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山火肆虐5个月，火灾面积超1070万公顷，5200万哺乳动物、6200万鸟类、3.89亿爬行动物丧生；东非4000亿蝗虫灾害，覆盖面积逾2000平方公里；菲律宾塔阿尔火山持续喷发,喷出了500米高的熔岩及2千米高的黑灰色火山灰，并造成多场地震；南极冰架崩塌，1636平方公里巨型冰山滑入大海，乌克兰科考站附近出现了粉红色的“西瓜雪”……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场场灾难是地球的警示，也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索取、过度消耗的惩罚。
随着人类先进社会愈趋成熟，人与环境的冲突也越发尖锐。我们从不缺乏对人类与地球、自然生态关系的思考和奔走疾呼的举措，艺术家们也一直努力通过创造力传达信念，尝试用作品改变世界，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灾难，艺术的力量是否“有用”？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的展览“生态远见者：在紧急状态下面对地球”（Eco-Visionaries:Confronting a
planet in a state of emergency）似乎可以为我们打开思路。
从去年11月23日起展到2月下旬，这个刚结束的展览不是恰逢其时，而是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气候变化主题聚焦活动的延续。3月1日，主题为“破碎的自然：设计承载着人类的生存”的米兰三年展开幕，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PaolaAntonelli）希望观众直面人类灭绝、地球毁灭这些看似科幻的议题；5月10日，“自然：Cooper
Hewitt设计三年展”在纽约库珀·休伊特史密森尼设计博物馆(CooperHewitt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和荷兰立方设计博物馆（CubeDesign
Museum)同时展出22个国家62名设计师团队通过设计与自然亲密接触、应对人类面临的环境和社会挑战的作品。“生态远见者”是英国伦敦皇家艺术研究院与Fundao
EDP/MAAT（葡萄牙里斯本）、Bildmuseet（瑞典于默奥）、HeK（瑞士巴塞尔）、LABoral（西班牙希杭），以及Matadero
Madrid（西班牙马德里），西欧五国六城艺术团体共同策划、组织的当今欧洲共同的“气候宣言”。本次展览是继2018年葡萄牙里斯本MAAT博物馆的展览“生态远见者：‘人类世’之后的艺术与建筑”（Eco-Visionaries:Art
and Architecture after the
Anthropocene）首次亮相之后的再一次深思。（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J
Crutzen创造“人类世”一词来描述“一个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环境的主导影响的新地质时代”。）
从气候变化到物种灭绝以及资源枯竭，展览展示了诸多环境破坏事件，艺术家们用当代艺术的语言提出现实试验、虚拟方案及对未来的构想，他们不仅在探讨如何可持续发展，而是直面当下最紧迫的生态问题，甚至挑衅性地拉响警报，敦促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当前的生态危机作出改变。我们以前做了什么？地球将会如何？我们还应谈论全球性吗？未来还属于人类吗？
气候危机如今发展到了何种阶段？艺术组合HeHe（海伦·埃文斯和海科·汉森）的装置作品《内部灾难3号：拉普兰特实验室》（Domestic
catastrophe N°3: La Planète
Laboratoire）以可视化、概念化的方式形象地给出答案：透明的方盒中，一个悬浮旋转的地球仪慢慢产生荧光绿色的塑料粉末，粉末覆盖了地球仪，并减慢了它的旋转速度。柴可夫斯基悲凉的乐曲《天鹅》作为背景音乐，仿佛地球发出的哀鸣，装置直白地提出警示：是包括大气排放、塑料污染在内的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系统。同样呈现出严酷的环境状态并牵动观者情感的，还有安娜·瓦兹（Ana
Vaz）和特里斯坦·贝拉（Tristan
