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很多地方把文化遗产保护“政绩化”了

　　作为作家、画家、文化学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久前，他又获聘国务院参事，令人瞩目。近日，记者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采访了他。谈话中记者感到，除了兴趣，让冯骥才30年来一刻也不曾停步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时代赋予他们那代人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

　　记者：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还是您的作家身份。在改革开放初期，作为伤痕文学、文化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您对小说的功能、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都作了深刻的反思。您是怎么看待那段时期的文学创作的？

　　冯骥才：我在“文革”以前主要从事绘画，而不是文学。“文革”中我受了很多苦难，但这不仅是我个人的经历，关键是我们民族、国家与人民在那个时候经历了巨大的坎坷。所以我们这一代作家天生就注定有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渗到骨子里去的。关于这一点，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讲作家对国家对民族所负有的责任。在本世纪初，我写了一篇《文化责任感》，讲到对于文化的命运和文化的未来，作家也负有责任。直到现在我在做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都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文化生活比较单一，媒体也不多。粉碎“四人帮”后，文学作品勇敢地、真实地面对生活、揭示生活、认识生活，和人民一起寻求国家民族发展的出路，一起认识过去，面对未来。那时候的文学不是作家的文学，是整个社会的文学，人们在作家所创造的精神平台上来进行思考与对话。所以这时候的作品一问世反响就极其强烈。我记得我写《啊！》、《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雕花烟斗》这批作品的时候，几乎每个作品一出来，读者的来信都会有几麻袋。而且来信很多是纸页粘在一起的，读者写信的时候一边流泪一边写，泪水使信纸粘连在一起。那时文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事业，整个社会处于激动的时代。党和国家也在思考“文革”的历史性错误，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走向改革。作家也跟党、国家和人民一起思考改革。那时候的创作没有人强求，上下贯通，整个社会是一致的，社会思想的大潮驱动着每一个人。我觉得作家创作作品就像向水里“扔石头”，你一块，我一块，刘心武、蒋子龙、张洁等都在“扔石头”，每一块“石头”都激起许多浪花。

　　记者：您在《神鞭》、《三寸金莲》等作品中对传统文化做了深刻的反思。30年过去了，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否也有所变化？

　　冯骥才：《神鞭》最后有一句话：“辫子剪了，神留着。”这句话就可以作为回答。傻二的辫子最后让洋枪给打断了，但傻二没有让洋人给吓住，后来成了神枪手。你别看辫子剪了，但是神留下了，玩洋的也能玩到绝的地步。这是我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看法。我现在所要保护、抢救的也是中华文化的神。如果我们不抢救自己文化的神，那么我们玩来玩去还是玩洋人的神，就没自己的神了。

　　记者：相对来讲，写作是比较个人的事情，而您后来所从事的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则需要协调各方面关系，需要争取资金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冯骥才：困难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过程中始终存在，但每个阶段的情况不同。初期的困难是你的声音没有反响，像在空谷里呐喊，没人回应。现在好了，上上下下都有了反响。但也有一个问题，文化遗产保护到一定的时候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文化遗产保护大家是认同了，但在很多地方又被政绩化。表现出来往往是在“申遗”之前很下功夫，“申遗”一旦成功反而不用劲了。因为不少地方喜欢做面上的、能够很快出效果的事情，而“申遗”以后日常的保护很难跟政绩挂钩。但文化遗产实际上更需要“申遗”之后的保护。

　　近一段时间我在任何地方演讲，都讲全民保护和科学保护，这是我现在最想提的两个观念。第一，不应该只是政府保护或专家保护，因为文化是属于全民的，只有全民行动才能保护好，全民保护是个关键。现在我们国家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将近1500项，实际上七八千项都不止。但我们的学者是有限的，比如中国民协，现在学者不足1000人，在各个地域很辛苦地做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基本上是捂得了东边捂不了西边。前年中国文联和中国民协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评选民间文化守望者，给那些辛辛苦苦、默默无闻地从事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人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但我觉得评出的民间文化守望者仍然是为数极少的。

　　还有一点就是科学保护，无论从“申遗”前后的保护，还是后来的旅游开发，应该主要听专家的。只有专家从学理上和科学性上拿出一整套的方案，我们的保护才能做好。去年我们在广西考察苗寨，看到一些地方人们用五彩的油漆把以前的苗寨全涂了，为的是开发旅游。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指导他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多方面的，比如博物馆保护、传承人保护、教育保护、法律保护等，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科学保护。

　　记者：天津是您出生、成长的地方。您为保持这个城市的历史文脉也做了大量工作，你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来做这些工作的？

　　冯骥才：改革开放后，城市大规模的改造是一个高潮，全国很多城市，尤其是跑在前边的城市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当时有一个词叫“旧城改造”。为什么不叫老城、古城，而叫旧城？因为人们没有看到其中的精神内容、文化内容，而是主要看物质的内容，只有物质的东西有新和旧。但从文化人的角度来看，被改造的旧城里含有大量的文化遗存，有很多城市本身的记忆。城市是有命运的，有个性的，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记忆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和破旧的城市混在一起。那个时候因为人们的物质需求很强烈，城市改造的力度很大，来不及去分析这些东西。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如果那个时候用科学发展的观念对整个城市进行研究，每一个城市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有哪些东西支撑着？哪些东西保留着这个城市深刻的记忆，反映着这个城市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那该多好。但那个时候都考虑不到，只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在粗鄙化的改造过程中，文化人应该做些事情。当时我们请了七八十位各方面的专家，有城市规划师、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博物馆专家、摄影师等，把天津的老城整个做一个全面的调查，把重要的建筑挑出来，然后记录下来。一共拍了3万多张照片，最后选用两千多张出了4本画册。当时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我给市里领导每人送一套画册，每本书上我都写一句话：这是您心爱的城市。包括规划局、建委的，都给他们送，让他们意识里有这个印象。后来天津原来的租界能留下很多老建筑，跟这套画册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者：作为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各个时期虽有侧重，但没有一个偏废，您是如何处理这三者的关系的？

　　冯骥才：我实际上是四个身份而不是三个，我还是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学院的各种展览、活动，大量的科研、教育都由我负责。我是一个四面出击的人，文学、绘画、文化保护，都不放松，同时进行着。学院方面我是低调的，没有对外宣传。我们整个的科研正在全面展开，目前正在投入几百万元做一个非常高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还在全面建设一个人文图书馆。四面出击的状态符合我的个性，我就是喜欢什么事都同时做，喜欢穿插着做。

　　我觉得人有很多情感、情怀需要表达，形诸文字就是文学，形诸笔墨就是绘画。但我也有很多对社会的思考，对社会的责任，这时候我可能去做文化的事情。有的时候忽然有学术的兴趣，可能就到大学找老师或我的研究生研究某一个课题。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乱的，但在我脑子里是不乱的，所有的线索一条条都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