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50年间，艺术和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当代艺术系统的迭代，艺术教育的方式和意义也转化出新的内涵。艺术教育的社会现场日益多元，美术馆、双年展等各类公共展示平台作为艺术教育的社会化空间，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美术馆不再仅仅是艺术品的库房和展厅，随着策展力量的强势介入，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缪斯栖息地，正在变成艺术公共化的重要场所，即剧场、电影院、教室、车间、议会和广场的综合体。在这个新的超出学院艺术教育的体系中，艺术不再只是博物馆、双年展、博览会、拍卖场中的那些物件，更重要的，它是人们从消费主义的矩阵中自我解放的行动，是自我构造的路径。由此，艺术教育也就不止于技艺的传授、观念的交流，更意味着传播情境的展开、公共性的构建以及艺术社群的生产。
在今天，要理解艺术教育的超学院意涵，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育和传播、劳动和作品、物体性和事件性、生产和消费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当前的艺术和教育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剥夺”与“置换”后的自我告解和自我治疗，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是无法教授的，只能熏养和唤起。艺术教育的根本是关切，但关切如同心情的传递，是一切教与学中最困难的事。一个人的敏感与善良、关怀与热爱，从根本上说，只能通过示范而不是规范来达成。在观照与追摩中，学生们对事物、语言的敏感性慢慢地生长出来，他们才会逐渐体会到，有这么一些眼光，有这么一些做法，有这样一些感觉，甚至，有这么一种活法。这就是艺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一个人对事物的感觉、对世界的理解、对生命的态度。
“创造性从不能单独存在”，我的校友、艺术家黄永砯如是说。大多数真切的创作与写作，莫不始自生活的五味杂陈和百感交集。版画家赵延年先生也曾说：“我做一辈子木刻，就是为了每一刀下去都能够做到有情有义。”这句话时常在我心中翻滚。我以为，艺术学院所要培养的，正是这种“有情有义”和创造性。有情有义的知识，需要艺术家身心具足的思考。艺术教育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上手训练和身体感觉，只有在具体的切身实行中，在手、眼、身、心的贯通中，艺术才能慢慢发生，才能转化为一种再也丢不掉、谁也夺不走的能力，终身受用。
当前，艺术与教育正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媒介与技术的大发展使艺术、设计与知识生产发生巨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了教育的变革与学习的革命，艺术的教育理念、学院的形态正经历着新的重塑。另一方面，数码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技术正导致感性的无产化，艺术的源动力正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种种便利中被掏空、被置换。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在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找到并且作为“辩证的另一极”，这正是21世纪艺术与教育的根本责任。艺术的最高目标是以艺术创造向社会和时代提案，继而催生社会进程。在这一层面上，艺术更是一种心灵的社会运动，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生产，一种推动社会更新的行动。而教育，就是传播。艺术教育者或艺术传播者的目的就是造就更多的艺术家。所以，艺术教育的公共行动不是一种宣传，也不是商业推广，而是结构性和感染性的。艺术的信息在人群中传递，在群与我的团结中相互学习，交互展开，在高度整合化、自动化的社会中开辟出歧见和异质的空间。艺术教育的过程就是创造出艺术主体的过程，就是艺术家自我再生产的过程。
因此，艺术的根本是一种“人学”，艺术与教育的使命皆在“立人”。在这一意义上，艺术教育如同策展一般，是一部面向人之“目的”的“行动之书”。这部行动之书所书写的一切，都是为了开展出生产的艺术、行动的艺术、民众的艺术和解放的艺术。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