Bera）的影像作品《电影，再生》。作品拼贴了19分钟人类与科技结合的电影历史片段，文献纪录片式交织的镜头和剪辑拼贴的声音展现出气候、生态的紧急状态以及政治焦虑和无力。1966年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放大》中，男主的一句台词：“没有什么比灾难更能解决问题。”
更是给这种焦虑绘上悲观色彩。
气候危机已经处于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紧迫阶段。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认为，人类已经很难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随着气温不断上升，人类社会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2002年的摄影作品《冰正融化》（TheIce Melting
Series）鲜明地呈现出当前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冰川融化。一幅幅摄影画面以批判的语调引起观者的反思。作为著名的环境艺术家，埃利亚松一直持续着这个主题的创作。2014至2015年及2018至2019年，他分别在哥本哈根、巴黎和伦敦展出了关注气候变暖问题的北冰洋融冰艺术展《观冰》（IceWatch）。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紧接着可能便是人类生活住所被淹没。维吉尔·阿布洛（VirgilAbloh）设计的被地板淹没的家具作品《阿拉斯加》体现了作者对海平面上升问题的思考。每件家具都以不同的角度“沉”入地板，艺术家受到受威尼斯“潮汐峰”自然现象的启发创作了这件作品。“潮汐峰”影响着威尼斯的城市生活，同时也常引发城市部分地区的洪水问题，日渐上升的海平面就像这被“淹没”的家具一样让人揪心。
生态不断给我们敲响警钟，就像历山德拉·金斯伯格（AlexandraGinsberg）用人工智能重现刚绝种的北方白犀牛那样，技术可以在冷酷的白盒子空间里从像素格慢慢重塑犀牛，栩栩如生，逼真得如同它能被触摸一般，但随着这最后一头名为“苏丹”的雄性犀牛的叫声响起，我们应该清醒，过往已不复矣。那么，往后又会如何？
皮纳尔·尤达斯（PinarYoldas）基于太平洋上由数百万吨塑料垃圾形成的巨型漩涡创作出了《无节制的生态系统》（Plastoceptor
and
Stomaximus..）系列作品。她想象了这个原始“塑料汤”里孕育出了各种新细菌和新物种，展览中的两件“标本”便是人类施加的“分子暴力”的结果，也是对生命叛逆性思考的探索。而里米尼·普罗托科尔（Rimini
Protokoll）的互动装置《双赢》（win><win）中，观众在引导下思考生态环境、死亡等问题并作出反应，可变镜面变成水母缸，再变成镜子看到对面空间正在作出上一轮回答反应的观众。这个互动装置，通过似乎错位的时空告诉观者人类过于聚焦自身个体而忽略了人类物种的脆弱。事实上，面对全球气温升高，人类的生存能力甚至不如一只水母。纽约的WORKac建筑事务所与艺术团体蚂蚁农场（AntFarm）合作，将其早年残缺的城市设计图纸再次修复创作出《乌托邦未来》（Utopian
Futures），重现了蚂蚁农场“促进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对话和辩论”的理想。一座漂浮的城市，连接着的海豚大使馆，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甚至物种的无束缚容器。这些激进的、充满革命精神的创作在半个世纪之前可能是反建筑、反主流文化的乌托邦实验挑战，但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失为未来发展的可探索方案。
Unknown Fields设计工作室的影片《我们用火山的乳汁为未来发电》（We Power Our Future With
theBreast Milk of the
Volcano）用印加人关于乌尤尼沙拉的起源神话展现出波利维亚开采、生产锂的盐地，这个题目像小说一样的影片却记录了一场真实：母亲为悼念失去的孩子而形成的火山“母乳和眼泪”含有对地球伤害较低的未来能源希望——锂。威力开采这种能源，人类创造出梦幻般美丽的景观：一片片因蒸发过滤而出现的、闪闪生光的蓝绿湖泊……
展览上，艺术家们使出浑身解数，试图超越观念层面的空谈引发关注。在这个展览空间构成的试验场上，艺术犹如一个生物气体发电机，由于成本和效率问题而被搁置，但它作为一种比风力、水力发电还有益于地球的再生能源的方法，似乎正在准备披袍挂帅，发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