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北京798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东京画廊+BTAP(北京)于10月12日(周日)联合主办第二届“新・朦胧主义”群展。
延续首届“新・朦胧主义”展的理念，本年度邀请了建构和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水墨艺术理论和创作观念的批评家皮道坚先生担任策展人，并聚集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日本地区的21位艺术家的出品，他们是王舒野(中国)、徐冰(中国)、杭春晖(中国)、曾健勇(中国)、蔡广斌(中国)、吴强(中国)、朱建忠(中国)、叶剑青(中国)、泰祥洲(中国)、丁蓓莉(中国)、文凤仪(中国香港)、林东鹏(中国香港)、林于思(中国)、邵文欢(中国)、沈勤(中国)，刘美育(中国台湾)、张诠(中国)、张天军(中国)、石井友人(日本)、高桥淑人(日本)、SHIMURAbros(日本)。本次展览将呈现包括绘画、摄影、装置和多媒体等多种视觉语言形式。
“朦胧”一词最早出现在绘画史上应追溯到日本的明治时期。当时，对冈仓天心“新日本画”思想深感共鸣的日本画家菱田春草、横山大观等人，在学习了色彩丰富的西洋绘画之余，尝试摆脱日本传统绘画的束缚，努力摸索一种全新的表现方式。画家们不主张延续日本传统绘画中强调的“书写性”的“线”，而是改用不同的色调渐变来营造出丰富的视觉层次，使得画面拥有一种清淡而蔓延开来的“朦胧感”。他们的笔触也不是仅仅满足于描写空气、光线等自然质感，更多地是想将一种具有东方性的情感和精神观念，投射到画布之上。然而，对于他们的这种创新，当时的批评家们纷纷表示质疑，认为这仅是将东西方绘画进行的拙劣的“折衷”，并将此类重色彩浓淡且画面模糊的作品蔑称为“朦胧派”。可时至当下看来,这群艺术家的革新与努力对日本的绘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仅日本画家如此，在透纳、“印象派”以及和“朦胧派”同时代的美国“色调主义”等西方作品中也都能找到类似绘画表现的影子。20世纪初，冈仓天心和横山大观前往美国时，作品曾在当地大受欢迎，其缘由想必多少与“色调主义”在当时广为盛行的背景有关。而诸如此类的风格，在中国宋元时代的山水画抑或东洋绘画的历史中有着怎样的表现与位置，也是本展览期望侧重探讨的话题。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绘画一直如此相继交错又多元地发展着，本次展览旨在用国际性和历史性的视野对当代的艺术表现进行重新审视并探讨。
关于“新•朦胧主义”的专题研讨会将在10月11日14时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举行，届时将有包括皮道坚(评论家兼策展人)、张志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教授、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同济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魏祥奇(中国绘画史博士、中国美术馆馆员)、王璜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彦伶(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北京798文化创意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田畑幸人(东京画廊+BTAP总监)在内的多位业内资深人士到场进行主题学术研讨。
展览开幕仪式与接待酒会将于10月12日下午3点开始。
作为文化概念的“新朦胧主义”
——皮道坚
