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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郭维森新著《屈原评传》(作者:周明)

      作者:核实中..2009-09-09 18:09:13 来源:中国国画家网

        郭维森先生近30万字的新著《屈原评传》,于1998年12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认为,这本书是他40年楚辞研究的总结。

        《屈原评传》在屈原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都精心地选择了从古到今有代表性的说法加以评述。如关于《离骚》的作年,他介绍了王逸、朱熹、王茂元、王夫之、龚景瀚、王闿运、游国恩、孙作云、刘永济、马茂元、郭沫若、姜亮夫、林庚诸家各自不同的说法和根据。又如关于《离骚》中的“求女”,作者介绍了古代人的七种说法和现代人的三种说法。对于某一问题古今学者中有相反意见的,则介绍双方各自的理由,如讨论《远游》的作者,作者列举了怀疑屈作的三点理由,又列举肯定为屈作的四点理由。但郭著并非纯客观地罗列众说,而是一一出以已意,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在该书《内容简介》中说:“本书对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作品真伪等问题,多用介绍众说并加分析的方法,避免勉强作出结论,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以便进一步开展研究。”这是一种民主的学风,有助于读者较深入地了解楚辞学这门学问。郭著介绍了古今研究的大量信息,使读者能迅速了解某一问题从古至今聚讼纷纭的状况及争论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将楚辞学史的内容分散到各个专题之中,大开了读者的眼界。而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则尤有稳妥可信之感。

        尽管屈原及楚辞研究有许多历史难题难以定论,作者仍采取各种方式尽量表明自己的见解。在资料缺乏,实在找不出新材料作为资证的情况下,作者往往从情理上作出决断。其次,郭著很注意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以之匡正前人之误,并勇于澄清自己以往的模糊认识。复次,郭著十分注意利用考古的新收获解决楚辞研究中的问题,以证实自己的观点。再者,郭著中利用文字训诂之学研究楚辞也取得了成绩。作者一方面不赞成仅仅“从声韵通假或声音相近着眼”随意提出新说,另一方面本人却以坚实的文字训诂功力结合作品内容求得词语的确解。

        作为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屈原评传》的显著特点就是把屈原的思想作为研究的重点。郭著的屈原思想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不是简单化地判定屈原思想属于哪一学派,而是具体剖析屈原思想的有机构成,确定其历史意义。作者认为以某家某派来范围屈原是不合适的:一是所谓“九流十家”是汉代人归纳出来的,虽大体上可以成立,而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实际情况要比它复杂得多。《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对当时的流派有不同的划分,某一学派内部也有区别。二是先秦各学派间既互相攻击、辩难,也互相借鉴、吸收,发生转化,学说之间有同有异,并非壁垒分明、水火不容,而战国后期学术已出现了打破门户界限的趋向。三是屈原并非学术之士,而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对许多学派的思想都有所吸收,也有所摒弃;屈原的思想又异常丰富,包括政治观、天道观、人生观、审美观、爱国思想等方面,超出一家一派的范围。作者据此认为:“与其勉强地将屈原归属某一学派,还不如检查屈原在他的诗中,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笔者认为这一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2.多方比较,确定屈原思想的构成及其意义。不仅有横向的比较,而且有纵向的比较。
        对屈原政治观的研究是横向比较的适例。作者分析屈原的“美政”理想,指出其称道尧舜的含义是主张以德治统一中国,这一思想与《孟子》一致,作为“德”的注脚,其称美“善”与“义”的原则,则得之于《墨子》与《荀子》。在分析屈原主张以法治限制楚国贵族集团时,指出屈原好用“绳墨”、“规矩”等词语作比喻,与《荀子》、《韩非子》有共同点,但屈原的法治主张与法家不同,他不赞成极端的功利主义,而是主张以德治民,不以严刑峻法来规范人们的行动。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这使他与后期的法家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与儒经的集大成者、后期法家的启迪者荀卿有较多的相似。”在分析屈原的重民思想与举贤授能的主张时,也与诸子学说反复比较。这种研究方法显得十分深入、细致。

        对屈原天道观的研究是纵向比较的适例。为了分析屈原的“彻底怀疑的天道观”,作者从上古谈起,追溯从原始社会以来一直到春秋时期天道观的发展轨迹,然后指出春秋以来重人事、轻天命的思想始终是作为相信天命、依赖鬼神的保守思想的对立面存在的。经过这一番梳理,说明屈原的彻底怀疑的天道观是在这样的思想土壤上产生的,就十分可信。接着,作者详尽地分析了先秦诸子的天道观,从比较中进一步阐明屈原天道观的特点。继而从他的《天问》中提出宇宙起源、天命论、时间观念、天人关系等问题,一一加以剖析。这样,通过多方面的纵横比较,得出了相当准确的结论。

        3.锲而不舍,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屈原是否有爱国主义精神,是当代楚辞研究的热点问题。古代的研究者如司马迁、班固、王逸等多半认为屈原有忠君爱国的思想。郭氏早先写的《屈原》中也肯定屈原是爱国诗人,屈原有爱国思想。但这一认识并非人人都已接受,前些年学术界曾出现了屈原爱国主义否定论。对于这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作者坚持了自己原来的认识,认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屈原的基本评价以及对他给予后世的积极影响的确认,是不容回避的。”为此,他在《屈原评传》中以更大的耐心,用更多的篇幅捍卫了自己的观点,深化了自己的认识。

        作者首先分析了春秋战国时期“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春秋时期周王朝的共主地位虽然还能维持,“但这却并不妨碍各诸侯国作为相对独立的国家存在。这些国家也都具有保卫土地和人民的职能”。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连共主的名分也已失去,各诸侯国的独立性质更强。当时的兼并战争异常残酷,特别是秦国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杀戮更具有野蛮性。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密切相关,人民关心国家的存亡。作者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设想封建诸侯的军队是别国老百姓的解放者,老百姓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恰恰相反,对于敌国的入侵,人民往往“涕泣相哀,戮力同忧”,“男子战斗,妇人转输”。士大夫和民众爱他们的国家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样,作者就从人心的向背上讲清了爱国思想存在的必然性。其次,作者列举了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忠于本国、保卫国家的志士仁人的爱国事迹,指出在春秋时期“体现在平民身上的卫国意识和爱国观念也是相当强烈的”;而在战国时期,“虽然总的目标趋向是统一,但在发展过程中,爱其本国还是一些志士仁人的行为准则”。这就从历史事实上讲清了爱国思想存在的客观性。再次,作者提出,我们不应“根据历史的结局去曲解历史的进程”,“只因为最终由秦国完成了统一,便认为各种的抵抗都属徒劳,都是阻碍统一、违背历史潮流的,那将十分错误。持这种观点,势必将那些主张投降的人、谋一已私利削弱本国力量的人说成是得风之先,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人,这岂不荒唐?”最后,作者对“楚材晋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只是当时种种社会现象之一,而不是全部;过分强调“楚材晋用”,就会造成以偏概全、似乎爱国主义已不存在的假象。以上这些论述表明郭维森先生关于屈原爱国思想的认识比旧著《屈原》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

        在《屈原评传》中,作者除了继续深化其楚辞学史的研究外,又开辟了几个新课题:风骚传统的巨大影响、楚辞学的建立与发展、楚辞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屈原为题材的艺术作品研究、楚辞在国外的影响等。作者把这些新题都列入第六章,从而构成新的知识体系,进一步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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