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代荆浩匡庐图185.8cmx106.8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交易方式与书画的作伪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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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荆浩 匡庐图 185.8cmx106.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交易方式与书画的作伪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馀锭新之”。
吴氏多次去了龙宫寺，与那里的古董商人素有交往。如己卯(1639)九月五日，他曾记叙在一家古董店里看画，其中一幅还是黄公望所作，名为《赠别图》：“此图在龙宫寺，观于邑中金虎臣令郎手。虎臣笃好书画，收藏甚多。是日所见元人画六幅可一记者仅此。”二十天后，即己卯(1639)九月二十六日，他又于“龙宫寺中金虎臣乃郎手”观倪云林《紫芝山房图》小纸画一幅，唐子华《捕鱼图》绢画一幅、王叔明《杉溪图》小纸画一幅、马文璧《山水图》大绢画一幅等四图，另有“黄大艺品投资痴横张纸画册子十二页，董思白跋”，是“金收藏名画也”。可以看出书画的流动十分迅速，且当中也有名画的存在，想必有专门的艺术品店铺。
五代 荆浩 匡庐图(局部)
其时徽州书画市场的交易方式已是十分多样化。吴其贞购买书画作品，有的是在道院成交，说明佛寺道观起着中间商的作用。如“住元振兄山中，乃一孤僻高僧也。手中藏有贯休《长眉长者图》绢画一幅，气色尚佳，相貌慈善，笔法沉着古雅，绝无时俗气。”吴其贞原本想买下，且已谈好价格，但临时有急事，故未能成交。当然，获得书画的方式多种多样，也有别人赠送而来的，如上文中提到的吴其贞赠予陶元祐的画就是一例。
除了以上提到的龙宫寺外，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多次于“邑中市上”购画，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由此不难看出，这时期随着艺术市场的繁荣，开始出现专门买卖书画的市场。这是成熟完善市场所必备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书画的快速流通。
交易方式除了市场购买外，还有各类的古董商登门求售，或鉴藏家之间直接交易。除吴其贞外，还有徽州榆林的郑廷奇。在己卯十一月时，其贞碰到郑廷奇，在他手上看到了柯九思的绢画《荆溪图》。这位郑廷奇“为人好修饰精洁，善弦索兼货古玩，游于朱门，人皆物色之”。有这种商人的存在，极大地方便了商品的交易。
既然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那么也不应仅限于金钱交易。事实上，这时期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等代替现金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与汪珂玉换沈周《阳冈图》，只是汪氏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可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此外，亦有以人情交换的方式。如在万历四十年(1612)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清初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鼎，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假，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到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其影响。据沈德符观察：“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元 倪瓒 虞山林壑图 94.6cmx34.9cm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之人忽然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以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璧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书画作伪的发达，使其方法亦花样百出。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残缺补全、临摹充真等，可谓无计不施，令买者防不甚防。
既然徽州的作伪如此明显突出，那么其周边地区自然也不能幸免。我们从当时邻近地区嘉兴的造假情况中可见一斑。如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李晔观倪瓒画有感而发：“云林画余生平目睹大小真赝几四十馀幅。今日无事。偶追步之。”当地大收藏家吴希元也时常有购进伪作之时。沈德符记载说，冯开之长君以《江干雪意图卷》“售徽州富人吴心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傅嘉禾朱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其昌)跋装裱于后，以欺于耳”。吴希元重金购得赝品，或与其门客鉴赏眼力不高有关。
同时，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月十六日，李日华在与朋友聚会时又看到数幅“名盛而实不符”的假画，颇多感慨，于是提笔在其中一卷上写道：“此异代异迹，诚为异宝。然须俟异识归异人，措大不能有也。竹影破窗，金玉琐碎，恨不能呵幻为真，各饱馋意耳。”在此种情况的盛行之下，当地的作伪者当然不会放过赚钱的机会。朱肖海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多次提到他。据说朱因善于修补古书画，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看来徽商受骗者可能不止吴希元一人。
除嘉兴外，南京和苏州也是伪物遍地。万历四十年(1612)底，夏贾从南京来访，身无一件书画，无可奈何地告诉李日华：“今日书画道断，卖者不卖，买者不买，盖由作伪者多，受给者不少，相戒吹刘，不复敢入头中耳。”还有苏州也是这样，有一次李日华说：“近日苏人书画舫，满载系伪恶物。”当地的专诸巷可谓是专业作伪的集中地，这里生产的赝品在社会上流传很广。据李日华观察道：“王丹林从武林回，来谒云，余身于僧宗朗处所见《阁帖》，乃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果中余摸索矣。”赝品让李日华摸索了许久，可见其作假的水平也相当之高。
在作伪者日益猖獗之时，鉴定家应运而生。徽州地区出现了吴廷、吴祯、詹景凤等大鉴赏家，他们的鉴定水平一流：“昔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也?”有了这些鉴定家的存在，书画购买时的风险相对减少，他们鉴定真伪，排除赝品，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的秩序。
元 倪瓒 虞山林壑图(局部)
在作伪者日益猖獗之时，鉴定家应运而生。徽州地区出现了吴廷、吴祯、詹景凤等大鉴赏家，他们的鉴定水平一流：“昔者但称吴人具眼，今具眼非吾新安人也?”有了这些鉴定家的存在，书画购买时的风险相对减少，他们鉴定真伪，排除赝品，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市场的秩序。
徽州与周边市场的互动