以“新朦胧主义”为题的展览从2013年开始，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为了追寻在被称作“亚洲时代”的21世纪，东亚究竟有什么样的表现与思想是共通的，东京画廊田畑幸人先生主张回到历史的原点，通过回溯历史来寻找其中的答案。这便是2013年东京画廊＋BTAP举办“新朦胧主义”第一回展览的缘起。承蒙田畑幸人先生邀请我与他共同策划本次“新朦胧主义”展览。通常作为策展人，我一般不会接受设定好题目的“命题作文”。但是“新朦胧主义”这个题目却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次“例外”的合作吸引我的是“朦胧主义”和“新朦胧主义”这两个母题的历史和现实的上、下文关系。基本上说，“朦胧主义”在日本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现代绘画滥觞期的开始，也意味着全球化时代的最早发端。或许我们可以说，“朦胧主义”是面对全球化挑战最早的民族主义立场绘画实验。相比当时的中国，这个实验更多是语言层面的，而且没有反对“殖民主义”的悲情色彩；相反它更类似于今天中国乃至东亚的基本状况，即全球化对于本土艺术的影响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不可逆转的现实，而所谓民族文化的自觉乃是在了解而不是对抗全球化的前提之下展开。（去年“新朦胧主义”展画册中艺术家王舒野的文章就深刻地反应出这种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朦胧主义”到“新朦胧主义”作为一个展览的议题，实际上是在本土和全球的文化张力关系之中，思考传统绘画语言及其相关媒介的转换问题。“朦胧主义”和“新朦胧主义”本质上皆是东方绘画面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反应，也是面对全球化压力的一种自然的条件反射，这一张力关系百年以来未曾改变。更何况今日之艺术，媒介革命已经开始数十年，绘画的纯粹性不再存在；与此同时，艺术开始强调文化政治立场和社会介入，所有的这些都加剧了这对张力关系的复杂性。特别在新保守主义抬头的东亚各国，考察这种张力关系中艺术变革的可能性和东方绘画的世界性价值似乎有着特别的意义。
很多欣赏者，特别是中国的欣赏者多以为“朦胧”就是不清晰和模糊的意思。就像19世纪的法国，有人把马奈和莫奈的绘画称作“印象派”一样，仿佛人们总是习惯于用“不清晰”、“不明确”来指涉那些文化中新出现，却难以被定义的东西。此种现象古已有之，如中国北宋时期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创“米氏云山”画法，便被时人嘲讽为“解画无根树，能描懵懂云”，而画家米友仁则反唇相讥称自己的画“非具顶门上慧眼不足以识”。展览主题中的“新朦胧主义”其实对应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美术史上的一段特殊的历史——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2｝由冈仓天心倡导、以菱田春草和横山大观为代表的“朦胧体”绘画。关于日本美术史上的“朦胧主义”魏祥奇先生的文章中已经有了非常详细的论述，本毋庸再赘，然为求行文晓畅，以下仍就某些议题做几点简单归纳。
“朦胧主义”实际上是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其本土艺术家试图在本土绘画中寻找新的资源以与当时流行的西方绘画融合，从而让本土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力的艺术革新运动。作为艺术史现象，我以为其中有三点值得今天的我们重视：一，和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画问题论争略为不同的是，相比当时中国的国粹主义氛围，日本的整体氛围是崇尚西方文化的，由政府主导甚至出现了主张全盘西化的“洋画运动”。“朦胧主义”在此上、下文语境中，虽然是在向西方学习和融合，但其实是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二，“朦胧主义”采取的方法是学习西方绘画的写实表现力，在此格局下，以横山大观、菱田春草为首的艺术家开始取消线条的结构性表现力，加入日本绘画中的特殊的色彩表现力。更耐人寻味的是把受中国绘画特别是受南宋画派“刘、李、马、夏”尤其是梁楷、牧溪等人影响的水晕墨章加入进来，以追求朦胧透明的效果；三，与此相关的则是，尽管“朦胧主义”在日本的出现还有更广阔的背景：日本现代美术的推动者除了冈仓天心以外，来自美国的芬诺洛萨其实是现代主义者；当时已经在欧洲流行的特纳风景画和受其影响的印象派，对后来考察欧洲绘画的横山大观、菱田春草、下村观山等人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把“朦胧派”当成是受西方绘画启发的日本画系统内的“印象派”运动（更何况“朦胧”和“印象”两个词是如此地接近），二者都是取消绘画固有的结构空间，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朦胧派”采取的却是水墨的方式。
