，而且你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首先你是一个独立的批评家，这是一个前提，是独立批评家自由的联合。
第二、一个会议组织需要“组织”。在组织方式上面去考虑有它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组委会每七个人每一年要替换两名，也就是说要从学术委员里面去替换两名，替换两名的原因是流动的，但是又有一定的稳定性，组委会的主任(轮值主席)是轮流的。我们的学术委员也是流动的，如果一个学术委员不来参加会议，又不提交论文，也不参加评选，也不提名，如果连续这样两年就自动放弃学术委员的资格了，我们就会有新增的学术委员。当然一个会议不可能规模无限大下去，在中国五六十人的会议已经很有规模了，而且还有一个经费问题，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你要把长期做下去肯定要考虑。
它有学术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流动性，这是一个考虑，包括我们的评选评委也是流动的，有一个规定，评委不能连任。今年的评委明年就不是评委了，而且组委会的人员只能是轮值主席参加评委会，而且不作评委会主任。主任是评委民主选举的，所以这些构思和想法其实就是要想做成一个自由联合的批评家会议组织，但是又不让它变得官方化或者是官僚化。所以保持它相对的民间性，还有自由联合体的形态，对批评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年会也不是说要把中国批评家一网打尽，有些人邀请他(她)也不愿意参加，我们也很尊重他，而且你也可以不参加批评家年会，也可以永远不参加，这样也没关系，也可以选择连续两年不参加你的工作就可以自动退出。
它就是一个自由进出的地方，但是做一件事总要有一定的组织、一定的方式，只要我们不把这样一种组织方式和组织机构变成一个官僚式的存在，我觉得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个原则就是民主、公开、透明。评选了年度批评家、年度青年批评奖、年度艺术奖也好，评选了之后大家就会有议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批评，这几个评委就要对评选负责，大家可以品头论足，而且也没有说这就是不代表什么，它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某一个部门，它只是一个这样的批评家自由联合体。这个联合体选择了几个评委，由他们来做判断，这就是评委的判断，包括他们的获奖理由提供出来，然后接受社会的检阅。这是一群批评家他们想做一些有利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这么一件事而已，没有必要用我们平常那种心态，一下就把它看成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政府机构、代表某种权力，当然你要说这里面有没有权利，起码多少有点话语权，但是这个话语权是可以用另外的话语挑战、批判、挑剔它的。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主持人：网友还有问题：今年批评家的议题和议程是什么样的?
王林：由轮值主席邀请一到两名批评家，他们根据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来拟定议题，然后相互讨论之后确定下来。今年我们邀请皮道坚和李公明两位先生作为会议的主持人。
会议议题是由他们拟定的，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可以就作为会议的议题。但是要说明一下，所有每年的议题里面都要包含其中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对批评自身的反省，就是对这一年来批评活动自身的反省或者关于批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肯定要包含在里面的一个因素。
议程的安排是这样，因为批评家的活动比较频繁，而且大家比较忙，聚在一起挺不容易，所以这个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大致年会有一个简短的开幕式，这个开幕式主要由年会的轮值主席来对这一年来年会的工作作简短的工作汇报，大家照照相。
接下来，分成上下午两场，请皮道坚老师和李公明老师分别主持，至于在上下两场的会议当中，他们怎么去安排时间和考虑发言者的协调，这个就交给他们去负责了，跟我就没有关系了，我就把会议交代给他们了。主要的时间是用于与会者的研讨，毕竟来了几十个人大家发言机会有限，最后可能在交代和年会组织方面的事情。
现场研讨我们没有采取像国际上时间很长的研讨会宣读论文的形式，这种感觉到对年会来说不是很合适，因为我们的论文已经在会议之前有文集印出来了，发到各个与会者的手里，不采取在年会上再去宣读论文，这样会耽误很多的时间，主要还是采取围绕议题大家现场讨论这样一种方式。
主持人：批评来源于口头，然后是报章，现在到了网络时代，网络上也会有不受制于印刷的批评方式，我就特别感兴趣的是开研讨会的方式，这种互相之间的意义会不会回到批评的本源，开会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王林：我个人觉得批评是两个要点：一、批评是分歧;当中国人用“批评”这个词，台湾人用“艺评”这个词，回避“批”这个概念，“批”这个概念就是说人家不好，在日常生活当中，某某某批评谁可能是说他不对、不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专业圈里面，在批评界这个词语其实来自于西方(翻译)，有时候容易引起误解，好象批评家也好，对一般人说我是批评家，人家就觉得你是说我坏话的人，不愿意和你打交道。
所以我要强调一点，其实批评不光是说不好，它就是分析，分析好还是分析不好，关键不在于说好或说不好，而且在于说为什么不好，为什么好，这才是分歧。不管是用口头的方式、书面的方式，我觉得都是这样。
