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想家的郑板桥——读王同书《郑燮评传》（作者：竺洪波）

郑燮（1693-1765）其人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晚年曾三任县令，为官清正，从政勤勉，史称“循吏”、“多惠政”（《清史稿》郑燮本传）。然而由于他为人耿直，至于狂狷，耻于钻营，终因不合于当道，又加其时政事昏暗，使其政治抱负、社会理想不得实现，仕途上也再无进展，最后落得个三条毛驴驮书还乡的下场。尽管如此，他的聪颖过人，学究天人，洞察时世，特别是作为他处世格言的“难得糊涂”、“吃亏是福”两则座右铭，不仅至今仍风靡于世，随处可见，而且作为一种艺术观念、人生哲学，更具有其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郑板桥作为扬州画派也即“扬州八怪”公认的魁首，诗书画三绝，艺品、人格双修，成为后世楷模。一方面，他平生光明磊落，常以兰竹自比，并亲笔写下“兰有幽芳，竹有劲节”八个大字自励，达时为国为民，穷时独守其身，在古代社会堪称堂堂正正的伟丈夫；另一方面，又因性情乖张不群，待人接物逆于常态，故而他与八大山人、石涛、蒲松龄、孔尚任、纪昀等艺术和学术大师先后并立于世，他与惠栋、戴震、袁枚、吴敬梓等大学者、大文豪也有过从酬唱，又似乎没有从他们那是得到什么“谬奖”，倒是“常人尽笑板桥怪”，“怪”成了他最普遍的定评。借用鲁迅评论金圣叹，我们可以说，郑板桥的确是中国十七、十八世纪之际的一个“大怪杰”。

这样一位复杂离奇、充满矛盾、多面立体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多卷本的《郑板桥全集》早已整理出版，成为研究郑氏最完整的原始资料；近年又有多种关于郑板桥的专著问世，为人们认识这位“大怪杰”提供了便捷的途径。然而我们注意到：目前已有的专著，大多是将其作为一流之艺术家，集中于郑氏的艺术创作来进行研究考察，其视角自有合理之处，其评价、结论也每显公允，不过又总给人美中不足之感。因为郑板桥固然是不可多得的杰出艺术大师，其诗书画三绝系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在艺术理论上，他的“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的创作观，更是魏晋以来绘画理论的大成。但他在清代历史上还不失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其成就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决不能局促于艺术一隅；事实上，郑板桥研究的视野亟需扩大、拓展。所以，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王同书先生的新著《郑燮评传》从思想家的定位切入，另辟蹊径，用新颖独特的观照视角，在整合、汇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郑板桥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以异样清新、流亮的文辞勾画出一个思想家郑板桥的风采，该书一经推出，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欣然之感。

《郑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将传主的生平业绩、思想风貌和艺术造诣进行全方位展示，撷取了全新的路数，立论新颖。这首先源发于匡亚明先生（已故）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丛书规模空前，卷帙浩繁，“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一览无余，首批著述推出以来，影响巨大，倍受好评，郑氏在其间占据一席，显示了匡老非凡的卓识，于郑板桥则可谓得其所哉。其次，与《评传》作者王同书先生对郑板桥独特、精深的理解有关。在同书先生看来，郑板桥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其艺术精神是体现他特有的深邃思想的，或者说艺术作为文化载体，具有丰富的思想和历史底蕴，所以将郑氏定位为思想家比诸艺术家更贴切、更合适，本身就是对作为艺术家的一次提升。他写作本书的原则是：“我们所写的评传一定要体现这个‘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而不仅是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数学家……作‘名家’评传，这就要将所写的传主置于‘中国思想史’的座标上来考察，要从体现‘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这个角度切入，要能自然、贴切地体现所写对象的特色和光彩，这些‘特色和光彩’还必须是该人真正存在的，是我们慧眼的发现，而不是牵强附会、生拼硬贴的。如果体现不出，体现不好这些‘特色和光彩’，那就失去思想家评传的特色了。”（见《评传•后记》），通读全书，作者通过对传主思想材料的梳理、整合，这一意图是基本实现了。全书洋洋大观，几达三十万字，分为《寒儒家世》、《奇想怪行》、《诗文怪杰》三编；其核心是中编之“奇想怪行”，全面、完整地记述、阐释，评介了郑板桥思想的“活力、特色和光彩”，并有意识地将其贯穿于上下各编。以此串联全书，具体涉及“难得糊涂”、“吃亏是福”的人生哲学，“物物平等”、“物我平等”的自然观念，“民吾同胞”、“倡扬人性”的近代人道主义思想（萌芽），“循天之道”、“为天之仁”的社会理想，以及“怒不同人”、“随心所欲”的艺术创作法则等等，内容十分宏富。其中在论述“难得糊涂”之类中国式的大智慧，“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的平等观念，“食禄千万钟，不如（费妈妈的）饼在手”的母爱思想等章节中，尤显精彩，可谓视野开阔，论述透彻，新见迭现，给人以很大的启发。可以看出，同书先生对这些思想不仅有自身独到的精细感悟，而且还有清晰的理性认同和价值判断。

