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地点：艺术馆2楼19展厅 傅抱石艺术馆
在中国绘画史中，“写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传世文献看，“写生”最早见于北宋刘道醇《圣朝名画记》，，其习惯称谓主要是指花卉草虫这类绘画作品及画法，其往往与“临摹”相对，指不赖粉本而直接描绘自然景物，即所谓的“师造化”。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美术观念传入中国，以东西方文化交融为特征的新美术运动渐次展开，传统绘画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人们提倡以西方写实之法改造中国画，写生作为一种训练手段渐入人心。
1949年10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悠久的山水画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国画如何改造，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后文艺建设首先面临的关键问题。1954年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山水画创作问题座谈会，确定了“中国画写生”的创作途径，以期突破古人的笔墨章法，创作出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写生俨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画家们希望通过写生以提高绘画技法、体验现实生活，收集创作素材，从而探索自己的绘画语言与风格，甚而期望由此改变中国画面貌。
作为20世纪最为知名的美术家之一，傅抱石晚年紧跟时代，结合生活，领悟传统，大胆革新，以“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的重要论述，引领当年中国画的发展潮流。他以敏锐的思想把握时代脉搏，以开阔的胸襟汲取西方艺术特长，赋予中国画新内容、新笔墨、新思想、新境界，成为新中国画的杰出代表。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南京写生、1959年的韶山写生、1960年的二万三千里旅行写生、1961年的东北写生、1963年的浙江写生、1965年的江西写生等系列写生活动，傅抱石对中国画写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经验。他将已有的知识逐渐付诸实施于新鲜感受中，传统笔墨适时地在新的景致和新的社会要求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淋漓尽致的发挥，充分反映了他在形式探索方面的收获。而且，他颇有心得地提出了中国画写生“游、悟、记、写”的四字诀，在方法论上形成了相当的示范意义。
通过韶山写生、二万三千里壮游写生、东北写生等活动，傅抱石充分展示出了在新题材开拓方面的巨大成就，从笔墨表现到形式构成都显示了他对传统笔墨形式的突破与创新，生动地呈现出他在形式探索方面的诸多收获，成为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绘画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作品近400件，尤以1950年代以来所作的写生山水最为突出，策划“山河新貌：傅抱石写生山水专题展”，以时间为序，逐一介绍傅抱石数次重要的写生活动，以具体作品为例引申出傅抱石写生与创作的呼应问题，阐释他在政治规约下的抉择，探讨他在政治条件下做出的图式、趣味上的各种变革与转变，总结其写生创作观念，亦希望对当下的中国山水画创作提供启迪。
南京写生
1950年代初期，傅抱石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深入农村，走进工厂，接触新事物，体验新生活，参加了一些具有“政府组织行为”的写生活动，并经常带领学生来到南京附近地区进行采风。面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他以自己的才情和技巧较好地处理了传统技法与现实的关系，力图表现新社会的变化。为了符合当时现实主义的要求，他适当改变了传统程式中的点染、勾皴之法而吸收了水彩画的技巧，以“面”“色”塑形，以使画面更为真实，从中透出了寻求新变的意向。总之，傅抱石1950年代前期的创作基本于探索中进行努力变革。
韶山写生
1959年6月，傅抱石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赴韶山写生，以一种宽阔、高大、雄伟的画面格局，创造了一种浓郁、繁盛、谨严的审美风格，成为较早从事“韶山”创作的实践者和风气的先行者。他脱离了写生层面而进入主题创作，和谐地融会了中国山水画传统与西画造型元素，表现出一种与领袖精神相吻合的清新、浓郁的鲜明风格和特定意境，实现了视觉语言、文化结构、审美趣味与时代题材的有机融合。在傅抱石韶山写生的几天后，毛泽东突回韶山，激发了全国上下对韶山的政治热情，更使傅抱石的韶山写生具有了时效性特征。随着韶山图卷的公开亮相，傅抱石的韶山图式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产生了深远的风格学意义，昭示着1960年代山水画新兴美学趣味的崛起。
二万三千里写生
1960年9月，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支持下，傅抱石率领江苏省中国画写生工作团相继走访了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六省的十几个大中城市，历时三个月，成为中国绘画界1950年以来一件极为轰动的大事，为中国美术界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二万三千里壮游写生，是傅抱石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他一路劳顿却兴致勃勃，瞻仰革命纪念地，游览风光名胜，参观工矿企业，深深地被壮丽的自然风光所感动，在各地留下了写生的身影，收集了许多素材，并不断地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歌颂新时代的主题注入画幅之中，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充分展示出其卓越的艺术才华。1961年2月，傅抱石总结创作经验，由衷地发出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的感叹，成为当时中国画坛的艺术箴言，深刻影响着后来中国画创作的发展。的确，二万三千里写生激发了傅抱石莫大的创作热情，他将自然山水发挥到了极致，其绘画艺术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东北写生
1961年6月，在国务院办公厅的安排下，傅抱石与关山月联袂前往东北三省进行为期近四个月的旅行写生，先后抵达长春、吉林、延吉、长白山、哈尔滨、牡丹江、镜泊湖、沈阳、抚顺、鞍山、旅顺、大连等地，行程四千多里，游览名山大川，参观工矿企业，深深地被壮丽的东北风光所感动，并不断地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歌颂新时代的主题注入画幅之中，中国画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他一路走一路画，勾写了大量写生画稿，根据所见所感将东北的自然风情、人文景观融入于自己的创作中，无论是具有俯仰变化的视角再现，还是近距离特写镜头的构图截取，在笔皴墨法和风景图式的结合上无不显示出鲜明的艺术风格。他在自然和社会两种题材中都将有限的可能发挥到了极致：以《镜泊飞泉》为代表的自然性题材，则是北方山水在傅抱石心灵中的震撼和映现；以《煤都壮观》为代表的社会性题材，在山水融合工业题材方面的努力，已经明示了现代山水画的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发展规律。
浙江江西写生
1962年10月，在浙江有关方面安排下，傅抱石全家到杭州休养。在杭州的半年时间内，养病中的傅抱石也没有停止画画，在学生陪同下，在杭州及其周边地区写生不辍，创作了一系列富有清新色彩的作品，后来出版了《浙江写生集》。1963年10月，傅抱石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赴江西作了短暂旅行，专程奔赴井冈山、瑞金等革命纪念地写生，回宁后创作了《井冈山》、《黄洋界》、《长征第一桥》、《长征第一山》等一批表现革命圣地的重要作品。从若干作品中，人们能轻而易举地体会到当时社会政治与绘画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的政治生态面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画家傅抱石之思想、创作也无可避免地烙上了深深的政治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