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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冬，正值辽沈战役之中，长春已被林彪部队围困数月之久，城内陷入粮荒和混乱之中。这一年的农历2月22日，我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西四马路家中。当时母亲已无奶水喂养刚刚出生的我，只能以凉水充饥，就在生命奄奄一息之时，巧遇到一位战乱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从她那里得到奶水的喂养，使我又活了过来。不幸之幸经常陪伴左右，实乃大幸是也。
家父李文森，字植甫，祖籍河北省三河县。十几岁离家到北京古玩行业学徒。三十余岁与人合伙，在长春市开了一家古玩店“金石斋”。当时，店中收藏颇丰，十几件满洲国皇宫中流落民间的中国古代书画，如宋、元、明、清等名家作品，其中，宋徵宗《柳鸦芦雁图》、王冼《渔村小雪图》为镇店之宝。据家父生前讲，1951年初的一日，东北文物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使用威胁等手段，强行将数件宋、元、明时期的古代书画掠去。至使家父经济上和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在以后几十年时间里，家父不断且反复给东北政府和公安局写信申诉并斥责强行掠夺公民财产的违法行为。
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家父反复写信申诉，不但没有丝毫的作用，反而遭受“思想反动”的莫须有罪名。在那以无产阶级政治为统率的年代里，我们这些“反动”的孩子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大哥李国强，从小学至高中，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个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优秀生。北京四中已经研究保送其“清华大学”原子物理系深造学习，但“政审”未获通过，因此断送大哥的前途。不久因其精神负担过重，导致患上精神分裂症。他曾冲至中南海国务院、人民大会堂上访，要找周恩来总理申诉……。命运多桀的大哥，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便客死在北京外县精神病医院里。母亲接到死亡通知书时，悲痛之极欲哭无泪。据说在通知书的医疗费一栏中，清楚的填写着数千元钱的欠费。
家母自幼生长在北京，娘家为满族正黄旗。由于其父早逝，生活陷入困境，家母十七岁便携母带弟嫁到李家。她一生养六子，三男三女，我排行老三，下有三个妹妹。五六十年代人们生活普遍比较清贫，我家也因“公私合营”渐陷艰难。母亲是旗人，极注重礼仪和面子。因此，家境虽贫，但总是想尽办法使全家老少穿戴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母亲自己更是注重自己的服装和仪表，出门办事，即使是买菜也要梳洗打扮一番才肯出门。母亲爱听爱看名伶明星表演。一次，为听梅兰芳的《贵妃醉酒》，不惜五、六元钱，命我到剧院售票处排一夜队购买入场券，过足她的戏迷瘾。看来“追星族”早就从戏迷中产生了。
1953年，全家迁至北京市和平门外西琉璃厂，国门关胡同四号的一座小四合院定居。东、西琉璃厂、厂甸一带，自明、清以来一直为文房、书画、古籍、文物等文化商品的聚集地，千余米长的街道两旁，开设着几十家各具特色的店铺。荣宝斋、宝古斋、墨缘阁等均为百年的老字号，是传统文化的著名品牌。
自上小学，我就成为荣宝斋里的常客。每天上学途中必经该店，每每是西门而入，东门而出。放学后依然，店里陈列的画作，我均了如指掌，尤其是我喜爱画家的作品，更是格外关注。如：齐白石老人的画作，常换常新，得到广大藏家的青睐。潘天寿、傅抱石、叶浅予、吴作人、关山月等画家的新作，轮翻上墙亮相，使我这个艺术学童，在启蒙期便有幸感受到中国当代大艺术家们的艺术原作的魅力。荣宝斋是我接受艺术教育的课堂，常年在此浸染着、感受着、摹画着……。我记得每在新年来临之际，便开始找来玉版宣纸做成数十枚贺年卡，摹仿白石老人的笔意画些花、鸟、鱼、虫等水墨画，系上一根红丝带，这种自制的贺年卡，其精美程度决不亚于印刷品。同学好友纷纷争索我的“大作”，那情景至今使我倍感亲切永不能忘。
那时，我家人口多，收入又少，属于贫困阶层。我学画使用的文房用品花费虽少，但父母仍无能为力。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大多来自荣宝斋装裱车间的叔叔阿姨们的赠予和街道裱画店小伙伴们的赠送。我处于“近水楼台”，不但材料来源不愁，而且大都是上等的佳纸良墨，毛笔是“老胡开文”，颜料是姑苏“姜思堂”，墨是“一得阁”，纸是上等的“微宣”，即使差些的也是“川宣”。这在当时，一般的画家们是不敢奢望的。
