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处于中心（当代艺术的或水墨实验的）之外的异见者。李建东用他的沉默和日常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行动证明了他对当下艺术现象的洞透力，正因为他的“洞透”，使他的对手以及所要批驳的文化问题变得虚妄和脆弱。他没有对立面，他是跨越者，也是一个对当下艺术中的犬儒价值观决绝的摒弃者。
但作为一名思想者，他必须利用某种“信物”来交换并兑现作为一名思想者的身份，而这一信物，即是水墨（作品）。水墨仅仅作为思考者的某种表征，是他思想中所有问题的一种技术性显影。因此，新时期关于的水墨的破与立、新与旧的学科性的问题并不能构成对他创作的干扰。李建东的水墨，是高度“物性化”的水墨，是一种被赋予契约意义的交换之物，即“信物”——思想的此在以及时段性的存在。至于若干年以后，这些“信物”将以“自证”的方式现身于一个时代思想的证据库之中。
李建东2012年的新作——一批以古玺为题材的手札性的作品，以权力批判意识介入于其中的近似于知识考古的个人阐释，把原来作为“信物”、作为身份、象征、标识的印玺重新展开一次开放式的审阅，从而揭示了“信物”的另一种深层现实——“信物”在时间的覆盖性中呈现的虚拟性质及于文本叙事时作为的“刺点”的存在，同时也成为了新的历史叙述一个无法绕过的诱因。
这批作品对于李建东来说既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一方面说明了李建东对于个人史的再认识之后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向未来开放的历史意识的自我证词。
李建东于此被拆分——过去的、现实的、未来的，以及未来之后的无限未知……
孙晓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