“朦胧主义”相距印象派的出现将近五十年，虽然规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就两个运动都面对各自的文化议题而言却多少有些类似。对“朦胧主义”而言，是笼统的西方绘画入侵的问题；而对于印象派而言，则是如何对待西方古典绘画遗产的问题。西方古典绘画所遵循的透视原则和理性精神实际上是和笛卡尔哲学相对应的，都是古典精神的体现；而从19世纪以来，整个现代绘画的革命则是和启蒙主义崇尚的科学精神一致，是一个取消古典文化的统一性，弘扬个体价值的过程。所以从印象派开始，到后印象派，再到至上主义，抽象表现主义和极少主义，主题、形象、结构这些东西都被逐一驱逐出绘画的领域，而材料、媒介、空间则成为了新的绘画解体方案。这100多年来的绘画发展确实是一个形象从模糊到消失的过程。朦胧主义和印象派绘画的相遇还有另一个因缘。那就是18世纪末期，英国水彩画中纸张的变革。这时的纸张开始具有遇水后发散的效果，也就是开始从类似水粉的效果发展成接近于水墨的效果。于是有了特纳和印象派对于日本绘画的兴趣，而这个兴趣又经过朦胧主义带回到日本绘画中来。
因此，我个人觉得，谈论“新朦胧主义”或许能带来一个契机。除了上面谈到的在一个全球化与区域文化的张力关系中考量东亚艺术的若干可能性以外；是否我们也可以尝试通过这一因缘，在现代绘画语言逻辑的语境中重新考察21世纪水墨及其相关媒介的实验。因为8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论述水墨文化，总是放在中西文化对抗的上、下文关系中来谈论。这种谈论方式固然有效，但是往往也会造成文化本质主义的误区。凭借朦胧主义和印象派绘画实验的这段因缘，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演绎一种“新朦胧主义”的文化概念（而不是风格概念），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之下检视当下创作的若干文化面向？由此，“新朦胧主义”或许可以成为美学家、艺术家、艺术史家、批评家和策展人之间一个可延续合作的项目，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品商标。
以此之故，我想借此次策展之机遇，接着峰村敏明和魏祥奇两位先生的论述， 进一步阐释对于“新朦胧主义”的一些思考。峰村先生认为“朦胧主义”表现绘画对象的朦胧感，“只能说它们实现了‘作为图像的朦胧’，却远未达到‘作为绘画的朦胧’”；言下之意乃是“新朦胧主义”是用朦胧的绘画语言或“绘画语言的情调”来进行表达，通过笔触来显现绘画的生命意象，而笔触在其看来乃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魏祥奇先生引用日本文化中“间”的概念，认为相较于中国文化中“空”的含义，日本文化更注重“间”的关系，“新朦胧主义”就是要重新认识“空”、“间”的存在，唤起对心性和自然真义的敬畏。在我看来，“空间”由“空”和“间”两个因素构成，“空”标示着维度，而“间”则是一种心理感受。两位的思考，如果能再推进一步的话，那么“新朦胧主义”并非是风格或者视觉样式的标签，它所指涉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假设把艺术家和世界作为两极的话，那么艺术作品就是在两极之“间”的一个停留。它是对两极的同时反映，但是却又游离于两极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标识的是自我和现实之间的心理距离。的确，我们可以把“新朦胧主义”定义为一个主体“间”性层面上的文化概念。