六十年代初，我考上了北京市少年宫（景山公园内）国画班，我家距景山六七里路距离，为了节约4分钱的车费，我常常是徒步往来，四季如此，乐此不疲。国画班老师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姓马，教我们十来个孩子学习国画。马先生画一手的传统笔墨功夫的花鸟画，画风极似王雪涛、陈半丁先生，画面干净漂亮，赏心悦目。每次上课，马先生示范课徒小品画数幅，置于墙上，让我们作为范本，要求临摹大意，不求全面，强调笔墨技法上的训练，反对刻板的机械复制。马先生叙述画家的生活情趣和业余爱好如同讲故事，时常手舞足蹈情不自禁。通过马先生的苦心传授和教诲，已经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萌发出了一颗艺术的种子，使我们在绘画技能、审美和鉴别能力均得到很大的提高。
断断续续五六年的课余学习过程，使我在绘画技法和对艺术的认识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寄希望不久的将来能上中央美术学院这样高等艺术学府继续深造。
1966年始，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到全体国民身上，其来势之大之猛是自1949年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无法比拟的。革命很快革到几乎每个人头上，人人自危难保，到处处在红色恐怖之中，红卫兵们的造反声势此起彼伏。由于，善于画画写字，中学还未毕业，我便在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宣传部打杂，地址就在离我家一墙之隔的荣宝斋装裱车间的大院内。我家出身不好非常害怕抄家，我对造反团头头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他说：不要紧我们出面进行保护。之后，我家平安无事。为此，我每天去宣传部上班，这里的绘画材料真多，颜料、纸张和各种毛笔等等应有尽有，有时还管饭吃，真比上学好多了。
那时的中国，到处都是‘‘红色海洋”，不到十天的时间，本来古香古色的琉璃厂一条街，被我们几个艺术青年搞成一片鲜红，这血一样的颜色，是当时革命的流行色，是社会时尚。这种艺术的行为和方式，在后来的西文文化艺术的学习后，才知道此种艺术行为，称谓“行为艺术”或“波普艺术”。殊不知，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过了把现代艺术的瘾，真是造化弄人。其实，文革时期的艺术形式、样式及内容，准确评价，应属宗教艺术的范畴。因为，其一切艺术活动，艺术表现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造神和敬神。忠字台、语录牌、主席造像塔、主席石雕造像等等艺术内容和形式，均与封建社会中神的牌位和佛龛相类似，其作用也是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代统治者一向倡导艺术的目的是“成教化，助人伦”，其终极目的是“忠君”思想，一切为统治者服务。
1967年初，北京四城已陷入极度混乱之中，红卫兵们到处抄家，打、砸、抢革命行动盛行，尤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们更是整日惶恐不安，害怕遭到红卫兵的突然袭击。一天，父母把我叫到身边，从箱子中取出一条用金丝纺织的毛毯，上面绣有“乾清宫”字样。未等我仔细观赏，母亲立即将金丝毯用一条破旧床单包裹好，命我立即交送至街道办事处革委会……。几年以后，听母亲说出街道办事处落实了政策，给了我家40元人民币，算是付清收交金丝毯的钱。
1968年初，从同学那里得知甘肃山丹军马场在北京招工的消息，我立即找到招工的人员，向他们介绍我的画画专长，他们立即录取了我。父母得知后，感到很欣慰，因为，快二十岁的儿子总算有了出路，军队的生活有保障，同时也可为家庭减少一些经济负担。那时我家实在困难之极，我记得在我快要离家的那段日子，母亲翻箱倒柜，找出几块不同颜色的绒布面料，为我身上穿了三四年的破旧绒衣打补丁。补好之后，我数了数，大小各色布料总共六块之多，当我穿在身上，母亲也笑了。因为，实在像少数民族的花衣裳，后来，在马场的生活中，我从不让别人见到我的“花衣裳”，怕人看到我的“寒酸相”。
1968年3月初，我们北京四百余名知青分配到山丹马场的各个分场，我被分配到军马局皮毛加工厂工作。在白皮车间学习制作牧工牧马时所穿戴的羊皮大衣。半年后，就掌握了剪裁缝制的技能，而且干得挺开心。每月工资是33.28元，我们戏称是3328部队。公休和节假日，我们成群结队搭乘场内各队的汽车四处“探亲访友”。祁连山下一望无无垠的广阔草原是我们青年人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牢记在心上。后来，我从历史资料中得知，山丹牧场及周边的广大地域，古代时称谓“陇右”。汉武帝时期该地监牧军马业十分兴盛，隋、唐时期，山丹牧场监牧军马已达八十万匹之多，达到鼎盛。后来的各个朝代，虽无更大的发展，但也一直延绵不断。直到我辈七十年代末期，山丹牧马业一直很兴盛。
