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维克
我是山东省汶上县人，从小就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关于这座古城和孔家这个古老家族的传说。
汶上县，距曲阜一百余里，春秋时称“中都邑”,属鲁国。是孔子当年宰中都教化有方之地，为怀念孔子宰中都汶上自古就建有孔庙、讲习堂、宗鲁堂、钓鱼台、爱仁坊、思圣堂等多处建筑。尤其汶上孔庙（称文庙）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比曲阜孔庙还早建200余年。庙内除孔子像及四配像（即孔亻及 、孟柯、颜渊、曾参的塑像）外还设有纪念孔子上五代祖先的“五代祠”（后改为崇圣祠），这种纪念祠为汶上所独有。听老人们讲直到抗战前，城门上还存有昭示孔子政绩的“夫子履”（大概是后人为纪念孔子而托伪罢）呢。
在明代以前，汶上有一大批孔府的“祭祀田”。到了嘉靖年间，第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之子孔尚贤娶严嵩之子严世蕃之女为妻，其弟孔贞宁认为严嵩父子奸权误国、丑闻素著，如与孔氏联姻将有损圣门清誉，力争不谐，愤而举家由曲阜迁至汶上。贞宁公的义愤还体现在他亲自撰写的春联上：对联“与国咸休乔木第，同天并老圣人家”，门心“家声振汶水，门第换尼山”，横披“阙里世家”。后来每逢春节，汶上县的大宗户家家大门上都贴此联，直传到今天，每次我返家过年，爷爷都捻着须髯亲自扶纸让我写着这些字。孔氏家族一嫡支从此即在汶上扎了根，但此后每有丧事，都要吹吹打打回曲阜发丧埋在孔林，到清明节时也老老少少出动去曲阜烧纸、祭奠。因此孔林内也单辟有“汶上林”，即现在称为“明代墓群碑林”的那块地方。贞宁公生有六个儿子，繁衍了六大支系，至今汶上孔族很旺，仅叫孔楼的村庄就不少，还有孔村、孔庄等等。
明朝天启元年（1621），因贞干之子尚贤绝嗣，其弟贞宁的长子尚坦之子孔衍植过继给尚贤做了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天启四年，衍植公于汶上建了孔氏家祠。此为族人祭奠祖先和族中大事聚议的地方。
随同长支尚坦返曲阜的还有三支、四支，二、五、六支则留在了汶上。尚坦的其他弟兄与孔府的亲缘数代不断，我是“老五支”孔尚睿的长子长孙之后代，下面要说的“孔林官司”就发生在孔子第七十五代孙我的曾祖父孔祥 身上。
孔祥 ，字瑞唐，曾任汶上县农民协会会长，至圣庙七品执事官、汶上思圣宗鲁讲习三堂奉祀官。孔瑞唐读书不多，学问修养却不低，尤其善于“说理”，在族中有一定的声望。他常去孔府走动“求帮”，令贻去世后，陶氏也常接济他。有一次他去孔府，孔令煜（代管府务，与《孔府内宅轶事》有出入，是否就是“ 光”？）回家了，此时临近大祭的日子，按规矩是要斋戒沐浴、诚心净虑，否则即是对祖先的大不敬，是要受到谴责的，他风趣地说：“这个时候还宿宫呀！”。侍役报知令煜后，其马上警悟，赶快请客谢罪。
1940年到1942年抗战期间，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国际官司，中方的一个家族告日方的一个商团，一直告到裕仁天皇那里，结果几经周折，竟然打赢了，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人争了气。这件事，在一些回忆录及地方史上均无记载，《孔府内宅轶事》中曾谈到八年抗战期间孔府的经历，但无提及此事一笔。现在当事人已不在了，目击者更寥寥无几。孔瑞唐的夫人董三莉，今已近九十高龄，现据她的回忆记录下来，作为史料供后人了解、研究。
1940年秋，天气渐凉，曲阜孔庭族长孔传王育（《孔府内宅轶事》中称此人“五四”时气死，作者似错了。据我父亲讲他13岁时正值这场官司进行期间，他祖父曾带他见过这位老先生，其家门上挂着“孔庭族长公署”的牌子。那时他已80多岁了，坐在躺椅上，吩咐他的五儿子抓点心给我父亲吃……），派了一个人悄悄来到汶上。那人身穿大褂，腋里挟着一卷家谱，对外谎称专来送谱。他名叫孔兆木兑，，曲阜孔村人，是孔宪备（刘少奇1963年祭孔时他任主持人）的亲叔。
那谱中夹有传王育 的一封亲笔书信，请瑞唐来曲阜商量大事：族中告急。