刚才你提到网络，网络这种文化或者传播有一个特点，及时、互动，所以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考，没有太多静下心来可以慢慢思考。网络这种批评(我个人觉得)有点夸张，容易夸张，容易极端，因为不夸张、不极端引不起别人的注意，网络的交谈需要引起一定的注意，比如说什么话，人家要回你的帖子，对你用的某个词一下敏感马上上来，你都说得比较平常的话，网络这么多空间干嘛要和你讨论，不弄点什么东西引起注意，大家不会理你。
网络对人有诱惑，让你比较夸张、炫耀，让你说出一些不加思索没有多少分歧的话，我不知道我的体会对不对，但是我看网络，我和网友之间的交换意见的时候，我有这个体会。但是，我觉得它不是我说的分歧，而我说的第二个概念。
二、启发。你说到研讨会，研讨会现场这种讨论，老实说更多的是启发，在现场人家发表了一个不同的意见你有什么反映，引起你的反映，这种就跟网络那种谈论有点差不多，你不论说我下去慢慢想再来回应来不及了，必须作出现场的反映，我觉得也有好处，可以培养你很敏锐的思维，所以研讨会更多还是一种启发。
我对网络来回的讨论，我的体会也是一种启发，即使人家说得很极端，甚至骂你，说不定他某一点骂得挺对的，你不要太在乎。我经常把我面对的网友往往想象成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喜怒哀乐比较鲜明，有时候说好话，说得你感到很肉麻，但是也挺高兴的。有时候说坏话说得你挺心疼的，但是你无非就是说他有点像一个“野蛮女友”。
但是，一般来说我还是比较关注那些有一定分析的网友意见，愿意和他们讨论，个别网友只是想骂上门来，那就没有必要回应，而且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折腾。所以我觉得其实开研讨会也好，上网也好就是一种交流，但是你就看重相互之间有启发、有分歧的交流就好了，淡化其他的东西。
主持人：年会的经费筹措问题来源是哪里?
王林：第一届、第二届是由宋庄艺术促进会来出，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批评家年会大致要用五十万左右。其中，我们就考虑如果各地的艺术机构能够出到一半，那么这个会议就可以摆到别的地方去开。这样不够的话宋庄艺术促进会仍然愿意有保底，这样有一个好处主要想批评家年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开，对当地的艺术创作也有一个促进。反过来，也让我们的批评家看看各地不同艺术家的创作情况。今年本来是要在成都开的，我们准备围绕批评家年会做一个艺术周的活动，后来因为汶川地震所以就没有筹划起来，当然以后会有这样的举动。
主持人：带着批评家来组织年会，累不累?好处理吗?
王林：不好处理，首先不是我带着批评家来做年会，这个概念不能是这样。有时候是别人带着我参加年会，只不过今年是大家委托我来做轮值主席，我觉得轮值主席应该是一个“义工”。他其实在这一年来，我们前前后后有过很多次的协商，我们没有用宋庄艺术促进会的钱。比如说要组织一个年会，肯定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人又在全国各地，怎么做呢?所以今年我就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在成都做一个展览，我们把组委会的人邀请过去，然后我们一个方面参加那个展览，就顺便在成都召开一个“成都会议”把批评家的会议商量一下。
这样的考虑，一个是节约整个批评家经费的耗费，减轻宋庄艺术促进会的负担，当然要做成这些事情，是要费点精力，包括编文集，其实也是需要带我的一群研究生来做这个事情，也需要一定的投入，轮到谁，谁就多付出。
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做有意义的事情累，为什么?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们做艺术、批评也好，其实有一个理由就是你喜欢它，你热爱它，你有兴趣去做，既然是这样，其实你能干成一件事情，这就是一种愉快和享受，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做得漂亮一点尽力而为，我觉得更多是一种愉快，有时候我觉得付出也是回报。你付出了得到的回报是满足了自己的兴趣和热爱，这就是一种回报，这就可以了。
主持人：在中国艺术发展当中，批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成分构成。在将来批评家年会在艺术的生态发展中作用将会是怎样的呢?
王林：我觉得在整个艺术生态当中，大家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情，只是其中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如果我们做一件事只要是有利于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能够持续地做下去，我觉得它就有意义。所以我觉得不在于你事情本身突如其来、发挥多么大的影响力，一定要震惊世界，把纽约的大楼炸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我觉得别这么想，在中国做事情需要有耐心，需要持续性，需要一种坚持。
批评家年会当中的文集、评选这样一些事情，如果长期做下去，十年、八年、二十年以后，回头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意义就彰显出来了，当年我去做上海双年展的时候也是这样，把这个体制建立起来的时候要有限，但是它能够延续地做下来，意义就彰显出来了。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在中国不管是搞艺术、搞批评也好或者做学术研究也好，你可能没有尽情发挥的机会，但是你有尽力而为的权利，你应该尽力而为地去做一件事情，而且坚持做下去，坚持的过程当中你实际上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实际上是自己和做的事情同时生长的过程。我觉得它总会长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来，这就可以是期待。
主持人：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网友的参与。下期访谈节目再见!
来源：艺术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