若干年前，我携妻带子重游山丹牧场，我们转了祁连山下的几个分场并骑马进山，在行进的途中，我逐渐发现这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片的原始森林不见了，破碎的山石堆满了河谷和坡地，当年我曾在那里拍摄的《幽静的峡谷》的原址，如今已满山谷堆满碎石和岩土，其破败不堪的惨像，不觉为之悲伤难过。
遥想当年，二十年前并不长的时空间，祁连山峰顶上，终年白雪皑皑，草原上的湿地星罗棋布，布满山丹牧场。我们知青高歌唱道：“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我的家……”这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歌，鼓舞着我们每个北京年青人的心……。如今，我看到的是草原的荒芜，已经失去了当年的美好和生气。
我在马场七、八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经常独自一人背着画夹四处写生画画，画草原、画马、画牧马人。在此期间，我创作了《风雪牧马图》、《雪夜出诊图》等作品，多次参加军队美展。1973年的偶然机会，我被西安203部队几位宣传干事来马场采风时所看中，不久，我被调入该部队宣传队任舞台美术。1974年203部队，大部分人员上青海格尔木，参加青海至西藏拉萨石油管线的建设工作，我未去青海。
1975年，经203部队军宣队领导的介绍，我正式调入碑林博物馆复制部，师从范文藻先生学习唐墓壁画的临摹工作。同时仍坚持中国画的学习和创作。范先生四川人，为人极其朴实谦恭，早年他在敦煌从事壁画临摹和研究工作。范老对我很关照，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均以长辈身份关怀备至，从未嫌怨麻烦。壁画临摹工作看似简单，因为，从事绘画的人，大多重视原创，轻视临摹，尤其是纯客观的临摹。殊不知壁画临摹看似简单，但要想达到神形兼备的“乱真”程度决非易事。范老正值壁画研究成果显著之时，不幸病逝。我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深感悲痛。
在学习唐墓壁画临摹的同时，我逐渐开始涉猎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学习，也开始接触到一些有关古代美术史料，尤其是隋、唐时期的美术史的学习和研究，深切感受到唐墓壁画的文化价值。同时，是研究隋、唐时期弥足珍贵的图像实物重要史料。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墓壁画收藏丰富，是学习和研究隋、唐文化和壁画的重要阵地，我沉浸其数十年，所得所悟颇感得来不易。
八十年代初期，我有幸结识了“长安画派”的重要人物方济众先生。方先生在艺术的表现中一向遵循着先师赵望云先生所倡导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创作原则。方先生的艺术蕴含着浓郁的现实田园式生活和乡土气息。他在使用和运用艺术语言方面，注重传统语汇和创新“笔墨”的融汇贯通。从他的一些优秀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醇香的田园牧歌诗意境界。我那时的山水画创作，乃至笔墨的表现方式均受到他的影响。我八十年代初期几年的代表作品，大都是经他修改、调色、补景乃至题跋，均留下方先生的手迹。正当方先生力求变法图新的时候，先生又过早的病逝了。
范、方二位先师的人品、画品一直激励并影响着我的学习。他们生前常常教导我要利用博物馆的丰富收藏，文物、典籍、壁画等史料，努力学习吸收传统文化。我对其教诲心领神会。为此，我经常借阅古籍文献，古代书画碑石集册和中外艺术史等理论书籍学习。有的经典古画名作，我也反复临摹研究和感受。其中，元代大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陕西省考古所藏克罗版本，先后临摹四五遍之多，从中感悟古人大家其笔墨的运用之妙处。对金陵八家，龚贤的山水卷我也反复琢磨和临摹学习。这种师古人之迹是学习传统“笔墨”入门的必经之路，是掌握中国画“程式”极为重要的学习方法和手段。“程式化”是中国画的命脉，只有把“程式”掌握和运用自如，才能真正感悟古人之心境和传统文化的内涵，打下牢固的根基，才能谈得上日后的创造性发展。我是个思维迟钝且悟性较差的人，下笨功夫、死用功是我的特点，因此，我把画室命名谓“默耕堂”。几十年我以费纸三千的苦学精神，日积月累，才逐渐找到艺术方向。