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 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地区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当地的徽州人时常与外地的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市场上书画作品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1602) 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著作《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如：“吴中诸名公皆以为唐时石刻。予曰:‘不然，画法比北宋似过之。说唐却又不是，字法非北宋能，比唐却又不及，殆五代人笔也’。
已而，弃山公记臆曰:‘升元是五代李主年号，会阁成，僧来请名，后主遂以升元名之。’”由于奔波于各地的艺术市场，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江南与徽州地区在收藏及审美喜好上的前后关系是：“要以太史短幅小长条，实为本朝第一。
然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自酷好，所过遇有太史画无不购者。见者掩口胡卢，谓购此乌用。是时价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千耳。余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后有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醉悬黎矣。”此段文字中，詹景凤除了夸耀自己的眼力高明之外，还表明在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元 柯九思 晚香高节图 126.3cmx75.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说到底这是也是市场的互动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徽州收藏以“元四家”等南宗画家的作品为主。在董其昌徽州交游之前，那时的市场基本状况是：“吾族世蓄古书画，往时吾新安所尚，画则宋马、夏、孙、刘、郭熙、范宽，元颜秋月、赵子昂，国朝戴进、吴伟、吕纪、林良、边景昭、陶孟学、夏仲昭、汪肇、程达，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而不言王叔明、倪元镇，间及沈启南，价亦不能满而三金。又尚册而不尚卷，尚成堂四轴，而不尚单轴。”
而多年后，王世贞曾说：“画当重宋，三十年来，忽重倪云镇以逮沈周，价增十倍。不同层面浸润整个江南文化圈。由此也让他们对元画产生兴趣，从而影响其收藏。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及收藏家来此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其中董多次来徽州，他在交游购画的同时，亦留下了许多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他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亲自所写。同时，著名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钱谦益曾从丛睦坊购置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吴其贞记载，辛巳年(1641)十一月，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其他作品：“以上二图在子含去非馆中观于虞山宗伯手。是日，仍见宗伯行囊中。入记中者有：黄大痴《洞天春晓图》、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天图》、王右军《平安帖》。不入记者: 褚河南《西竹经》、米元章《多景楼诗》、米元章《题定武兰亭一记》。以上皆得于溪南丛睦坊者”。还有沈周游“新安时，江念祖师事之，延诸村中，为作《瑞金秋霏》《长湖烟雨》诸图”。
北宋 赵佶 鸲鹆图 88.51cmx52.42cm 南京博物院藏
徽州发达的艺术市场，使得苏州的古董商人也慕名来此收购艺术品。如上文中的郑廷奇，便是一位长期从事古玩买卖的苏州商人。
除了这些知名的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外，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我们熟知的吴其贞就是一名牙人，他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走，买卖书画。他曾得梅道人《竹溪泛艇图》小纸画一幅于常州陆家达处。在丙午年(1666)秋七月五日，又偶获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于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壬子年(1672)八月廿二日，购僧梵隆《高僧图》纸画一卷于苏州吴子敏手。吴其贞还曾获得到黄公望的《剩山图》，后来转卖出。又如著名的王越石，徽州居安人，他与吴其贞也有交往。据吴介绍，王越石为“居安人，与黄黄石为姑表兄弟，系偶若亲叔也，一门数代，皆货骨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他与嘉兴的汪珂玉经常进行交换或买卖，后来回到家乡联合其叔父一起做古玩生意，利润不薄。
有了这些参与书画交易的人，使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书画市场日臻完善。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
除此以外，还有一大批徽州人长期居住在外地从事书画买卖或收藏。如居住在嘉兴的歙县籍藏家汪珂玉，出身于徽州地区重要的收藏家族。他的家族三代极富收藏，在《珊瑚网》中汪氏著录了很多自家的书画藏品。钱谦益与他多有往来，并称：“新安汪宗孝(珂玉)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丰。”吴其贞在《书画记》中也多有提及他与徽州汪氏的交往，如他在汪氏处获观盛愚《古木垂钓图》：“此图得于汪中绥手，仲绥为人蕴藉，雅能博一占，目力超众，前辈鉴赏家。每每推敲于彼，故世人呼为古董秀刁。时己卯三月之既望。”此外，徽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载了一位开铺于杭州岳庙前十余年的歙人，其人名项宠叔，号玉怀道人。另有江苏扬州的吴振鲁，讳藩，是“歙之南溪人，商于淮扬。好古玩，所藏重器，得于榆村程氏、丛睦坊汪氏者多。”由此看出，徽州地区艺术品流出的去向之一还有巨商云集的扬州。
明 董其昌 高逸图 89.5cmx51.6cm 故宫博物院藏
苏州也是徽州书画藏品流向的另一去处：“赵松雪《归去来图》，马和之设色《山庄图》等五图，在扬州观于吴能远手。能远，歙之西溪南人，与‘五凤’属为兄弟。崇祯年间，家于阊门。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此是所剩余物耳”。徽人吴用良，也是“出入吴会，水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会倍。自言出百金而内千古，直将与古徒，何不用也”。
然而，明清易代，战乱不断，使社会经济严重受创，康熙《徽州府志》明确记载了此时的社会变迁:“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战乱后的徽州，书画交易萧索起来，不少藏家家道衰败，收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消散，或遭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
明 董其昌 高逸图(局部)
己卯年(1639)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
二十多年后的康熙六年( 丁未，1667)，吴其贞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
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市场的运行方式及兴衰的原因，为当今艺术市场积累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