将传主定位为思想家，还必须按思想家评传的要求，选取符合郑氏思想本色的文风。对此，同书先生的步骤是：首先研读《郑板桥全集》，吃透思想，摸清“家底”，再将它们分门别类予以归纳、整合，并将其纳入整个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之中，或上探其源，下穷其流，探索它与古代思想家的承传关系，或对郑氏个性化的思想观念进行重点论析，以揭示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新贡献。落实到写作文风上，作者既注重文采蜚然，又强调“文如其人”，符合郑板桥的本色。“写郑板桥须先学郑板桥”，这是同书先生写作此书立下的准则之一。在这个方面，同书先生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一生治学不懈，通书画，精格律，善诗文创作，著有二十余种学术专著，艺术灵感与学术思维都非常发达；他还是郑氏乡人，与传主同受维扬文化沃土的哺育，所以与郑板桥有一种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认同感，他与传主之间早已产生了一种冥冥之中的神交。郑板桥的文风和书画风格是“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不落旧套，怒不同人。与此相应，本书的文风从整体上为清丽流亮，富有灵气，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势在必然。记述、评析追求删繁就简、繁简得当，言简意赅，体癯神丰的境界，全篇上下，既无“宵寐匪祯、札闼洪庥”之类的繁复，又无“环滁皆山”、“逸马杀犬于道”一类的简陋，不同的读者都能从清丽、流亮的语境中领略到郑板桥这位“大怪杰”思想家的丰采。他甚至在《评传》的最后一页，还念念不忘像他的乡贤那样来一次“书后又一纸”。

《郑燮评传》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值得一谈，那就是其中传评互动、考辩结合的学术方法。评传这一文体发轫于司马迁的记传文学，“实录”是其基本的学术品质。传主距今约三百年，诗文繁富，经历曲折，加上民间传说世代沿袭，影视曲目推波助澜，其间真假混杂，真知与谬说缠夹。要辨明其真假，还原其历史面目，塑造符合历史真实的思想家形象，既要有历史的观点，又离不开现代精神的洞察，对于现有的材料更必须作一番排云破雾，或是磨光刮垢的去伪存真的考辨工作。对此，同书先生用心最多，并卓显成效，对许多疑难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考订，纠正视听，避免了以讹传讹。如众所周知，郑板桥尊崇徐渭，自号“青藤门下牛马走”，并以此刻为印章，多方使用，但一直被后人误传为“青藤门下走狗”。“牛马走”与“走狗”虽意颇相近，但境界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别：“牛马走”系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之谓，有很深厚的文化底气，而“走狗”两字不免低级趣味，郑板桥虽狂怪当亦不为。同书先生援引今人喻蘅先生的考证成果，指出“走狗”两字当为从与郑板桥同时代人童二树损益郑氏之诗句“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见袁枚《随园诗话》卷六）中误植而来，言之成理。又如关于郑氏的狂、怪，《评传》经过仔细分析、论述，认为虽可涵盖郑板桥的个性特征，但究其实质却是孔子所云“狂者进取”之“狂”，书画艺术“取怪为美”之“怪”，既非一味的愤世嫉俗，也非一味的对所谓传统思想的叛逆；结合中国的思想传统看狂怪，一方面可以准确地理解郑板桥的思想特征，避免将其随意拔高；另一方面也客观地指出：“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的现象，委婉地批评了某些无视历史、割裂历史的肤浅文风。

“富于笔墨穷于命”，这是郑板桥一生的自喻，其坎坷人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古代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他的丰富的思想与艺术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是郑板桥对中华文明的特殊贡献。正是整个时代的精神，造就了郑板桥这一伟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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