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门大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样式以大潮般的气势，涤荡着中国正统思想意识，其保守的思想、观念遭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西方现代艺术的快速涌入，动摇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人们开始怀疑曾经的追求和信仰。尤其是那些深受正统思想教育和传统文化浸染的人们，更是无法适应社会的巨大变革，正是在现代艺术的冲击下，我迷失了方向，以至不知道怎样画和如何画才能跟上时代。很长时间里，我陷入不知所措的困惑之中。
1988年，在我40岁时，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修班学习美术史论。在学院的学习期间，我研读了大量的中外美术史论书籍，经常参加中外美术批评家们的学术讲座，课堂上师生就当前社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热点等问题展开讨论。当时,正值我国文化新思潮并常活跃的时期,各种新观念、新的艺术样式作品，争相亮相北京的美术馆、展览馆中。西方的现代艺术在中国畅通无阻，已经成为人们热捧的文化时尚。崭新的艺术形式改变着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趣味，传统文化被颠覆了。文化、艺术界的西化倾向十分明显。当时，我正读日本美术史书籍，书中写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全盘西化，尤其是那些学习传统艺术的人们，大都改学西洋艺术了，否则没有出路。我为之感叹，并为此深感疑惑，难道传统文化全是糟粕，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朝代更换频繁，异族统治时有发生，隋、唐时代，国门大开，异样的东西蜂拥而至，遍布中华大地。隋、唐长安城内，异域文化争奇斗艳，唐人气度博大，对于异域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包容国策，近三百年的国运，并未因此造成国势削弱，传统丧失，相反，国富民强的大唐盛业，以其崭新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活力了。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和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学习、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中央美院的学习研修使我受益匪浅。坚定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认识和理解，且意识到对其精华的坚守和继承的信心和决心。
自八十年中期以来，陕西的文物因受外展之需，有些国宝级文物、必须复制才能出国展览，秦俑博物馆所收藏的“铜车马”复制品的彩绘临摹五、六套之多，其中感受颇深。二千多年前的秦人所制造的“铜车马”的技术之高超，和其艺术表现力精妙为之所震撼所折服。因为，有些工艺技术的难度，至今使我望尘莫及，对于未亲身接触过“铜车马”彩绘的人是不可能感受得到的。
唐墓壁画的临摹工作，应看作是面对壁画在与唐人的对话。这是对印刷品画册临摹时的感受决然不同。因为，面对原壁时的直观感受强烈、仿佛让我体会到当时唐人画工们面对素壁时的从容和自信，以及他们作画时，运笔时的起、承、转、折的“用笔”特点，均显现无疑。这只有数十年的深入其中，并认真感受其内涵，才有可能摹写得接近原型的艺术表现精神，这是印刷品所无法达到的。尤其是原大尺寸的客观摹品是其原壁作品绝好的替代品，适合原壁不能直接外出展览的最佳摹本仿真品。
我的水墨画马，在马场工作就开始了。那时画的马大都比较写实，经常为画不准其型而苦恼，曾经创作过几幅以马为题材的作品，参加过军队画展。九十年代初，便开始研究水墨画马并进行过多种表现方法上的试验和研究。博物馆收藏历代文物堆积如山，非常丰富。中国古代雕塑源远流长，尤其是古人对马的喜爱和艺术的表现方面，实物异常丰富。我首先是对古代马的图案的收集，特别是两汉、隋、唐时期的陶俑，我曾作了大量的文物资料临摹和变型研究等试验。目前，我的水墨马，是把汉马的简练古朴和唐马的雄浑大气等艺术风格特色相互融合于我的水墨之中。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创造一匹颇具时代精神的雄悍黑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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