曲阜地下有煤，在历史上世人皆知，但历代尊孔，为保“圣迹”严禁开采。有不少当地人在自己庭院中挖地瓜窖时，常常浅挖即见煤。但要绝对保密，如被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原来，日本某商团老板宫田真吾（音译）欲在曲阜房山一带孔林开矿采煤，直接威胁孔林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古迹之保存，此事在当时当地反响很大，在中国人中有反对有赞成更有麻木不仁的。宫田为了瓦解反对派甚至采取送股份的办法拉拢孔族中的有影响人物。但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保护国家重点文物和圣迹的大事，捍卫我中华民族光辉历史文化的遗迹，人人有责。因现在正值战乱，且衍圣公不在家，又是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日本商人要开矿，此事棘手非常！他们几经交涉进行阻挡但均不奏效，无奈之下最后决定悄悄上告。都知道汶上嫡根很旺，大宗户（天下孔姓分20派60大户，以大宗户为嫡裔）比曲阜还多，经举荐汶上的老五支长孙孔瑞唐被族中推为出面打官司的人选。嗣后他们曾在上述孔氏家祠多次开会商议此事。
经过商量，大家决定由瑞唐执笔向南京汪伪“政府”和日本天皇同时投书起诉。当然，这两封信的口气是不一样的，给汪靖卫的信口气强硬些，内容大体是责以肩负民族大义、义不容辞地捍卫我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请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不要背叛了祖宗，要站在中国人一边，制止日本人毁林开矿。汪靖卫很快回了信，表示将尽快“函照日本大使馆”。但由于汪“政府”是傀儡政权，此信没起任何作用。
给日本天皇裕仁的信则比较策略，从中日文化角度赞扬孔子是东亚文化之鼻祖，日本既倡言与中国同文同种，而中国之民族文化遗产，日本亦有保护之责任。历述各代保护圣迹禁止开矿之事。声言“开矿毁林是为蝇头小利而害大义”并说“日商宫田真吾，只知唯利是图，日本政府和天皇陛下如察之，定不允准……”“请求明令禁止……”
裕仁天皇数月后回了信，并责令兖州区井出（音译）司令官处理此事，禁止宫田开矿，这在当时无疑触怒了日方势力。在天皇回信前，一切活动都是秘密的，宫田因井出撑腰什么也不顾忌，积极筹备开矿。汪“照会日使馆”，井出毫不理睬，但见到天皇的手谕后他却不敢违命了。可他们并不甘心，想采用软磨硬泡的办法，决定把孔瑞唐幽禁起来，一方面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以防其再进行活动，另一方面逼他签字同意开矿。
1941年夏，井出下令，由汶上县日本顾问龟井（音译。沦陷后的伪政权在每个县都按插有一名“日本顾问”，执掌实权）出面，押解孔瑞唐到兖州训练所，并专房专人看守。此所在兖州城内山子园街，当时是关押思想犯的地方。审讯期间日本人软硬兼施，多次对他进行身心折磨。
他被关了年余，终未妥协签字。井出迫于舆论压力及天皇命令的威慑，加之县长及不少族人多次作保营救，终至次年春节前才不得已释放了孔瑞唐。这期间，董三莉多次去探望，据她说经常通过一个姓姜的翻译官（口音是东北人）及一个老和尚（当时的佛教会会长，叫释心一）给通融，花了不少钱财总算保住性命。在这场官司中，孔瑞唐一家倍受煎熬，他差点丧了命，家境也由此衰落了。
孔瑞唐被释放后，在当时都认为他急公赴义、不顾身家性命，保住了孔林同时也为中国人争了口气，很光彩荣耀也倍受尊重，不少族人和地方绅士以及亲邻等前来慰问、接去洗尘，络绎不绝、数月不断。
有关打官司的文件，包括两封信的底稿，复信原件，后来一直存在老宅后壁。1963年被抄，下落不明。我那很相信政府的祖父孔令钤经常提及些事，临终前还念叨过这些文件肯定在县公安局存着呢。
在这场官司中，孔氏族人敢于同侵略者抗争，且几经周折，终于获胜，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其中，虽然不乏各种因素的作用，但应当说其先祖孔子的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1990年8月20日于汶上
（本文在1992年1月25日省政协《联合周报》首刊后，先被《阅尽人间》杂志、《山东侨报》、《走向世界》杂志、《东方圣土》杂志、《炎黄春秋》杂志、《市场与生活报》、《商报》（菲律宾）、《对剧电影报》、《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汶上县志·文化志》等选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