沿着这样的策展思路，水墨性表达自然而然成为本次展览中一个若隐若现的文化母题；水墨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不同程度的体现和转换，也是本次展览的维度。除却严格意义上的“水墨画”创作之外，“水墨”在不同艺术家那里有着不同意味。蔡广斌将水墨和影像并置，甚至用水墨来完成影像。相比水墨画家，蔡广斌作品中的水墨就是一种和影像无差别的媒介，因此他创造了一种新颖的当代绘画形式和独特的当代绘画风格，而这种绘画形式与绘画风格又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史文脉又有着深刻而内在的联系。蔡广斌的艺术实践表明利用水墨这样的传统艺术媒材表达当下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或将水墨性、水墨精神与水墨方式植入层出不穷的新艺术媒介或艺术语言方式，都有可能成为东方文化精神的当下特殊载体。又比如在林东鹏的作品中，水墨是一个文化符号，而他采取的方式往往有些波普艺术的意味。他使用传统山水画作为符号。但是却转换了山水表达的材料；他画在大型的木板上的山水作品，穿插了很多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的现成品，从而在传统意境和现代生活，图像和材料之间形成错位的虚实关系。再往远处延伸，就是水墨被完全转换为其他的材料，本次展览的参展作品中，刘美育的“盐”系列，是笔触作为为主体间性存在的最好说明，让我们对艺术语言的感受和与世界接触的方式变得真切而生动，让我们已经退化与迟钝的感觉重新恢复敏感，获得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感知和观察。文凤仪的早期作品，将传统服饰和图案转移成空间语言。虽然保留了线条，但是作品的重点却在暗示线条以外的负空间，这种计虚空为实有的方式，颇有水墨表达的意蕴。文凤仪最新的作品又将纹样转化为类似抽象绘画的符号，进而加入书写性因素，并在不同的材质之间转换，其实延续的也是传统水墨中虚实相济的修辞方式。而这些似乎都可以归结为“新朦胧主义”对于“主体间性”表达。
本次展览另一个面向就是当代艺术中的家园故国意识。展览中出现的以家园、园林、彼岸为主题的作品，无论是沈勤作品中那写意的梦境的表现，张诠那种风雨飘渺的城市风景，或者丁蓓莉画中那朦胧的彼岸，还有林于思的作品中出现的孤独单薄的人物，都传递着我们这个喧嚣、繁华、纷杂时代的文化信息；也无论是杨勋作品中的梦境花园，还是邵文欢对于现代园林的作旧，……艺术家无不是力图远离喧嚣、纷杂与繁华，选择宁静、冥想与沉思，这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水墨形而上”的精神生活方式，这是观念的蜕变、精神的升华也是艺术家心灵的安顿。从现实层面看，这些艺术家都试图在画面中回归到一个现实中无法回归的精神家园。这些飘渺、模糊、虚幻的“家”和“园”也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就画面而言，它们的确是朦胧的。但重要的是这朦胧并非单纯的形式语言或者某种视觉经验，而是标识着艺术家和现代生活之间，东方艺术家和全球化现实之间的心理距离，也是对“主体间性”的一种确认。
复古和折衷主义也是本次展览的一个面向。中国绘画从元人的追求古意开始，一直到四王乃至今天的新文人画等等，始终有一复古和折衷主义的线索存在其中。在本次展览中，我们纳入了一些复古和折衷的艺术家，如吴强与宋元绘画，秦祥洲和元四家，乃至彭薇的女性主义和明清的隐逸题材。之所以如此安排，在于凸显复古和折衷主义背后的文化意味。在中国文化中，复古和折衷主义往往并非保守主义，而是精英主义。这些作品的特别格调和精到的笔墨，仿佛构成了一个个饱含各种语义的、私密的“符号花园”，供与有素养的精英们交流。相比西方现代主义的精英主义试图放之四海的扩张性，东方的精英主义者却是内敛和独善其身的。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些富有文化积淀的笔墨和朦胧的意境其实也是艺术家们刻意编织起来的一道屏障。
本次展览的三个面向：水墨性表达的多样性，水墨形而上的家园意识，和当代东方文化中的精英意识，都是由东方民族视点出发，在全球话语境中从现实关系、媒介语言和文化观念上强化自身的差异性，与朦胧的画面感相比在观念上则是力求确切的表达。这些作品已经超越了文化本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述。如果说百年以前的“朦胧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文化运动的话，那么从这些有心灵追求的艺术家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结已经退场，而本土文化的视点却被强化，因而他们所提供的艺术表达也在全球化时代变得可以被分析、谈论和传播。而这或许是我眼中“新朦胧主义”的在当下文化场域中非常显著的一个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